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明理学二程的性本思想

摘要：二程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和洛学的开启者。明道和伊川二人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性本论”是二程思想的特色之所在，也是其哲学思想体系中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二程的性格差异以及思想形成时间的长短不同，二程在其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程颢 程颐 性本论

一、程颢的性本思想

自先秦以来，对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各个朝代的思想家们都进行过讨论。二程性本论思想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思想基础上，又构建出了其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诸如“性即理”这一命题，在整个北宋理学的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北宋诸儒中，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之一的就有程颢论“性”的学说，这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有是极富特色的。《二程遗书》卷一云：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为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以不是性也。”[1]

“生之谓性”最初是是告子提出的说法，但程颢（明道）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告子的“生之谓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质，他认为人性是无所谓善和恶的，善恶都是后天作用来的。程颢“生之谓性”融合了孟子的性善论，以及《易传》的“继善成性”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他认为，告子并没有看到人在出生之前就存在的更高层次上的性，也就是天命之性。他只看到了在人生之后才产生的性。换言之，告子只认识到了“生之谓性”，而没有认识到“天命之性”。程颢则认为，在人生之前，无所谓性善或者恶，都是善的，这种是本然的天命之性。而伴随着人生之后，表现出了具体的“性”，有生才有性，这就是所说的“生之谓性”。

“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其字面意思是说在人生以后，在其现实生命中，性不离气，气不离性。“即”是不离的意思。对于程颢关于性的认识，我们又需要对气禀问题有所理解。在他看来，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人受天命之性是至善的，但受气禀影响的过程中有清浊之分，即有气的“精一”和“杂糅”的区别，导致善恶的不同，而并不是说性中原本就有善恶之分。《程邵公墓志》云：

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赋生之类，宜其杂糅者众，而精一者间或值焉。以其间值之难，则其数或不能长，亦宜矣[2]（卷四）

这段文字大多数学者理解为程颢对于气禀清浊及“精一”和“杂糅”的解释。这里所指的善恶很显然不是指封建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善恶，而是说气的“精”和“杂”的不同。人继承发扬了中正精一的气，那么就是善；反之，如果气有所偏或有所杂，则视为恶。这里的恶只是过或者不及而已，即所谓“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为之性也”。

程颢又说：“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3]（卷一）他用水来作比方，说天命之性像高山清水一样清澈，但在流经过程中受外界气的影响以后，有的水仍然清澈，而有的则变得浑浊。但是清水是水，浊水也是水，换言之，善性是性，恶性也是性。

明道又说：“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然“恶者非本恶，但或过不及变如此。” 又说：“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 [4]（卷一）水在河流中，无论是“清”还是“浊”，都不是水中原本就存在的相对之物。因此，水之所以清，是因为它本来就清；性之所以善，是因为它本来就善。由于人生受气禀影响，所以人有生而为善，有生而为恶。但恶并不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正如浊水是由于泥沙混入，澄清过后，浊水自然可以恢复清澈。所谓的恶都是后天衍生而来的，这种后天的恶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途径就需要通过“澄清”的方法。有的人性虽恶，但通过努力的修养，将气禀中坏的影响去除，变恶为善。程颢说，我们需要将浊水澄清并不是说另取清水替换，也不是说放弃浊水，而只是将浊水澄清变回原始的清水：“若无所污壤，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壤，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 [5]（卷一）

对于人“性”而言，也并不是说替换好（善）性，或者鄙弃恶性。人们所要做的单只是顺从自己的本然之性，让自己的本然之性呈现。通过“内外两忘”，才能自我超越。在对待外界的所有人或者事物中，都应该摒除杂念，心如明镜般，做出正确、恰当的反应。

二、程颐的性本思想

“性即理”，是二程性本论思想，乃至其整个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之处。实际上，这一思想出自程颐（伊川）。伊川作为理学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性，提出“性即理”之说，发展了儒家的性善论，形成了理学富有特色的人性论 [6]（173页） 。

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元其所自，未有不善。”[7]（卷二十二上）伊川认为性就是理，“性”指的是“天命之性”，无不善，结合历史史实，不难知道其“性”具体指代的就是儒家所说的伦理纲常。“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 [8]（卷十五），伊川说这些均指“人之本性”。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9]（卷二十四）。

如果说明道（程颢）没有完全将“生之谓性”和“天命谓之性”区分清楚的话，那么伊川则把这两点严格区分开了。有的学者则认为伊川性本论思想是性二元论，其二元论一种是 “天命之性”，也就是“极本穷源之性”；另一种则是“生之谓性”的“气质之性”，也就是人在生之后的性[10]（第270页）。伊川认为，孔、扬“亦不知性”[11]（卷十八）。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孔子所主张的“性相近”，杨雄所说的“人性善恶混”都只是停留在“气质之性”的层面，而不是最根本的“性”。

对于“天命之谓性”中性的善恶问题，伊川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观点，认为从人性的本原来说，人性是绝对善的。那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性中恶又是什么呢？是如何产生的呢？伊川说：“性之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 [12]（卷十九）。人“性”皆善，而“性”不善都是后天产生，受“才”的影响。这里，伊川提出了“才”的概念问题。“才”即伊川先生所说的“气质之性”，“生之谓性”指的是人的“气”；而“才”（材）的意思是指材料，即材质，两者合起来就是气质的概念[13]（第113页）。程颐又说：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

“才则有善于不善，性则无不善。”

“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14]（卷十九）

“才出于气”是说才由气中生。才的好坏，清浊是由气决定的，气清则才清，才清为正，性善；才浊为杂，性恶。世上的贤者和有德之人，所禀得的才清、性善；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是符合道的，同样也符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原则。虽说 “才清”为善，才浊也恶，但并不是绝对的，无法改变的。伊川说：

除是积学既久，能变化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15]（卷十八）

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然此论生知之圣人。若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无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弃是也。 [16]（卷二十二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川和明道一样，都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修养，由浊变清。就像水一般，清水是水，浊水也是水，浊水可以通过澄清变回清水。只要人坚定不移的努力，不自暴自弃，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向善靠拢，最终都会成功。

伊川所主张的修养方式是“敬”。伊川气质方刚，严肃整齐，犹如孤峰峭壁，一生严于律己。他认为这样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长久的修养变成习惯，那么自然而然地，邪念、不好的性都会减少，天命之性也最终恢复。“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存此，则自然天理明。” [17]（卷十五）。另外，伊川认为外在修养是指举止容貌的整齐严肃，而内在修养则是“主一”。“主一”的最终结果也是达到天命之性恢复。人的行为恢复到善的层面，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就是行为处事都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原则。

正是由于明道和伊川在对于如何修养从而追求内心“真理”的不同，不少学者因此认为，这正是后来明道被称为陆王“心学”的开端，伊川被称为朱熹“理学”的开端的原因。明道强调“敬乐合一”的内心直觉和体验，而伊川则主张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强调要从这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在陈来先生所著的《宋明理学》以及劳思光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是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说法在整个道学思潮的发展中，不失为一家之言。

在性本论的问题中，伊川坚持性二元论这一观点，在其文章中都得以体现的。那么，其二元论的思想在具体的事物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性与情和心的关系有是怎样的？伊川认为性，气存于人心之中，而在现实中则以性，情的方式体现。按照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观点，道德理性为体，心理活动为用，因此，随着人生气禀客观理性就转化为心的体用动静关系；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性静情动[18] （第549页） 。

程颐说：“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 [19]（卷二十五） “心”是天命赋予给人的载体，“性”是天命之性，也就是天命所赋予的，天命之性是通过人“心”来体现。这就是“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的含义。“心”是一种思维器官，是一座桥梁，连接了“性”和“情”，而“情”也是“性”通过“心”表现出来的，就像朱子所说的一样：“性便是许多道理，的之于天而具于心者。发于智识念虑处，皆是情。” [20]（卷九十八）再者，伊川又用谷种比喻了心和情的关系。“心如谷种，其所具有之生机为性，而其发生则为情”。[21]（卷十八）。也就是说，种子之发生（情）是生机（性）引发，但生机不能够自己发生，必须借种子（心）而发生，正是由种子之活动，生机才得以发生[22]（第97页）。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两兄弟的思想有相同之处，也有其各自不同之处。他们创建的以“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理学的发展，尤其是“性 理”这一命题丰富了儒学关于人性论的哲学模块。以后的儒者或是儒学大家也都基本遵循着以“理”为基本思想思路，传承和发扬理学，直至朱熹时期最终实现了理学发展的顶峰，而二程对于儒学本体论思想的论证也得以最终完善，并一直影响后世。细析二程本体论思想，对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宋明理学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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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文英.中国哲学史（下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20]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上海：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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