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人”的乡土呼愁

在30多年的进城潮中，打工者们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乡村社会中建立起了新的权威，最终正颠覆着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

2010年，一本叫《中国在梁庄》的书，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然而，在“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的过程中，青年学者梁鸿发现，梁庄本身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梁庄”，“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因此，“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这一切成为梁鸿再写《出梁庄记》的原因。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笔触“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通过拜访遍布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51位 “梁庄人”，梁鸿让那些曾在《中国在梁庄》中影影绰绰的身影具体了起来。

抛去地域因素，梁庄的这些打工者显然是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缩影，他们大多从事最卑微、最贫贱，甚至最危险的工作。在梁鸿的笔下，我们几乎看到所有曾在报章中读过的那些零碎的社会新闻。“蹬三轮”“富士康”“重金属中毒”“电话推销”“城乡冲突”，这些词汇和故事被梁鸿安置到一个个有着具体姓名的人物身上，变成了鲜活的生命，构成了与我们并行的一个真实世界。

当然，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梁鸿不是只片面地选择那些失败的打工者。在《出梁庄记》里，也有已获成功的“梁庄人”。《中国在梁庄》中曾提到过的有着神话般发财经历的韩小海，在《出梁庄记》中再次出现，但韩小海显然不会轻易地坦诚自己的发财史，对于别人指责他搞传销的传言，他更是矢口否认。韩小海们对于外出打工的老乡，以及留在老家的乡亲，意味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于后者来说，韩小海们代表着现实中打工者企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他们的存在，鼓励着一代代农村人带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这些“成功者”无论是个性还是行为模式，大多带有争议性，很难被其它打工者模仿，因此在他人眼中，这些“神话”包含了大量阴暗和晦涩的元素。

无论成功与否，作为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都面临着身份的困境：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令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寻找新机会，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却还是无法摆脱传统乡土社会的阴影。这种传统的阴影，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乡村的家族经济。第四章“内蒙古”中的“扯秧子”一节，就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一个人外出打工后，最后能从老家 “前前后后带出一百多号人”。这不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熟人社会”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以“我”为圆心，人际关系以同心圆的方式从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即使北京的那位千万富翁刘秀中，他为了事业决然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但是在内心却仍“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而他最大的满足也还是建立在同乡的逢迎和吹捧之上。

由此可见，乡土社会在瓦解的过程中，其传统或许正借由打工者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城市和乡村中得以重生。在《社会变革和婚姻家庭变动》中，社会学家王跃生曾提到，“按一般认识，集体经济组织被取消后，家庭组织理论将有可能重新产生”。如果说，王跃生在20世纪末的这项研究中曾预言性地指出了乡土社会传统重生的可能性，那么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就是用自己乡亲的真实案例证实了这个预言。更重要的是，预言背后还附带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王跃生提到，“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国家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将成为何种状态，至今仍未见分晓。”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打工大潮，在30年后的今天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王跃生所提问题的答案也正逐渐清晰。在30多年的进城潮中，打工者们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乡村社会中建立起了新的权威，最终正颠覆着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作为“前打工时代”最主要的两种乡村结构，宗族社会和集体社会已经瓦解，拥有了财富的打工成功者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新的权威。

许多观察家都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在跟着打工者朋友回到农村过了一个春节后，美籍华裔张彤禾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在了《打工女孩》中，“年轻的打工者操纵了乡村的节日生活，享受着金钱带给他们的权力”。事实上，在乡村中这种“权力”早已不只存在节日期间，而是贯穿于整个乡村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瓦解和重生一方面令进城的农民在心理和现实中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同时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维持现状的决心。但身份上的尴尬和困境，令他们只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却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于是，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带动变革的乡村社会，都在滑向一种病态，这种病态被梁鸿类比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 “呼愁”―一种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在梁鸿的书中，我们有必要质疑“乡土中国正在终结”的结论，质疑“陌生人式”的城市文化模式对“熟人式”的乡土文化模式的简单替代。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来说，真正的“中国梦”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在古老的土地上规划和建造起整齐划一的新楼房、新城镇，在我们的乡土传统中“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或者才能挥去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沉重“呼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