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广场舞如何跳出困局

一年前，国家一级演员、有沪剧“五朵金花”之一称号的陈d萍，开始关注广场舞。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每当夜幕降临，这名55岁的沪剧演员就会频繁出现在上海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对广场舞进行调研。陈d萍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今年年初，她将一份名为《疏导结合，让中国大妈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上海市人大。今年5月，上海市多个部门对这名人大代表的书面意见有了初步答复，她提出的部分建议，已被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大妈广场舞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必然性，优缺点同样明显。”陈d萍说，“我希望通过大家努力，让广场舞跳出困局。”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

陈d萍和广场舞较上劲，是在一次和广场舞大妈的冲突之后。

2014年3月的一天下午，陈d萍受邀参加一个戏曲沙龙。主办方“为了图个清静”，特意将地点选择在上海郊区一个“有艺术气息”的旧厂房内。参加这个沙龙的，全是喜欢戏曲的大妈。

沙龙进行到一半，一阵节奏感极强的舞曲，忽然在厂房外响起。声音穿过破旧的玻璃窗，在空旷的厂房里不断回响。厂房内的人面面相觑，“太不像话了！”短暂的沉默后，厂房内的大妈们冲出厂房，决定“跟她们把道理讲清楚”。

一番交锋后，两拨大妈互不相让，辱骂声、呼喊声夹杂在舞曲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最后，沙龙不欢而散，戏曲大妈悻悻而走。

带着满肚子不快回到家里，陈d萍开始关注起广场舞。网上一搜索，陈d萍才发现，围绕广场舞有更为“荒唐”的故事出现：2013年10月，武汉某小区的广场舞大妈被住户从楼上泼粪水;一个月后，北京一名市民因不堪忍受广场舞噪音，朝天鸣枪并放出藏獒驱赶跳舞大妈……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陈d萍突然意识到。此前，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长宁沪剧团团长、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的生活与广场舞完全不相干。

那次冲突后的一天晚上，陈d萍跟随自家保姆走进了她家楼下广场舞大妈群体。不过，她始终是观察者，从未参与过跳舞。陈d萍发现，在这些大妈中，还有几名在外“有头有脸”的退休教授。这些教授的出现，让陈d萍更感到“广场舞有意思”。

随后，陈d萍便将自己的舞台移到广场舞，开始对这种“文化现象”展开了为期8个月的调研。

“热衷于跳广场舞的人，主要集中在50～60岁年龄段的女性，约占全部人群的83.7%。其中，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据了全部人数的63.9%。”在对近300份样本分析后，陈d萍在书面意见里描述了广场舞参与者基本群体特征。她进而得出结论：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大妈新生活的有效载体。

“广场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现象，不能因为出现了矛盾就把它否定了。”陈d萍说。

跳广场舞的既有保姆也有退休教授，是社会变迁让她们走到一起

陈d萍调研的起点，是自家所在的小区。这是位于上海近郊的一个小区，不仅居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有钱人”。同时，这里还有大量的保姆。

刘晓云就是陈d萍所住小区的一名保姆。她今年5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生计，刘晓云曾组装过电视，在工地上做过饭。6年前，她到上海，成为一名保姆。“小区里除了雇主和保安，没几个人认识我们。”刘晓云笑着说。

自从小区开始有人跳广场舞后，刘晓云和其他保姆加入进来，“融入到小区的人际关系中”。而之前，她做完一天的家务后，多是聚在小区角落，和同是保姆的朋友聊天。

“这些在上海打拼的社会底层，普遍缺乏自身认同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广场舞就成为了她们的精神寄托。因为在这里可以‘以舞会友’，跳舞是种平等的交流。”在陈d萍眼中，广场舞不仅可以娱乐健身，也是社会阶层间的剂。

和刘晓云一道跳舞的，还有女教授彭易安。彭易安55岁，儿子在国外工作，平时只有老两口在家。她每天晚上都会站在人群后面，认真地跟随其他人一遍遍重复动作。“孩子不在身边，我得给自己找个精神寄托。”彭易安说。

在舒缓或者激烈的广场舞曲背后，陈d萍还听到过一些辛酸的故事。

家住苏州河畔的李素琴（化名）是一名退休工人，陈d萍一天晚上碰到她时，“她站在广场舞队伍的最后面，表情略显疲惫，动作有些笨拙”。这些特质吸引陈d萍走了过去。

初次相识，李素琴让陈d萍猜测自己的年龄。“我当时看她有60岁，但是出于礼貌我告诉她看起来像55岁的样子。”陈d萍回忆说。“她突然哭了起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她今年只有47岁。”陈d萍睁大眼睛，虽然已经是半年前的情景，她依旧掩饰不住惊讶的神情。

后来陈d萍得知，李素琴年轻时在一个家具厂工作。因为从事高污染工种，她在45岁时就退休了。退休后的李素琴依旧不能轻松，前年她的女儿去法国留学，高昂的学费又把这位退休妈妈推出家门，与人合伙做起水果生意。

然而，李素琴尽完母亲的责任，外婆的责任又接踵而至。女儿回国后结婚，夫妻二人一起到外地工作，又把小外孙丢给了她。“我每天就这一个盼头儿，只有广场舞才能让我轻松下来。”陈d萍一字一顿地重复着临别时李素琴对她说的这句话，“对她来说，广场舞是种解脱。”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广场舞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其他大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神态和举止都散发着乡土气息。

这是一群知青大妈。几十年前，她们从上海踏上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然后被输送到农村。到了退休年龄后，她们才得以返沪。一名今年62岁的大妈7年前才返沪，因没有住房，她与8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她和我说，她在上海几乎没什么朋友。”陈d萍转述那位老知青的话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其实不在自己手中，蹉跎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才赶上好生活，才有了娱乐的机会。”

除此之外，陈d萍还碰到了向她诉说为独生儿女减负、家庭困顿出来散心等形形的大妈。为此，她感慨道：“不是大妈们造就了广场舞，而是社会的变迁让她们别无选择。”

陈d萍的调研，就是呼吁“社会应该关注大妈的晚年生活”。

大妈广场舞的扰民问题，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

此前，上海市妇联做过调查，76%的受访大妈认为跳广场舞是为了“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调查还显示：大妈们感觉增强了体质占比68.3%;丰富了业余生活占比62.6%;促进了沟通交流占比44.4%。

可这个调查并不能阻止部分人对广场舞的诟病：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噪音扰民，甚至引发冲突。

去年9月，陈d萍出差宁波，工作间隙她在酒店附近散步，寻找跳广场舞的大妈。本来她对第一次外地调研充满期待，但眼前的一幕却似曾相识：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队来跳广场舞的大妈因为场地争执起来，双方各不相让，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互相推搡，眼看就要动起手来。

“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还在大街上因为这些小事大打出手。”陈d萍回忆起冲突的情节，摇了摇头。“大妈们有自身的问题，但这更加考验政府的管理智慧。”她说道。

种种经历后，陈d萍开始把调研重心，放在如何优化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上，“要把广场舞从无序变有序”。多年在社区一线演出的经验，让陈d萍在公共文化场馆的配置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社区里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天晚6点就关门，完全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她说。

在广场舞扰民的问题上，身为人大代表的陈d萍希望，政府拨款购置统一的广场舞小音量的正规品牌音响设备，从源头上控制扰民问题。同时，她还提出，希望上海各辖区每年都能举办广场舞的展演，让大妈走上真正的舞台。去年，上海曾举办过一次广场舞大赛，有近千支团队报名，在上海引起轰动。

今年5月，陈d萍收到上海市多个政府部门对她提交给上海市人大《疏导结合，让中国大妈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书面意见的答复。知道这些部门承诺将采纳她提的部分建议，她欣慰地笑了。她说：“不管是教授、保姆，还是下岗工人，她们在跳广场舞时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她们希望也理应得到尊重。”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