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徐坤《厨房》里的饮食男女

【摘 要】徐坤的小说《厨房》讲述了逃离婚姻围城的知识女性“枝子”，在取得事业成功后，想通过一场温柔的“爱情阴谋”重返牢笼而不得的故事。作家徐坤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洞悉人物的深层心理和人性本质，文本散发着浓郁的时代心理写实气息。本文试通过对小说《厨房》里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揭示使女性陷入现实困境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徐坤；《厨房》；人物形象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为娜拉设了两条路——堕落或回来，而为了生存，顶要紧是经济。作家徐坤在1997年发表的小说《厨房》延续了这一话题，出走后的枝子已取得事业的成功，她一出场就用“厨房语言”发动着一场爱情阴谋，期盼重回家庭。昔日憎恨得咬牙切齿的厨房怎么会成为当初“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的枝子多年后求之不得的渴望？

论者认为，作为女性失语空间之一的“厨房”，在小说文本中意味丰富，既象征着婚姻家庭、又象征着给女性支撑的男人的肩膀、还可以指代中国传统女性文化。枝子对厨房的前后截然相反的认知正反映了她生活态度和人生坐标在内心发生的更改。

一、人格独立的当代职业女性

尽管女性解放的呼声从五四时期一路喊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和认知几乎是岿然不动地代代相传。男人的战场在外面，女人的战场在厨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里。”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世界女权运动的发展，中国女性普遍得到了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女性的工作能力和社会价值得到广泛的承认和肯定。新时期女性枝子觉察到“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她不甘心做一辈子灶下碑，以一种决绝地方式，冲破了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勇敢追寻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家庭和自我实现发生矛盾时，在安稳的生活和生命觉醒发生冲撞的时刻，枝子选择了后者。

人，往往发现，当下正苦苦追求的东西，正存在于不被珍惜的过去里。名利双收的枝子开始厌倦商场的尔虞我诈，疲于虚与委蛇，在戕杀人性、腐蚀灵魂的商场的比照性的体验中，枝子深情回眸着厨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枝子急于为自己漂泊的心灵寻找一个依靠，一个能支撑自己身体的男人的臂膀。

从厨房中逃离，再渴望回到厨房，枝子的复归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回到原点的无功而返。无论是出走还是回来都是她主动做出的选择，是在经过尝试后做出的最合适当下心境的决定。枝子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着清醒的认知，对自己想要的生活敢于追求。当初不惜抛雏别夫地离开，现在设想和一个充满粗犷之气的艺术家组成家庭，并为之设下“玫瑰陷阱”，都是一个女性为改变不满意的生活现状做出的努力。在枝子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期职业女性自信、勇敢和独立的一面，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附男性的供养，在生活上不愿听从他人的安排，并不再回避自己的身体欲望，同时渴望平等地与男性对话，希望享有两性和谐相爱的共处空间。

二、固守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男性

艺术家松泽无疑是一个才智兼备、潇洒浪漫的男性形象，无论是画风中的野性和灵活，还是他举止中的洒脱和圆熟都使枝子芳心暗许。然而松泽拒绝了女老板的垂青和真情。男人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最实利目的出发，即使是貌似高雅、脱俗的画家。松泽选择留在家里与枝子半真半假地调情，完全是抱着不想得罪投资者的心理，随机应变地应付着。在意识到枝子的真心后，他能做的是不漏痕迹、自然顺利地撤离。

然而松泽拒绝枝子的理由果真如他自己所想，是不愿对人负责、不想被家庭套牢吗？如果仅仅把松泽看成是一个失去了爱的能力的“爱情侏儒”恐怕已渐离了作家的创作本意，同时浅化了小说的内蕴。小说塑造这样一个画家的形象，并不是为了批判男性不愿负责任的心理，更不是为了批判艺术家游戏人生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揭示男性对待职业女性，特别是对待事业成功的女性的普遍抵触心理。即使是一向被认为思想新潮、举止脱俗的艺术家男性，他们对异性的审美要求、对另一半的感情诉求和角色期待依然和广大男性一样没有多少进步，依然停留在传统家庭伦理的框架之中。

男性思维、男权话语依然是女性解放道路中不容忽视又难以挣脱的束缚。男性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出于对来自女性强势威胁的警惕和对自身世界主导地位的捍卫。作为一个为了商业实利而接受“女强人”投资的画家，松泽更明白女性在传统男性战场的打拼能力和潜力，更了解新时代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冲击，同时其文化贵族的外衣下掩饰着平庸、世俗的思想，他的女性观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正是男性普遍心理的反应。大多数的男性对女性和对世界的话语权的掌控心理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大男人”尊严，使其不欢迎越来越多的事业型女性的诞生，更不乐意接受一个“太聪明、太能干”的妻子。

与女性相比，男性面对感情可能表现地更为现实和理智。与枝子单纯想和心仪男性共建家庭的目的相比，松泽依然把女人当成男性的附着物和负担。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枝子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身份在松泽看来反而是压力，让人退避三舍。在这个提倡男女平等、呼唤女性解放的时代，松泽这样固守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男性，只得拿不愿结婚这样的话语来掩盖自己不合时宜的守旧思想，和潜意识中对“女强人”的畏惧与抗拒。

三、传统女性文化和男权话语构筑的现实牢笼

西蒙·波伏娃曾指出：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的束缚。表面上女性不再受男权的压迫，却在心理上仍依附于男性，而这种心理依赖又称为女性自我发展、解放的束缚，使她们几乎是不自觉地由表层的成熟、自尊转化为深层的不成熟和自我的迷失。[1]

“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爱情面前，聪慧如张爱玲、亦是如此。遇见胡兰成后，她说：“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枝子为了松泽，自带围裙、配料和食材为他做生日大餐。她满心期待、精心策划的厨房表演，放下女性自尊的温柔攻势，只不过使自己变成滑稽的跳梁小丑。

作家徐坤后来谈到自己的厨房时说：“《厨房》写于1997年……依稀能记得，原先想写的是‘男人在女人有目的的调情面前的望而却步’，写着写着，却不知最后怎么就变成了‘没达到目的的女人，眼泪兮兮拎着一袋厨房垃圾往回走’……小说的结局都不是预设的，而是随着故事自己形成的。但愿它不是女巫的谶语，而只是性别意识的愚者寓言。”[2]徐坤这种无意地让女性解放陷入重重失败的结局，带着作家主体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宿命和现实生存困境设身处地的思考和体验。

论者认为，在社会尚未达到男女真正平等、两性高度和谐的文明程度时，女性的解放不应只止步于指责个体改变不了的社会大环境和期待异性的思想进步与观念更新，而是需要女性在经济独立后，对自身心灵的解放，铲除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女性长久以来不断沉积的卑微意识和依附男性生存的脆弱心理。

注释：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徐坤.从“厨房”到“探戈” 十年一觉女权梦[N].中华读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