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调查 第7期

在中西部地区诸多的劳务输出大县中，为什么无为县会如此持续集中地出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为什么无为的“凤还巢”经济能够获得蓬勃发展呢?

6月15日，在安徽省无为县姚沟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新兴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存财。这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语速很快，短短的半小时交谈中，他先后用两部手机接听了3个电话，时而京腔十足，时而乡音纯正。“忙”，是他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从1996年赴京打工，到2006年5月回乡创业，汪存财与自己的两个兄弟在北京的主业一直是建筑业。说到为什么返乡创业，他给出的解释颇有说服力，“北京奥运会过后建筑市场一定会萎缩，尽管我们企业产值已经做到了4个亿，手中的活3年也做不完，但是为了未雨绸缪还是及早谋划转行”。于是，汪家兄弟投资3000万元，选择前景广阔且有着良好产业基础的电线电缆行业。新兴电缆有限公司投产在即，汪存财自然忙得不亦乐乎。

像汪存财这样的返乡创业人员，无为县就有14000多人，当地习惯将这种返乡创业现象称为“凤还巢”。

一份“成绩单”

“凤还巢”这一概念在无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作为典型的劳务输出大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无为全县先后走出去42.4万人。1996年前后，无为劳动力流向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创业，县委､县政府敏锐地把握住这一趋势，在安徽率先启动“凤还巢”工程。11年“凤还巢”给无为带来了什么?2007年6月，无为县刚刚完成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调查，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无疑成为工程实施11年来第一份“成绩单”。

这是一组枯燥但是颇有说服力的数字，创业人数､投资规模､行业分布､经济贡献等几个最基础的数据勾勒出“凤还巢”工程的基本成效。

在无为县政府办记者了解到，截至2006年底全县返乡创业人数已经达到14190人，占外出劳动力的4.3%。从阶段分布上看，1998年以前为3200人，1999年―2003年增至4900人，2004年―2006年达到6090人，创业人数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扩大特点。

从企业规模来看，在全县687家“凤还巢”企业中，投资规模在30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412家，投资超过千万元的企业有118家。2006年5月，投资3.5亿元的安徽明星电缆公司成为投资额最大的“凤还巢”项目。

为了确保投资成功率，创业人员多数选择无为县优势产业进行投资，电线电缆､羽毛羽绒､纺织服装成为投资热点，在687家企业中这三个行业分别占到24%､5.9%和5.2%。

返乡创业人员创办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给无为带来了46.9亿元的产值，仅2006年税收贡献就高达2.09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27%。

正是具有人数多､投资规模大､行业集中､贡献率高等特点，无为“凤还巢”工程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2007年6月，无为县先后迎来了国务院调研组､安徽省政府两次专题调研。

有人将无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现象称为“无为现象”，但是面对接踵而至的专题调研，无为人反而冷静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4.3%的返乡创业比率有没有代表性”，“在全国范围看，这样的比例是高还是低”?

据有关部门测算，在农民工总量中，有7%至10%的人基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具备了创办企业的能力。那么，在7%已经具备创业能力的人中真正有多少人回乡创业呢?2007年5月，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叶兴庆等人对安徽､江西､重庆三省市的5个返乡创业人员较多的县区进行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江西广丰县的返乡创业比例为3.7%，安义县为0.55%，重庆江津区只有0.12%。尽管调研组认定的无为县返乡创业比例与4.3%存在一定差距，但是无为县14190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绝对数在5个调查县区中无疑是最高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为的“样本意义”无需质疑。那么，在中西部地区诸多劳务输出大县中，为什么无为县会如此持续集中地出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为什么无为县“凤还巢”经济能够获得蓬勃发展呢?

为什么是无为

无为县政府办周永志主任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无为劳务输出早､数量大是返乡创业现象不可忽视的原因。另外，无为处于安徽省经济最活跃的马芜铜经济带，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基础也是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重要因素。

无为历史上素有“自古无为洲，十年九不收，若有一年收，锅巴盖墙头”的说法，水患频繁的乡下人衣食难保，不得不外出。再加上无为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走出的老干部落户京城，乡情难忘，习惯于请家乡人照顾孩子，这就有了无为保姆。20世纪80年代末，无为保姆遍及京城，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普通百姓，很多北京家庭都雇有无为保姆。

尽管80年代社会上曾经出现过“无为保姆，是也，非也?”的争论，但是小小的无为县开始与首都直接挂钩，城市生活方式冲击贫穷闭塞的农业穷县，刺激了无为经济发展。当无为女人在北京立足，无为的男人们也开始走出去，做板鸭､贩鸭毛､看车场､卖盒饭､站柜台､扫大街､搞建筑，足迹遍布全国各地。2006年底，140万人口的无为县外出人员已达42.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33万人。

正因为无为人在劳务输出上赶了个“早集”，使得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抢占了商机，获得了更多“掘金”的机会，较早地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除了“早”､“多”这两大客观条件外，在回答“为什么是无为”这一问题上，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推”另一个是“养”。1996年开始，无为县以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凤还巢”工程实施。规定县六套班子负责人在各自分工联系的乡镇每年培植1个“凤还巢”企业，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和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也要培植1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并且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评比。

无为县经委主任季求真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认为，“凤还巢”工程实施早期之所以需要强力推动，是因为当时难度很大。难度大在哪里?由于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当时农村工作的难点都集中在这个群体身上，计划生育､冬修防汛､村包任务等工作非常艰巨。因此，县里提出广交外出创业人员的要求，对乡村干部来说必然有个观念转变的过程。

而1996年前后无为的很多县乡干部还是典型的农业思维，“讲农业大半天，讲工业一根烟，讲金融根本不沾边。不知道该如何抓工业，如何抓集镇建设。”曾经在乡镇工作过4年的季求真回忆说，在每年春节期间召开的返乡人员座谈会上，这些农民企业家带回了很多工业理念和市场观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不仅改变了基层干部的思想力，更改变了行动力。“如果说凤还巢工程早期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思维，那么现在已经演变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工作热情”，季求真甚至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无为经济本质上讲就是“凤还巢”经济。

如果说“早”和“多”，是无为“凤还巢”工程实施的先决条件，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也解决了返乡创业的“量”的问题，那么，怎样做才能让这些企业养得大､上规模呢?

11年间，无为“凤还巢”企业的发展壮大，“凤还巢”产业的发展壮大，正是受惠于无为县富有灵活性的政策创新。

1997年乡镇企业改制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题。在乡镇企业摘掉“红帽子”过程中，无为县决策层对于原来乡镇集体投入如何处理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作价入股，乡镇集体享有股权和参与决策权。无为县委､政府权衡利弊后断然决策，这一类集体投入一不抽走，二不参股，作为借款留给企业做发展基金，由企业定期归还。于是，摘掉“红帽子”的个体私营企业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决策､自我发展，形成了一轮创业高潮。1997年，也是高沟镇“凤还巢”企业集中的电线电缆产业发展迅猛的时期。

对于“凤还巢”企业来说，资金“缺血”是共性问题，无为县创造性地采取两项配套措施，先“止血”再“输血”。一是实施税务周转金政策，对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时纳税的企业，采取先行垫付，渡过难关后再由企业归还。税务周转金让很多“凤还巢”企业解了燃眉之急，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和爬坡，而另一项政策――产业扶贫则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输血机制。

无为县扶贫办工作人员刘吕才介绍说，截至2005年，无为县发放的扶贫贷款就高达3.2个亿，其中80%都投到了民营经济发展上。1998年､1999年国家紧缩银根､贷款冻结，是无为“凤还巢”企业融资最困难的时期，无为县每年从扶贫贷款资金中拿出3000多万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公司､姜文的华菱电缆集团公司､沈志海的华海电缆集团公司，这些著名的“凤还巢”企业都曾经在不同时期得到过扶贫贷款的支持。“可以说，全县上规模的民营企业，90%以上都受惠于扶贫贷款”，刘吕才告诉《决策》。

正因为政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凤还巢”企业最为集中的电线电缆和羽毛羽绒这两大产业成为无为县的支柱产业。 2006年，电线电缆产业集群344家企业实现产值89亿元，羽毛羽绒产业集群40家企业实现产值12亿元。良好的产业基础，又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使得无为的“凤还巢”经济出现了螺旋式上升的良好发展势头。

政策饥渴

无为县“凤还巢”经济之所以“风景这边独好”，在于其11年不懈的政策探索和制度创新。但是，无论是从基层实践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返乡创业者自身需求来看，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仍显不足。创业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哪些政策是基层政府无法供给的?

5月中旬，国务院调研组在无为组织了部分返乡创业人员座谈会，目的就是了解创业者的政策需求。

“我在座谈会上就提了一个问题，关于新办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安徽三友防水保温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喜告诉《决策》。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情，让刘玉喜饱尝资本饥渴症的苦恼，6月9日，三友公司在合肥一项竞标活动中中标，获得一个350万元的订单。中标成功本是喜事一桩，但是刘玉喜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就意味着接了这个单子，我的流动资金就周转不开了。我现在是眼看着防水保温建筑材料行情看涨，市场蛋糕越来越大，但是没有能力再去吃一口”。

2006年5月，刘玉喜倾其所有，投资4000万元建成了占地60亩的安徽三友防水保温有限公司，成为安徽同行业规模最大的生产企业，但是600万的资金缺口，使他经常感到有心无力。因此，在外出返乡企业家座谈会上，他就提出了新办企业融资难问题。刘玉喜说，从1999年创业成立第一家防水公司至今，他没从银行贷过一分钱。“老企业扩建融资还容易些，新企业在节骨眼上缺周转资金，等着钱花但是就没办法”。在2007年无为县政府组织的银企对接会上，刘玉喜与工行签了1200万元的贷款协议，这笔钱如果能够及时到位，刘玉喜的资本饥渴症才能得到缓解。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决策》记者在无为县经济开发区采访时，对企业提出的用工难问题颇感意外。北京希玛集团总裁何帮喜，是无为县最具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物，80年代曾经身背锯子闯北京，现在是亚洲最大的保龄球制造商､北京商界名声显赫的亿万富翁。2002年，他为了回报家乡，投资亿元在二坝经济开发区兴建专业保龄球道板生产基地――希玛南方工业园。希玛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荣好告诉《决策》，家乡劳动力资源尽管丰富，但在家乡办企业也出现了用工难，“用当地工从管理上来讲比用外地工难，稍不如意就走人的现象比较多”。

用工短缺问题，不是希玛公司一家的难题，在距离无为经济开发区不满一小时车程的芜湖县机械工业园，其用工缺口一年就高达上万人。伴随着产业转移的脚步，曾经困扰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短缺问题也开始初现端倪。2007年，无为县通过有针对性地培训活动，为企业提供用工保障，今年无为县职业中学一次性为新投资的明星电缆公司培养了40名技术工人。

融资难､用工难，尽管依靠地方政府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基层毕竟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有些政策瓶颈则是地方上突破不了的。

自从1996年实施“凤还巢”工程以来，有一大批回乡人员投身养殖业､畜牧业，促进当地农业结构调整。无为县农委党组副书记王庆松在接受采访时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1995年到2000年短短五年时间，无为养殖业的比重就从29.9%迅速上升到50.2%。

三缘养殖公司的总经理邓立翠是无为县80年代初走出去的小保姆之一，作为最早返乡的创业明星，她说，“创业成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每个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难题。”邓立翠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邓立翠告诉《决策》，三缘养殖基地租借了400亩的土地，眼看10年用地协议即将到期，至今还无法续签租地协议，“因为这块地还没有纳入规划，其土地用途在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就没法续租，如果我是加工型企业，为了发展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买块地，但是国家对养殖企业用地没有相关政策规定，所以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用地问题会一直是个大难题。”

融资问题､用工问题､土地问题，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基层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上，无为县想要更有作为，还需要宏观层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