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斯瓦特四臂佛像的图式研究

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斯瓦特四臂黄铜佛像，学界或定名观音或定名弥勒。通过对该像佛像持物及标帜的详细考察，我们认为它是一尊融合斯瓦特风格与吐蕃风格的四臂弥勒像，而非观音像。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实物遗存，论证了四臂弥勒佛像所产生的多元文化元素及图式的象征内涵。

关键词：艺术作品；图式分析；斯瓦特；四臂弥勒；四臂观音；化佛；净瓶；归命印

中图分类号：J30 文献标识码：A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四臂黄铜佛像（图1），头戴化佛宝冠，隆鼻秀口，弯眉长目，上身袒露，肌肤圆润，结跏趺坐于仰覆椭圆莲座上，前两臂置于双膝，左手持净瓶，右手握梵箧，后两臂抬起，手中持物已失。从仰覆大莲瓣无托底的座式来看，此尊佛像应出自斯瓦特匠人之手。但关于此尊佛像的尊格学界颇具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观音菩萨像，①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弥勒菩萨像，如《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②及《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③等书中皆定名为“四臂弥勒菩萨坐像”。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一书中虽然定此尊佛像名为“四臂弥勒菩萨坐像”，但同时又认为“此像也可能是观音菩萨。”④认为是弥勒的主要依据是该造像的左边一只手持净瓶；认为是观音的主要依据是该造像宝冠中有化佛。那么此尊四臂佛像的尊格到底是什么？其造像图式又是怎么形成的？至目前为止，尚未见方家有专文考述。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此尊佛像的尊格与图式作一探讨。

一、化佛与净瓶标帜的形成化佛和净瓶的确是研究该佛像的重要依据，但在古代印度化佛定型为观音标帜与净瓶定型为弥勒标帜之前，化佛与两佛图式的关系都颇为密切。首先，化佛与观音的关系在很多佛教经典中都有记载，如不空译《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卷上云：“其莲华变成观自在菩萨，身红玻梨色，坐莲华台上，首戴宝冠，冠中有化佛。”⑤菩提流志译《五佛顶三昧陀罗尼经》卷第二云：“画观世音菩萨结加趺坐，身黄白色，头戴宝冠，冠中化佛面目嗔怒。”⑥《念诵结护法普通诸部》也有化佛的记载：“即令心眼想见观自在菩萨，身相圆满，作红赤色，天冠花鬘，众宝璎珞，具足庄严，冠中化佛，坐宝莲花，作说法相。”⑦一般观音宝冠中的化佛结跏趺坐，但也有化佛为立像的，如刘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下云：“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冠中化佛以表带果而行，用四观面。”⑧从这些佛经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观音宝冠中的化佛形象既有坐像，也有立像；既有寂静相，也有忿怒相。其次，从经典和实物遗存来看，化佛与弥勒也颇有渊源。从弥勒经典记载来看，《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就有弥勒宝冠中有化佛的记载：“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复有他方诸大菩萨，作十八变随意自在住天冠中。”⑨从实物遗存上来看，古代印度马图拉（秣菟罗）地区出土栏楯柱上的高浮雕佛像，就是一尊戴有化佛的圆形宝冠的弥勒立像。弥勒菩萨左手执水瓶，右手作施无畏印。宝冠中的化佛左手握衣角，右手也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甚至在汉地也有弥勒宝冠中有化佛的例证，如敦煌第275窟西璧就有一主尊为北凉时期（397年或401-439年）的交脚弥勒，其宝冠中就塑有一坐佛。此外，在龙门石窟中也同样有一些头戴化佛冠的交脚弥勒，如古阳洞顶部的一圆形拱龛主尊交脚弥勒及该洞西璧赫连儒造像龛内的主尊交脚弥勒以，二者宝冠中皆有化佛。⑩观音的持物从犍陀罗到笈多朝以降都是莲花，所不同的是笈多以降则是未开或开敷的莲花，而犍陀罗则是华鬘或带茎采下的莲花。莲花作为观音的持物，具有超越时空的象征性，而净瓶不是，只有在阿旃陀和卡乃里净瓶才成为观音的持物。但是净瓶在贵霜和秣菟罗时代就已经固定为弥勒的持物，只有阿旃陀和卡乃里弥勒才不持净瓶。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斯瓦特佛教造像中，宝冠中刻有化佛的除四臂佛像和观音造像外，还有毗卢佛坐像。B11“观音以化佛、弥勒以佛塔作为标识也是波罗王朝才固定下来的，此前并无一定之规。”B12故宫博物院斯瓦特四臂弥勒佛像的时代为7至8世纪，而8世纪末波罗王朝才开始建立，所以，在弥勒的三叶冠中出现化佛是符合历史语境的。换句话说，在此之前，观音像中也有佛塔、弥勒像中也有化佛，其象征意义是一样的。

二、四臂观音与四臂弥勒

最早记载四臂观音图像的密教经典为《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于无量寿如来右边，安持大摩尼宝菩萨，于佛左边，安六字大明，四臂肉色白如月色种种宝庄严。左手持莲华，于莲华上安摩尼宝，右手持数珠。下二手结一切王印。于六字大明足下安天人。种种庄严。”B13这里观音的持物为莲花和数珠，冠中化佛在四臂观音中也没记载。事实上，印度最初的多臂观音像也不是很明确，而且，“即使四臂和六臂观音像的坐姿，印度亦采取右足垂下的半跏游戏坐，结跏趺坐形式罕见。”B14虽然都臂观音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基本造型是（1）右手第一手垂下施与愿印，左手第一手屈臂执莲茎，左第二手屈臂数珠，右第二手垂下执水瓶。或者是（2）右手第一手垂下施与愿印，左第一手垂下执水瓶，右第二手屈臂数珠，左第二手屈臂执莲茎。”B15但这两种观音造型都未能成为四臂观音的基本图式。“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材料，在四臂观音像的出现于藏传佛教的后弘时期（约12世纪）。”B16B.巴达恰利亚在其著作《印度佛教图像志》中收录了东印度萨拉那斯（Samath）四臂三尊石雕造像，B17后弘初期由曾任东印度超岩寺主持的阿底侠大师（982-1054年）传入。从后弘初期到19世纪的四臂观音造型皆以此为定型。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尊清宫仿斯瓦特风格四臂观音菩萨像，菩萨结全跏跌坐头戴三叶宝冠，正中冠叶上均有无量光化佛，上二手上抬起，持莲枝，现莲枝已折断，下左手持净瓶，下右手施与愿印。左肩披圣线和仁兽皮，台座为双狮垂帘下加莲座，莲瓣直接着地。我们可以看出，斯瓦特四臂观音造像中，确有冠中化佛和手持净瓶的标帜，观音但其余三臂仅持莲花，作施无畏印。而藏传四臂观音造像中并没有净瓶作为持物标帜。关于藏传佛教的四臂弥勒像的遗存罕见，但在《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却收录了一尊四臂弥勒像，B18并题词曰：“三面三光对照，四臂四相领要。不识弥勒化身，但看袒腹微笑。”B19从题词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此四臂弥勒已经与斯瓦特四臂弥勒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不识弥勒化身，但看袒腹微笑。”完全是模仿描述汉地布袋和尚的口气写的。但这同时说明了在藏传佛教图像中，四臂弥勒造像也曾流行过。

三、归命印与斯瓦特四臂弥勒造像图式的形成我们认为在化佛为成为观音固定标帜之前，故宫博物院藏斯瓦特四臂弥勒造像图式中最重要的标帜应该是掌心向内的手印。这种独特的印相，在B.巴塔齐鲁亚的《印度佛教图像学》卷末的词语解释，称之为“归命印”，是菩萨对佛陀表示敬意的印相，或者是第二位的神对主神表示敬意的印相。B20在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中，左手持水瓶，右手举起结掌心向内，有婆罗门行者、梵天和弥勒菩萨。在犍陀罗美术中，婆罗门行者及仙人，手中持有水瓶。并且在“占相”、“占梦”、“婚约”等场面中，婆罗门行者带领的弟子右手抬至肩头，显示出掌心向内的印相。同样，在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左手持水瓶，右手抬起并作掌心向内的印相，是梵天图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的形象与婆罗门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一幅《占相》石刻中，婆罗门行者显示的就是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印相。可以说，在犍陀罗产生这种明确图像特征的梵天形象是以婆罗门行者形象为原型的。弥勒出生婆罗门，所以在印度也留下了大量的归命印造像。此印相在印度境内影响力似乎较小，秣菟罗美术和萨尔纳特美术中很难见到这种印相，应该是犍陀罗美术的首创。换句话说，在犍陀罗时期，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印相的弥勒图像就已经确立了。但此印相在西北印度存续到较晚时代。宫治昭先生在调查41例犍陀罗三尊式中二胁侍菩萨图像时发现，除去18例破损的右手外，右手举在肩前呈掌心向内印相的占大多数，计12例。而这些菩萨被证明是弥勒像。另外，在犍陀罗浮雕七身佛陀像和弥勒菩萨的7例中，有两例为菩萨左手持水瓶，右手结掌心向内印。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例就为斯瓦特出土。不仅如此，在很多迦腻色迦有铭文的铜币上，弥勒坐像的左手执水瓶，右手就放在胸前，掌心向内。B21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也有，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印相。如出自信的布拉赫曼纳的6至7世纪的弥勒立像，四面两臂，左手持水瓶，右手作掌心向内印。在单尊弥勒青铜造像中，也有斯瓦特的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印相的造像出土，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尊高18.2厘米的6世纪的斯瓦特青铜弥勒菩萨像。此尊弥勒菩萨为目前我们所见的斯瓦特弥勒造像中较早使用掌心向内手印的造像，并且无论从体型、饰品还是从腿部的衣纹、净瓶等方面来看都与六臂弥勒属于同一个风格体系。所不同的是六臂弥勒的肌肤比较圆润。富有弹性质感。而此尊弥勒肌肤显得比较壮健结实，具有较强的犍陀罗风格。关于斯瓦特掌心向内的渊源M.塔得做过考证，他认为这种手印与哈波奎迪斯有关。M.塔得的《哈波奎迪斯、梵天、弥勒》以斯瓦特出土的4件浮雕为例，考证了哈波奎迪斯与弥勒在图像上的混同问题。B22他认为哈波奎迪斯抬右手，手指放在下巴或嘴边，或是右手举至肩头扬掌，如同施无畏印，同时也发现有掌心向内的表现，与梵天、弥勒相的类似耐人寻味。犍陀罗时代确立了弥勒独特的印相——归命印。而处于印度最北端的穆尔贝赫，在当时流行正流行着四臂弥勒造像（至今那里还遗留着一尊高9米的四臂弥勒大像，雕刻年代于7至8世纪）。B23可以说，由于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才造就了四臂归命印弥勒的图式。

四、结语此四臂弥勒造像虽然出自斯瓦特工匠之手，但应产于吐蕃。正如黄春和先生所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7至10世纪南亚和中亚各地风格的金铜佛像不少，据有关介绍，有20尊之多。这些造像大部分也可以断定为所造，尤其是其中14尊斯瓦特风格的金铜像，我看有些应出自吐蕃时期的。因为这些造像面形长圆、双目低垂，神态平和，已与斯瓦特造像深目高鼻的特征、双目睁视的神态完全不同，它们已明显地融入了藏民族自己的审美情趣。”B24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混融的造像图式呢？这或许与莲花生大师有关。我们注意到在此尊四臂弥勒像的莲瓣上刻有“施作圣法王莲花生”的藏文，显然为系后人所添。但这看似与本尊弥勒无关的文字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本尊佛像是否与斯瓦特的佛学大师莲花生有关。斯瓦特是印度晚期密教——金刚乘的发源地，因陀罗步底大师为该国国王，同时也是金刚乘创始人，而他的儿子正是公元8世纪初来弘法的莲花生大师，而莲花生大师是宁玛派的传承祖师。从时间上来讲此尊弥勒像与莲花生大师入藏时间相吻合，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该佛像有可能是莲花生大师从斯瓦特带来的工匠在所刻。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藏所藏的此尊佛像，当是吐蕃风格与斯瓦特风格混融的四臂弥勒佛像。

① 《8至9世纪坐像四臂观音菩萨》，中华博物网http：///include/viewDetail.php？columnid=80&colid=2871。

② 王家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命名此尊造像为四臂弥勒菩萨。

③ 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北京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图版第7页。

④ 同③，图版说明第3页。

⑤ 《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卷上，《大正藏》第20册，第74页。

⑥ 《五佛顶三昧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第273页。

⑦ 《念诵结护法普通诸部》，《大正藏》第18册，第900页。

⑧ 《观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下，《大正藏》第37册，第297页。

⑨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大正藏》第14册，第419页。

⑩ 温玉成《龙门古阳洞研究》，《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

B11 王家鹏主编《藏传佛教造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B12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B13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卷第四，《大正藏》第20册，第61页。

B14 宫治昭著，李静杰译《斯瓦特的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敦煌与印度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B15 同B14。

B16 赖天兵《飞来峰纪年藏传四臂观音三尊龛造像初探》，《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B17 B.Bhatthacharyya， The Indian Budd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adhanomala and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funcsCalcutta Fimak·L Mukhopadhyay， 1968（repr）， fig. 94.

B18 《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

B19 三光：1.色界的第二禅天，有少光天、无量光天与光音天，叫做三光；2.星星、月亮和太阳。见陈义孝《佛学常见词汇》。四相：有多种说法，如《金刚经》所说四相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都是我相的不同表现形式，其实只是一个我相，或称我执。它与法执构成世间的执著，是般若法门所扫荡的对象。而修习密乘大圆满道，证得有学乃至无学所有道相也有四，即法性现前相、证悟增长相、明智如量相和法遍不可思议相。

B20 B.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Calcutta， 1958， p.437.

B21 同B12，第206-210页。

B22 M.Taddei，“Harpocrates-Brahmā-Maitreya：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Gandharan Relief from Swāt”， Dialoghi di Archeologia， AnnoⅢ， Numero3，1969， pp.364-390. Figs.21-23.

B23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B24 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Schema Study of Swat Four-Arm Buddha Collected in the Forbidden City

WANG Zhong-lin

（1.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2. School of Fine Arts，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Abstract：In the Palace Museum， there collects a swat four-arm Buddha make of copper. Scholars identify it either as Guanyin or Maitreya. Through a detailed study upon objects it holds， we state that it is not Guanyin but a four-arm Maitreya of integrated swat and Tibetan style. Based up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mained objects， we find multi-cultural elements and symbolic connotation that the four-arm Maitreya have.

Key Words：Swat； Four-Arm Buddha； Four-Arm Guanyin； Become Buddha； Bottle Held by Buddh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