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放松管制是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最佳路径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国情特色和初始条件，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实施手段及具体内容上，一般集中体现在逐步解除信贷配给、取消市场进入壁垒和放松利率管制等方面。就我国目前面临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的化解而言，通过进一步放松管制、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当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最佳路径。

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和组织转为小额贷款公司

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和国有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承担和满足“三农”的金融需求，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薄弱已经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主要掣肘因素。为了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困境，同时兼顾普遍存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作为一种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自由化尝试和创新举措，央行和银监会已先后批准了总计十余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严重的功能缺失

目前在农村地区从事金融活动的国家金融机构有四家，即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但是这些机构并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一项涉及青海、新疆、甘肃、河北四个省区29个县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村信用社无法完成满足广泛、持久的小额信贷需求的任务，实际上也不具有农村金融领导者的地位。其他三类机构由于经营成本和业务规模等方面的原因，在本就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网点撤并非常严重。另外，农民的低收入水平和合格抵押品的缺乏也导致农民的贷款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

非正规金融具备强大的资金规模和供给潜力

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全国GDP的6.96％，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另有民间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全国中小企业约有l／3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中也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

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可以成为疏导和利用非正规金融的有效途径

按照监管当局的政策初衷，小额贷款公司是依托民间资金、以服务“三农”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机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形式，不吸收存款，不跨区经营，股东最多不超过5个、贷款利率可由借贷双方自由协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运营，在风险规避和经营模式的已有经验上，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试点，允许一部分实力较强、经营较规范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机构转为小额贷款公司，为民间资金向“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汇集提供一种制度性便利和市场化疏导机制。

当然，由于不具备合法信贷经营权和外部融资许可等因素也给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明显制约。另外，按目前的信贷规模，试点公司的资金基本能够满足放贷需求，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壮大，对资本金的需求会逐渐增加。若想进一步扩大和推广试点、取得更好的示范效应，监管当局必须提供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放松管制。诸如央行的支农再贷款和给予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批发、委托经营的许可权限等。同时，试点期结束后应允许其中经营业绩突出、管理规范的公司转型成为民营银行。

进一步放松价格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由于利率管制和歧视政策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被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一是以国有企业和受政府支持的重点企业为需求者、以国有银行为供给者的“金融红市”；二是以民营企业为需求者、以民间放款者和违规发放资金的国有金融机构为供给者的“金融黑市”。前者执行的是受严格管制的官定利率，后者的利率则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一般明显高于前者。在官定的低利率管制政策下和缺乏资产选择余地的金融市场中，多年来，中国十余万亿的居民储蓄毫无选择地向少数企业源源输送，结果表明，这些成本低廉的金融资源并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和成长红利。相反，那些处于重重压制的融资困境中挣扎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和重要性却与日俱增。

尽管上述问题在近些年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改制上市和发展资本市场等手段已得到部分缓解和控制，但诸多深层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只有通过进一步放松利率管制，给予金融产品的经营者和市场参与者更大程度的定价自，在风险可控和机制健全的前提下，尽快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消除金融资源在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畸形分布格局，化解黑市利率和官定利率的扭曲结构，通过资金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导向和结构优化。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在中国的金融资源分配中，商业银行的地位至关重要。但是，商业银行无论在治理结构、运营机制及财务状况方面出现怎样明显的改善，都不能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些改革充其量是解决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降低问题。原因在于：在分业经营条件下，商业银行作为信贷市场上短期资金的供给者，并不能对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产生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现行的以银行在资金分配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新科技吸纳型企业的充分金融服务问题。只有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融资体制的资金分布格局和结构失衡。具体的实施手段包括：

放宽资金供给者的准入限制

按照我国1996颁行的《贷款通则》，具备贷款经营许可的机构仅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基于中国目前潜力巨大的民间金融资源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可以考虑借鉴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经验，在有效监管和明确规则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内试行和推广类似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期票据（MTN）的作法，在此基础上逐步放开企业间直接融资的业务管制，通过缩短和减少资金供应链的中间环节放松资金供给限制、开拓创新产品领域、丰富直接融资工具、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增加了宏观调控余地和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

进一步放松债券发行管制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债券市场的规模和份额一般大于股票市场。经验表明，这样的结构特征更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融资成本的控制和融资便利的实现。由于过度管制和监管部门缺乏协调，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债券品种上一直处于初级水平。在当前流动性过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契机下，通过放宽债券发行主体限制，减少和解除非市场化的管制条款，降低审批和进入门槛，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可以有效发挥民间资金的积极作用和极大程度地缓解企业的资金短缺。

向债券发行的市场化管理过渡

从长远来看，必须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主动创新才能够充分反映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才是市场发展的客观基础。按照央行2008年4月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须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并接受协会的自律管理。这是转变政府职能、把适宜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行业协会的具体措施，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债券市场的通行做法。无疑，债券发行的市场化管理将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的健康成长和长足进步。

进一步降低县域经济和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准入门槛

针对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的严重不足，应大幅降低县域经济和“三农”金融服务领域的机构准入门槛,吸引民间资本和境外投资的流入。民间投资进入县域经济和“三农”金融服务行业可以在机构名称、服务内容、产品设计、收费定价等方面进行自由选择。监管侧重于高管人员资质审查和合规性管理。在县域经济和“三农”服务领域应特别为外资和台湾中小银行及保险机构的进入设立优惠条件,以引入其资本、管理和技术。

另外，在2006年12月颁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基础上，应进一步放宽村镇银行及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例如，对于发起成立村镇银行的设立规定，在农村金融机构资本金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要求牵头行按20％出资去支持其境内的同业竞争者，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正常的市场逻辑；同时，由于地域和业务差异，城商行也不适于作为牵头行发起成立村镇银行。因此，可以考虑在重要产粮区和海南及边缘省份等金融落后地区，试点低门槛的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通过对职业经理人的严格遴选和银行业务的规范经营实现风险控制，取得县域经济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向全国范围推广三板市场试点，扩建场外交易市场中心

由于企业处于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其融资需求也便存在数量和形式上的差异。例如，针对不同企业的成长阶段和经营情况，可以分别导向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三板或产权交易市场实现上市或权益性融资。一个功能强大且体系健全的资本市场应具备这种满足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直接融资功能。

目前，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完善，以解决国有和中大型企业资金需求的主板市场功能已基本完备。按照解决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需求的深圳中小企业板市场由于审批和保荐的导向问题，已逐渐趋同于主板市场。预计2008年推出的创业板市场将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但面对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融资需求，其可能提供的市场容量和服务功能显然是杯水车薪。要从根本上解决自主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金可得性问题，必须从更为深远和更加开放的视角出发，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根据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一个企业一旦成为上市公司，其流动资金需求也就更容易得到银行的支持。只有在现有A股市场的基础上另外构建为成长导向和风险承受型企业服务的其他层次的市场板块，才有利于储蓄投资循环流程的改善，而这种改善既可实现微观经济基础的改良或重构，又能极大提高资源的投资效率。

具体而言，可以将以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为基础的“新三板”市场试点向全国各地的开发区推广，形成全国范围的科技孵化金融服务网络，为初创期和成长期的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另外，借鉴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设计思路，选择科技基础较好、技术交易较活跃的省市成立场外交易市场中心，满足其本地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最终，通过政府引导和推动，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事业，逐步形成以创投机制为主导，以社会资本为主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倡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对创投业的混业经营

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素质的高低，而在资本市场参与者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就是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国外的经验业已证明，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形式，创投机构支持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是成长性最好的上市公司。这种历史经验为我们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提供了一种启迪：中国的资本市场苦于上市公司质量太差、上市公司股票缺乏投资价值，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创业投资活动不发达，对富有成长性和投资价值的优质企业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输送机制，这种输送机制的缺陷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大力推进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通过政府资金和政策的示范引导，构建高效便捷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本，加快创业资本的汇集和自主创新型企业的成长。

在政策层面，在混业经营已成定势的金融业发展进程中，政府及监管当局可以通过修订现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管理规定，要求其按一定的资产比例投资于创业投资机构或创新型企业。同时，在实施初期，可以仿照台湾地区的税收抵免政策给予投资者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设立政府型创投引导基金给予相应的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偿或投资保障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