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扬、批评与冷漠

摘要：尚意书家中的苏轼、黄庭坚、李之仪挺颜，米芾贬颜；正统儒家文人朱长文挺颜；而北宋皇室似乎对颜真卿的崛起持有冷眼旁观的超然态度，游离于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之外。

关键词：书法艺术；书法史；颜真卿；尚意书家；儒家文人；艺术批评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Praise， Criticism， and Indifference： The Cause of Literati's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Yanzhenq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NG Feng-guo，LU Jin-guang

（School of Art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以文学创作经验为主体的“尚意”理论与欧阳修时的伦理标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其间文人的“自娱”由遮遮掩掩转变为大胆追求自我，高调显示自己的文采。对于颜真卿的评价，欧阳修的参照系是儒家，他从伦理标准上肯定了颜真卿；熙宁变法的失败以及北宋一系列党争的加剧使北宋文人对魏晋风度更加向往，以魏晋风尚做为书风境界高低的准绳一再强化，颜真卿方严敦厚的庙堂气与魏晋“二王”的潇洒飘逸具有明显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成为此时期书家评论颜真卿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段时期，对颜真卿的评价大体分为如下观点：尚意书家中的苏轼、黄庭坚、李之仪挺颜，米芾贬颜；正统儒家文人朱长文挺颜；而北宋皇室似乎对颜真卿的崛起持有冷眼旁观的超然态度，游离于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之外。

一、黄庭坚的挺颜言论

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江西诗派的领导者，喜以禅评书。唐宋文人伪造的笔法传承体系把颜真卿与“二王”归于同一个谱系，这在理论上奠定了颜系“二王”出，不过在书风上的近似之处则无人提过，当时书家更加普遍的看法是，颜真卿与“二王”笔法虽出自一路而面貌各不相同。黄庭坚一反常态，高调挺颜，并认为颜真卿的书风与“二王”书风非常类似。在众多论述颜真卿的题跋中，他不厌其烦地解释颜字与王字如何相像：“予尝评颜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

在这两段评论中，黄庭坚至少陈述了两个意思：颜真卿的楷、行、草、隶各体笔势皆与“二王”相似，且书风具有“二王”的“超轶绝尘”；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书家很少，只有苏轼赞同他的意见，文中的“翰林苏公”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黄庭坚的言论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用“超轶绝尘”来形容颜真卿，这在书法史上还是第一回。“超轶绝尘”来源于黄庭坚的“脱俗”的书法标准，此种形象与颜真卿“忠臣烈士”的儒家形象已经渐行渐远了。对于黄庭坚把颜真卿的书法与“二王”书法生硬地拉在一起，并认为二者有极其类似之处的突兀观点，不仅是现代人，就连北宋本朝的文人也难以苟同，所以黄庭坚才有“书家未必谓然”一句。黄庭坚挺颜的效果如何暂且不论，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何以会出现黄庭坚如此观点呢？黄庭坚喜欢以禅喻书，其中一段话一直为黄庭坚的研究者再三引用：“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论书》）。评价颜真卿，黄庭坚也用类似方法。在论述一个观点时，黄庭坚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没有经过任何推理，甚至不屑于同其他人争论，直接引出自己所悟之处，至于与其观点相异者，黄庭坚可以用“不具此眼”以搪塞之。黄庭坚此种观点的出现，本身就是受禅宗影响的结果。黄氏将颜氏书风与“二王”书风相统一的做法，也暗示挺颜派在面对颜氏书风与魏晋“二王”书风差异时所面对的心理压力，用此种方法弥合颜氏与“二王”之间书风上的裂痕，既有几分倔强不驯，又暗含几分无奈，其具体效果因少有人认同而不免大打折扣。

二、苏轼的折衷

苏轼是北宋后期挺颜书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正是苏轼在当时作为“文坛盟主”深厚的社会影响力，其褒颜之语才使得颜真卿在北宋的地位愈加稳固。从苏轼留下的众多题跋中，我们发现，他在对颜字风格评判上还是比较谨慎，其评价标准系统全面，其中不乏一些赞扬颜字“忠臣烈士”之气一类的题跋。不过颜真卿的庙堂气与魏晋“二王”的“脱俗”之间的差异，是苏轼不可能回避的事实。综合起来看，苏轼面对颜氏与“二王”在书风上的差异，具有两种不同态度，当然，这两种态度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应激作出的。苏轼在潜意识中一直比较颜氏与“二王”书风上的异同之处。从他的某些题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在寻找颜真卿与“二王”书风上的相似处，在这类题跋中，他尤其对颜氏行、草书着墨为多：“颜鲁公平生写帖，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题颜鲁公画赞》）在评价《东方朔画赞》时，他使用了“清雄”、“清远”一类用语，此处的“清”与苏轼“天工与清新”的“清”具有类似内涵。在此基础上，苏轼得出结论，颜真卿此帖“清远”的书风是源于对王羲之作品的临摹。这种少人为斧凿痕迹的创作、品评方式明显受到北宋道释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其文学创作标准的影响。

又：“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尤未免也。” （《题鲁公草书》）这是苏轼赞颂颜真卿手札的一段话。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在于楷书的发达，而唐楷的成熟与碑刻有关，碑刻一般用于庄重的场合，故法度严谨，绝少个人的自由发挥；手札多是文人茶余饭后随意写成，故心情放松，运笔自然。唐人的手札一改唐碑的厚重，以生动自然的风格获得了北宋文人的赞赏。《与定襄郡王书草》是颜真卿为数不多的手札作品。吸引苏轼的，也正是它的自然生动。在描述这幅作品时，苏轼用了庄子“瓦注贤于黄金”的典故，这在以前对颜真卿书风的评论中是极少见到的。而苏轼“虽公犹未免也”一文向我们暗示出，苏轼内心还是认同颜氏与“二王”书风之间存在差别。梁培先先生在《从书斋走向神龛——北宋中后期的“颜真卿热”现象考辩》中提出苏轼有“神化”颜真卿的倾向，下面一段文字最有说服力：“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诗歌的地位在文人心目中一直高高在上，苏轼将颜氏书法的成就与诗歌中杜甫的成就相提并论，本身的意义已非常重大，且提出“能事毕矣”的感慨，这种评价已经达到了苏轼挺颜的顶点。苏轼做为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他的金口玉言对当时的文人来说自然影响巨大。颜真卿在北宋的地位最终逐渐稳定下来。但是苏轼到底还是苏轼，在下一段话里，苏轼又一次将颜真卿雄厚宽博的书风与魏晋“二王”飘逸潇洒的书风摆在一起，并作出优劣判断：“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英纬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俱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研究颜真卿的学者必会面对苏轼的这段话，对其褒颜过后又贬颜的解读也各抒己见，各位方家的基本观点是苏轼在艺术标准评判上的弹性以及苏轼注重“化与通”，不为某家某派所牢笼的学习经历，使得苏轼在对书家评判上更加客观，对其优缺点有更准确的认识。如果我们将苏轼上述评语理解为苏轼对儒家的庄严敦厚与道释的超仪绝伦两种风格的价值判断时，上述两段评语应含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苏轼对颜氏为数不多的“贬低”应值得我们仔细解读。苏轼对颜真卿既褒又贬，其间的矛盾应被视为欧阳修强化书法评判的儒学标准与远离儒学、亲近道释之间矛盾的延续。在北宋苏轼时期的书法领域，道释的影响已渐渐占领上风，“意”、“韵”、“脱俗”等艺术标准的出现对颜真卿“端严尊重”类型的书风之地位造成了一定冲击，儒家标准开始逐渐面对道释标准的压力，其结果是书法品评出现儒道释三家杂糅的局面，此时期文人对颜氏评价更加复杂多样。苏轼此段话也让我们更精确地窥测出北宋文人心目中颜真卿的真实地位。虽然苏轼极力肯定颜真卿的实力不俗，且在题跋后不止一次地寻找其书法与“二王”书法上的类似之处，但是总体来看，二者的差距显而易见。“端严尊重”的庙堂气和“飘逸绝尘”的脱俗清雅到底何者为高呢？苏轼采取折衷策略，既肯定了颜真卿的成就，又指出魏晋“二王”的“萧散简远”乃是更高层次的修炼，后者也是苏轼向往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

一边赞扬颜真卿，一边指出颜氏书法的不足之处，非苏轼一人如此，而是很多挺颜派文人的基本观点。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李之仪的观点也非常典型。他在仔细临摹了颜真卿的字帖后，发出如下感慨：“鲁公墨迹，传于今者，惟此数帖，予皆得而临之。后每见，每为之辗转肝膈间，以扣其佳处，竟不能仿佛，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跋鲁公帖》）李之仪将“传于今者”的几幅帖全部搜集来，且“为之辗转肝膈间”，可见对其喜爱程度非同一般。话锋一转，李之仪又将颜氏与魏晋“二王”做对比，拿来评判一番：“文词字画，入人易深，然于立身行己，了不相干；鲁公忠义，皎如星日，独以字画几至蒙昧。要之精于艺者，不可不谨也。”（《跋鲁公题记后》）李之仪是在何种情境下写下如上感受的，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其观点与上文第一段评论简直有天壤之别。李之仪清醒地将人品与书品分开，所评价者又是自己极为敬重之人，在北宋“书如其人”人格评判模式大行其道之时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这也说明李之仪具有自己清晰独立的判断，不会人云亦云：“鲁公以正书取重，然不见其行，亦不见其超然远韵，盖不如是，不足为鲁公也。”（《跋鲁公帖》）这一段话的评价与上段相呼应，暗示了李之仪贬斥鲁公的原因乃是因为其比较对象是魏晋的“二王”。李之仪没有目睹颜真卿的行书，而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满纸忠愤的慷慨入世之气与“二王”的超然远韵也断然不合，即使李之仪见到此本，上述的观点应该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很明显，李之仪与苏轼一样，将魏晋风尚之地位放在了颜真卿的“端严敦厚”之上，只是李氏对颜真卿的评价缺乏起承转合，大概是在不同场合的零碎之语，缺乏系统性，不过正是零碎之语，才能准确再现李之仪评判颜真卿时刹那间的真实感受。从苏轼与李之仪对颜真卿的评价之语我们可以看出，北宋的挺颜派并不是纯正意义上的挺颜派，而是对自己的意见含有诸多保留，所不同的是对其“贬斥”的程度如何。类似黄庭坚纯正挺颜派的言论并不很多，且影响力不高，只能算是挺颜派中的少数派而已。

三、米芾的贬颜言论

如果说挺颜派对颜真卿的评价含有诸多矛盾含混之处的话，那么贬颜派也不具有百分百的纯粹性。米芾被现代学者公认的北宋书家中贬颜最为猛烈之人。米芾本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北宋文人轰轰烈烈的儒家道德重建之风与米芾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他不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那样忧国忧民，而是一直陶醉在自己的书画世界里面，甚至因一度受到上司的责骂，儒家所强调的责任感在米芾身上找寻不到。米芾对书家道德关注很少，面对颜真卿，米芾闭口不谈颜真卿的人品，对待颜氏书风，他往往单刀直入，就事论事：“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海岳名言》）“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扎之祖。自六世始有俗书。”（《海岳名言》）

米芾对唐代楷法一直抱有成见，他由唐入晋，广泛吸收，自成一家。对颜真卿的贬低与他对唐人的贬低是一致的，米芾评价颜真卿的参照系是魏晋风尚，在这一点上，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苏黄一致的不止这些，米芾并没有一刀切地将颜真卿打入冷宫，对其可爱之处，他也没有吝啬自己的赞扬，在他见到颜真卿庐山题名时，他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见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童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海岳名言》）米芾在此处把颜真卿之石刻没有“趣”的原因归结为“家童”随意修改颜书的“波撇”，使石刻失去原作面貌所致，委婉地为颜真卿书法的缺点开脱。颜真卿将篆隶、楷书与民间书法不断融合实验，最终成为一代宗师，所含的“篆籒气”与米芾追求的古法相合，这是米氏对颜真卿为数不多的赞扬之一。又：“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海岳名言》）这是米芾贬中有褒的例子，米芾将颜氏的真书（楷书）打入俗品，但是肯定了颜氏的行书。可以肯定，在熙宁之后，文人普遍追慕魏晋风尚，在“二王”书风的强势下，颜真卿的楷书因过于庄重，在很多追求趣味的宋人面前，是受到贬斥的，米芾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言者，米氏颇为猛烈的批评之语同他癫狂不羁的性格有关，米芾在多大程度上不喜颜氏之字，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对颜氏的批评，也大多集中在正书一类。

上列四位书家，无论是挺颜还是贬颜，都具有某些一致性：第一，他们都以魏晋“二王”的书风为参照系；二者的对比中，魏晋的超轶绝尘优于颜氏的庙堂气；第二，四人中没有完全褒颜或完全贬颜的书家，他们对颜真卿书法的优点和劣势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可知在颜真卿崛起后期的评价中，文人精英群体中不理性的“跟风”成分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通过辩论思考之后的共同选择，多元化更加彰显出价值所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二王”书风在当时具有深厚影响力，以至于崛起中的颜真卿不得不一次次与之对质比较。对魏晋风度追求的出现，是北宋文人在社会改革失败后由儒家转向道释而自然出现的结果，这也说明尚意书家最终是在道释的影响下以远离儒家，远离政治的方式逐渐完成了崛起。只是，对魏晋“二王”书风的崇拜，以及颜氏书风与魏晋书风的不协调处，并没有减弱颜真卿在北宋书法史上的地位，反而出现像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人以“道释”标准去发现、寻找颜氏书风与魏晋“二王”书风的相似之处，而这项伟大工程，是以北宋的文士作为主体推动力而得以最终完成的。

四、正统文人对颜真卿的评价——以朱长文为代表

苏轼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文学、绘画、书法的创造上，面对着来自正统儒学者的很大压力。尚意书风的崛起，以远离文人的政治身份和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前提，在正统文人看来，属于本末倒置，此类文人在比较颜氏“忠臣烈士”类型的书风与“二王”书风时，观点与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士不同，朱长文，就是上述文人的代表之一。朱长文的父亲朱公绰，青年时代曾求学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早年有往来，父亲的思想自然对幼小的朱长文有深刻影响，朱长文年轻时就读于太学，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在书法品评上，朱长文与苏轼为首的文士们相比，儒家伦理标准的使用更加明确肯定。朱长文比苏轼只晚生两年，其主要活跃时间与北宋尚意书风最终形成的时间相一致，但其作品《续书断》明显缺乏“尚意”踪迹的存在。在其序言中，他认为书法是“英杰之馀事”，并试图理出一条唯有“贤者”才可学的思路，如此浓厚的道德味道可以想见他在品评颜真卿时的大致思路了，朱氏叙述颜真卿的生平道：“羯胡构乱，河朔诸郡皆陷，独平原坚守……事肃宗，不畏于李辅国、鱼朝恩；事代宗，不阿于元载；事德宗，不悦于卢杞……”（《续书断》）此段归纳了颜真卿主要生平事迹，并向读者概括了颜真卿最受瞩目的性格特点——刚正不阿，不畏权臣，挽救国家于危难间，庆历文人的儒风延伸到了朱长文这里。由谈人而谈书，朱氏顺势引出：“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翰墨，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续书断》）此段主要是以颜真卿令人敬仰的人品类比其书法，其思路与欧阳修大同小异。此段后半部分的“书为心画”，是汉代杨雄《法言·问神》中的内容，此句中的“书”并不是指书法，而是指文字、文章。朱长文以他自己都毫不知情的误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可谓歪打正着，免去一番费尽口舌的解释。以朱氏“书如其人”的评价模式引申而来，颜真卿的字自然是“庄重笃实”、“淳涵深厚”、“秀颖超举”了。仅有这些还不够，朱长文的本意是把颜真卿放在继“二王”之后首屈一指的“大家”位置上，而“二王”的书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宋人面前，其评价标准成为衡量其他书家的权威准绳，颜真卿书风与“二王”书风明显不同，其书“少媚态”举世公认，成为朱氏抬高颜真卿的一个障碍，朱长文把韩愈拉出来，把颜氏的“少媚态”由劣势转为优势：“答曰：公之媚非不能，耻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姿媚，盖以为病也。’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盖欲不锺前迹，自成一家，岂与前辈竞其妥帖妍媸哉！’”（《续书断》）值得注意的是，在《续书断》中，与颜真卿并列神品的还有唐代的张旭。张旭的书风比起颜真卿书风，含有更多“表现”的成分，与明朝徐渭颇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张旭是当时书坛道释标准的代表：“喜焉草书，怒焉草书，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顾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不寓于他，必以草书发之，故其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续书断》）“逸势奇状，莫可穷测也。虽庖丁之刲牛，师旷之为乐，扁鹊之已病，轮扁之斫轮，手与神运，艺从心得，无以加于此矣。又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呜呼！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续书断》）在情感表现的强度和广度上，张旭比颜真卿要高明，他把生命中所有能量全部用在了书法的遣兴抒怀上，朱氏评价张旭的书法已经达到“妙与道参”的高度，这不啻为最高标准；而颜真卿众多的碑刻作品向我们透露出，颜氏书法作品更倾向于实用领域，当时文人对颜氏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但是历史自有结论：在北宋，文人对颜真卿的接受广度远远高于张旭。朱长文的上述论断与苏轼对颜真卿的绝高评价相互呼应，对颜氏书法地位之确定有莫大功效。颜真卿的地位最终在北宋文人一浪高过一浪的赞扬与质疑声中逐渐稳固下来。对于儒学在颜氏崛起过程中到底担当什么角色，并不是一言两语所能说清。赵壹、石介、欧阳修、朱长文都是颇为正统的儒家学者，但是他们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却有巨大差别。可以肯定的是，北宋儒学复兴对颜真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儒学重道轻艺的传统使得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之地位难以受到在整体的肯定；“文以载道”的思路容易使文人单单注重伦理道德标准而忽视对艺术创造性的肯定，另一方面，书法品评儒学化的结果使“书如其人”的人格评论模式进入书法的评论当中，书法不再仅仅是书法，背后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支持，书法艺术由此才得以与北宋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潮相契合；“书如其人”也是文人修养与书法相联系的一个原因。“书如其人”评价模式的出现使颜真卿的人品受到北宋文人的关注和追捧，极大促进了颜氏的崛起速度，更有朱长文为代表的文人将颜真卿书法中的儒家标准并列于魏晋“二王”飘逸绝尘的标准，颜氏崛起的步伐似乎无人能挡了。

五、北宋皇室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冷漠者

宋朝成为我国古代文化最为开化，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与北宋统治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北宋皇室促进北宋文化发展的历史功绩也屡屡被人提及。令人奇怪的是，当北宋文人为颜真卿在当时书坛的地位争论不休的情境下，北宋皇室对颜真卿保持了一种颇为少见的超脱态度。与北宋文人不同的是，北宋皇室缺乏评价颜真卿的冲动，他们既没有赞扬，也很少贬低。北宋皇帝中，与颜真卿书风较为密切的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太祖书札有类颜体，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径子语……”（蔡绦《铁围山丛谈》）宋初，颜真卿崛起的大幕并没有拉开，宋太祖带有颜体意味的书法乃晚唐流风所致，与颜氏在北宋的崛起没有太大关系；太宗、真宗年间，颜氏基本延续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大致地位，皇室书法没有受到颜氏书风的影响也无可非议；从北宋仁宗时期颜氏逐渐崛起始，包括宋徽宗在内的北宋皇室对颜氏的崛起依然保持着冷漠态度。《铁围山丛谈》记载徽宗喜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家；《书史会要》载徽宗初学薛稷后自变其体；无论哪一种记载，都与颜真卿没有瓜葛；南宋高宗直接将魏晋六朝书家做为自己的师法对象，颜真卿的影子更加无从可见，对书画艺术如此偏好的皇帝如此态度，其他北宋皇室人员的大致情形也可推测而知了。为何当北宋文人沸沸扬扬地为颜氏崛起或赞或骂时，北宋皇室却出奇得平静呢？北宋皇室保留了相对较多的魏晋名帖，自然，他们不会像文人那样煞费苦心地由唐入晋，而是直接以“二王”为师，免去许多麻烦，这是一条重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本文在此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做为对该论题的补充。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北宋文人对颜真卿崛起褒贬的冲突中窥测出文人内心的左右摇摆与挣扎的话，那么北宋皇室则对此类挣扎没有丝毫的切身体会，他们正是文人命运悲剧的制造者，皇室身份的单一性造成了他们评价标准的单纯性。“二王”在书法史上崇高的地位是任何人难以撼动的，书圣的地位与皇室的至尊地位相得益彰，其飘逸绝尘之处又成为当时文人所仰慕的风范，北宋皇室效法魏晋六朝自然无可非议。对于养尊处优的北宋皇室来说，颜氏只是“二王”书法体系下的一位“知名”书法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