中部地区公共支出调整的三维经济发展效应

摘 要：

笔者从政府职能转型的视角，基于协整理论和VECM，运用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公共支出调整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三个维度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调整公共支出结构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在长期内能够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中部地区短期内公共支出规模调整和结构转型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不存在均衡关系，因此中部地区政府公共支出的规模调整和结构转型不是经济发展的短期原因。

关键词：政府转型；公共支出调整；中部崛起；实证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124）；省部共建项目（SBGJ090206）；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资助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刘俊英（1974-），女，河南商水人，经济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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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0-29

引言

中部地区主要是指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与河南六省。中部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总土地面积约120.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0.7%，总人口3.6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1%，其中农村人口高达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是我国的人口大区和经济腹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受海外和沿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辐射比较弱、缺少劳动力以外的资源禀赋、市场化、工业化程度低等原因，使得中部地区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与其相关，各区域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明显不同（李小建，2012）。对于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急切渴望摆脱贫困陷阱的中部经济来说，制约其发展的市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起点较低和市场制度的缺失。政府部门必须就市场建设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社会公平、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分配等方面承担起基本的责任（林伯强，2005；吕炜 等，2008；宋丙涛，2012；孟昊，2011）。就公共支出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数量反映而言，政府的责任是调整公共支出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化，使其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关于公共支出的经济效应尚无统一的、确定性结论。Barro（1990）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当政府增加消费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会下降；当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开始会上升，但最终还会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规模都有所扩大，但产生的经济效应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支出结构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马栓友，2003）。张钢等（2006）采用省际横截面数据揭示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政府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性。靳春平（2008）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但他们的研究并未对特定区域内政府支出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将焦点汇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并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3个维度，分析中部地区政府公共支出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实现中部崛起的政府财政支持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思路。

一、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支出水平：现实描述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3%、11.8%、11.7%、12.9%、11.4%、11.0%；而同期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年均增长速度均高于13.5%。2009年中部地区GDP总量为70577.6亿元，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5.89%，却仅占全国GDP总量的19.39%。从居民收入看， 2009年中部六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扩大到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08元。①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要关注经济总量及发展速度，同时产业结构也不容忽视。中部地区作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基地，客观上造成中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上的不尽合理。中部地区多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剩余劳动力过多，劳动效率低。2009年中部六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8729.1万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7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尽管经过多次调整逐渐趋于合理，但第一产业的比重始终高于全国同期第一产业的比重。2009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为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另外，城市化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从2005 年到2009 年，中部各省的城市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江西、安徽、河南、湖南4省都增长了5 个百分点以上，江西的城市化率从37.00%增长到43.18%；安徽从35.50%上升到42.10%，河南则从30.65% 增长到37.70%，湖南从37.00% 增长到43.20%；湖北和山西由于城市化基数较大，分别增长了2.80 和3.88个百分点，分别达到46.00%和45.99%。但从城市化发展速度看，河南省城市化发展最快，年均增长5.32%； 安徽省次之，年均增长4.36%；湖南省和江西省位于第3位，年均增长3.95%；山西省位于第5位，年均增长2.23%；湖北省年均增长为1.58%，相对增长缓慢。②如图1所示。

政府公共支出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财政支持。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截至2009年，中部地区公共支出总量由137.68亿元增加12473.11亿元，占名义GDP的比重却由18.36%下降到8.13%后又恢复到17.67%；全国公共支出总量由1122.09亿元增至76299.93亿元，而其名义GDP占比由30.95%下降至12.39%又增至22.75%，呈现出“U型”变化的特征（见图2）。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公共支出总量与全国一样在持续增加，但中部地区公共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0.6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公共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中部地区公共支出增加的规模较大，而且中部地区公共支出占全国公共支出的比例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