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种地的农民工路途在何方

农民工二代不愿种地,已经成为事实。广州市公安局对9万旅客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0后、90后农民工已习惯城市生活而不会种地。他们从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后就直接来到珠三角城市的工厂打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会上网,会买MP4听音乐,会追求新潮,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事实上,城市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迫切需要。早期的农民工很多都已经掌握了一项技术,笔者认识一位80后的农民工,来自湖南的小周已经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总,公司年利润已经超过200万元。

“种地没什么出息,只能填饱肚皮。再说,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家里那几亩地根本不需要几个人就能搞定,我们待在家里不是浪费吗?”小周解释了不愿回家种地的原因。事实上,在笔者和几位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农民工聊天时发现,小周都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

“能够在上海学习一门技术,攒点钱,自己做生意。”“在工厂打工太累了,工资还很低。”这是他们常说的话语。他们要么渴望自己成为技术工人,要么渴望成为一个小老板,开个夫妻店,等等。

城市化大浪潮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展开,城市的扩张也在高速运转,如果城市化略微慢了,这些农民工就很难觅得一席之地。成功的农民工要么就地转化为市民,要么回到家乡的小城成家立业。而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逐步失去前几代农民工那种吃苦耐劳的优势。一些城市的犯罪正在年轻化,广州市的公安部门就指出,一些盲目流入的外来人员也有可能会因生活所迫走上偷、盗、抢等违法犯罪道路,带来治安方面的压力。

还有一群人,被称为“无地农民工”,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失去或者甚至没有土地。比如,媒体举了一个例子: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她家因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

这就是现实,这些农民工不是农民,但也不是城市人,游走于体制的两端。正名的任务可能正在进行,既然很多农民工的本业不是农民,是否因为其父亲是农民他就该是农民呢?原本一个折中的词,“农民工”显然已经让人感到不满,因为现在这个词已经被一些人理解得不那么光彩了。事实上,农民工属于两栖类的人群,家里的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但他们确实属于城市,或者属于工业化的工厂一员,已经不属于泥土上种地的农民了。

城市化之所以难以避免,很重要的是低产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要素是不可避免的。农业的价值链比较短,而且,在以前没有货币化之前,很多东西都是自给自足的,根本不需要交易和市场,而随着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就自动运转起来,越来越深化。市场的深化也越来越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民不愿意回到农村,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他们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正像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生活一样,不能强迫,只能不断地引导,增加农业价值链的长度。另一方面,更要促进小城镇化,这个小城镇化应当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小城镇化事实上能够腾出更多的荒村来耕地,因为城镇化本来就是人口集中化的过程,人口不集中也没有什么商机,这个小城镇也不会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