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翻译危机论”言说探析

摘 要：季羡林翻译思想是中国文学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分析季先生的“翻译危机论”言说，包括“翻译的危机”论说形成过程，翻译出现危机的成因所在。

关键词：季羡林 翻译的危机 翻译观

一、导言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代表译作有《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家庭中的泰戈尔》等。季先生“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法、英、俄、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现代语言”，“出版的英文、德文、梵文的译著近四百万字”[1]89。因翻译成就卓越，2006年成为我国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季羡林不仅注重翻译实践，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研究方面也很有洞见，国内学者如谢天振（2006）、王秉钦（2009）、许先文（2010）、吴光亭（2011）等对其翻译思想都做过不同程度探讨。基于以往研究，本文详细分析季羡林“翻译危机论”言说。

二、“翻译的危机”论说

1. 论说概述

1994年，季先生以《翻译的危机》为题撰文，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翻译存在危机：“这个题目看上去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自认是实事求是的，毫无哗众取宠之意。”[2]21其后，应语文出版社之邀，季老于1997年撰写《汉语与外语》文稿，其中一节再次以“翻译的危机” 作为标题，详细探讨了中国翻译的质量问题。次年，《语文建设》杂志登载了这节文字，并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该文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可以断言，从古至今，从实践到理论，中国都可以算是世界翻译第一大国。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中国现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翻译危机。我们翻译的量不是世界第一；我们翻译的面也不是世界第一；我们翻译的及时程度更不是世界第一。在这些方面，日本都走在我们前面。我个人没有研究过日本的翻译，他们的质量怎样，我不敢瞎说。但是，我们中国当前的翻译质量却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3]45 2002年，针对中国图书出版市场中日益严重的劣质翻译问题，在翻译出版家李景端提议下，季老联合杨宪益、叶水夫等资深翻译家、知名学者共同发出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六点倡议[4]。这篇短文在当时广为传播，引起了更多国人对翻译质量的关注。2004年，一心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的季羡林谢绝一切聘任，惟独答应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自此，先生更是不断地为翻译工作呼吁呐喊，并不时提醒一定要注意翻译质量下降问题：“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5] 先生还明确指出，翻译质量下降“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蛮严重，所以必须要引起重视。”[5]季老还敏锐地观察到，近年来译风译德建设与翻译危机密切相关。他指出：“这是一种欺骗。把别人的东西都介绍错了，这怎么交流呢？所以我说这样下去，是一种危机，必须注意。”[6]即便是在病榻之上，季老也挂牵着中国的翻译事业，念念不忘翻译质量问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曾回忆说：“因为中国译协工作的关系，近年来，我有机会几次到北京301医院拜望先生，或向先生汇报译协工作、或为他祝寿、或给他送去出版的新作。先生每次都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并对改善翻译行业现状、提高翻译质量等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7]19-20

2.成因分析

季先生认为中国翻译质量严重下降，乃至导致翻译界出现了危机，主要与译者、出版结构和社会环境有关。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是制造“不可靠译本”的首要因素。先生认为译者问题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基本素质和工作态度。在《翻译的危机》一文中，季老明确指出：“今天翻译之所以有危机，根本原因就是，有一些译者有意或无意地认为学习外语很容易”[3]46。先生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简洁明确，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谓‘要言不烦’了。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2]21“信、达、雅”三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字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了。”[2]21-22若想保证译而信，外语水平一定要过硬。不过，“不要以为学外语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掌握。”“学外语同学习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必须有点天赋，又必须勤奋，二者缺一不可。”[2]23遗憾的是，“有的译者外语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功夫去学习，急功近利，靠翻字典来翻译。有的人自以为是，连字典也不肯翻，抓住一本书，就译开了。”[3]45，在此情形下下，出现坏译本自然在所难免。除了语言基本功，季老特别强调译者的知识面和中文功底。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学外语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5]。

其次是出版社问题。季老多次指出现在有的出版社和编辑工作失职，他说：“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5]即便有编辑的，有些也形同虚设。“出版社的所谓责任编辑，有的通外语，有的通之不多，他们有的不肯核对原文。”[2]36劣质翻译屡禁不止，与社会环境也有关。第一是缺乏相关完善的法制。二是翻译批评缺位。

三、结语

十七大以后，“文化软实力”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刚刚召开的十，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方针，并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上述治国方针无疑有利于创建良好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而化解翻译危机。不过，翻译生态环境十分复杂，包括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翻译宏观环境，翻译资源、行业环境、翻译技术、权力因素等翻译的支持环境，以及作者因素、译者因素、读者因素等翻译的核心要素。[9]正因如此，季老对翻译危机论的阐释与分析才愈发弥足珍贵，因为解决了先生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建立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也就时日不远了。

参考文献：

[1] 王秉钦.季羡林翻译思想“三论”[J]. 中国外语， 2009 （5）.

[2] 季羡林. 季羡林谈翻译[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3] 季羡林. 翻译的危机[J]. 语文建设， 1998 （10）.

[4] 季羡林等. 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N]. 光明日报， 2002年6月13日.

[5] 李景瑞. 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N]. 光明日报， 2005年2月17日.学报， 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