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6 12:27:49
摘要：《汉书》所载的“（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是正史中文人书信被收藏的最早记录。然而，对于陈遵尺牍被收藏的原因，历来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对《汉书》、《汉纪》、《后汉书》等典籍文献资料的纵深发掘，认为陈遵“善书”即指擅长书法，但这并非说明了时人收藏陈遵的书信是因为其书法好。
关键词：书法艺术；创作思想；陈遵；善书；文辞；尺牍；游侠；书法史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Criticism of Chen Zun's "Shanshu" in Han Dynasty
XU Xue-biao1，2
（1.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2. School of Plastic Arts， Shandong 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 Jinan， Shandong 250300）
班固《汉书》卷九十二载：“（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荀悦《汉纪》也有与之大致相同的记载。这是正史中文人书信被收藏的最早记录。然而，对于陈遵尺牍被收藏的原因，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遵“善书”为擅长书法，时人藏其尺牍为珍藏其法书；另一种观点认为，陈遵“善书”，并非是指擅长书法，时人藏其尺牍，一则爱其文辞，二则慕其游侠风度。观点相左的根源所在，即是对陈遵“性善书”之“善书”的不同理解。
一、两种观点由来述评
（一）“陈遵善书为擅长书法，时人藏其尺牍为珍藏其法书”之说由来评略持此观点者，除受汉之后六朝人所言的“善书”一般特指擅长书法的影响外①，最直接的证据即是《汉书》言陈遵“性善书”文后的“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句。笔者以为，汉至六朝之间，虽年代相隔并不遥远，但毕竟处于一种相异的文化背景之下，尤其是书法，自六朝走上完全自觉化道路后，其艺术性得到空前的发展，书法及书法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人们对于书法及其相关诸因素名物形式等的认识，也自然会随着思维模式的波动而改变。如汉朝作为书信文体之名的“尺牍”，到了六朝则变成了一种书体形式；“草书”，在汉初本指潦草的书写，然自汉末开始，却成为了一种既定的书体之名。倘若无视这种差异的存在，不是借助于两汉的基本史料，而是简单地把六朝人的观点上推到汉，认为汉朝人亦当如此，是极容易犯以今律古、张冠李戴错误的。清代张尔岐《蒿庵闲话》论陈遵“善书”曰：
古人往来书疏，例皆就题其末以答，唯遇佳书，心所爱玩，乃特藏之，别作柬为报耳。晋谢安轻献之书，献之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观此，知汉人藏陈遵尺牍，爱其笔画，非取文义也。
论证过程似乎很严密，结论也好像比较客观，然一经考诸文献，便会发现这种说法难以成立。一方面，古代典籍中并没有所谓“书疏往来，例皆就题其末以答”的书仪规范存在。今所见汉以前简牍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其中亦有数件为古人的书疏往来，然却均无“就题其末以答”者。另一方面，如果“就题其末以答”是古人书疏往来的正常规范，那么，谢安就王献之书“题后答之”，是在按正常规范行事，王献之根本不会有“甚以为恨”的理由。谢安“题后答之”，只是为了表明对王献之书法的不屑，是个人尺牍往来的一个特例，不能据此说明古人尺牍往来就是“就题其末以答”。“唯遇佳书，心所爱玩，乃特藏之，别作柬为报”的情况也不是古人的通例。以此作为唯一的直接证据，得出汉人收藏陈遵尺牍，是“爱其笔画之美”，认为陈遵“善书”是擅长书法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汉书》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前有“赡于文辞，性善书”句，假使陈遵“善书”就是指的擅长书法，那么“主皆藏去以为荣”之所以“荣”者，也有三种可能：或因其文辞，或因其书法，或是文辞、书法二者兼而有之。由此而反推，在陈遵“善书”具体所指不明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主皆藏去以为荣”是无法推导出陈遵“善书”是擅长书法这一结论的。况且，汉世崇尚游侠之风甚浓，《汉书》卷九十二载：
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汉人对游侠的态度是“荣其名迹，觊而慕之”，且能做到“死而不悔”。在此主观心态下，即使陈遵尺牍文辞不美，书法不工，众庶慕其大侠之名而竞相收藏之，也非怪事。也就是说，“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只能说明汉人以为能够收藏到陈遵的尺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至于更加具体的原因，为什么觉得收藏陈遵的尺牍有荣耀之感，仅仅从“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该句话自身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相应的，也就不能据此反推出陈遵“善书”为擅长书法。
（二）“陈遵所善书，并非指擅长书法，时人藏其尺牍，一则爱其文辞，二则慕其游侠风度”之说由来评略认为陈遵所“善书”，并非指擅长书法者②，最主要的证据是《汉书》卷九十二陈遵起为河南太守时，“治私书谢京师故人”的记载：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由是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论者以为，“如果陈遵所善者诚为书法，而其书迹又为人争相宝重，于理则应该当众亲操笔砚，‘治私书谢京师故人’，以显其书法之能。但他并未这样做，而是一面‘省官事’，一面‘凭几口占书吏’”。③因为陈遵“召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从而说明陈遵不善书法。如果这一逻辑形式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就此做更进一步的推导：（一）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中央直属部门还是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均配置有不同数目的书吏，负责文字书写工作。这些书吏的存在，说明了各行政机构主管官员不擅长书法。（二）如果某一行政主管官员的字写得好，则不管其业务几多繁忙，客观情况如何复杂，均应亲操笔砚，不当由他人代劳。无疑这是非常荒唐的。陈遵时有“关西大侠”之称，是当时游侠为杰出者。荀悦《汉纪·孝武纪》曰：“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陈遵“治私书谢京师故人”这一特立独行的做法，无疑是初到河南太守任上，为了展示其游侠风度“立其气势”制造的噱头。然陈遵何以用这种形式来炫耀自己，折服众人呢？这不能不提到汉代作为游侠所应当擅长的几个方面。对此，荀悦《汉纪》也有过专门记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书记”与“苞苴”、“聘问”、“私务烦于公事”等几个方面，是游侠的特征与能事，这也是陈遵初到河南太守任上所极力炫耀，折服人心的主要所恃：“召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一则炫耀了其书记文采，同时又向人们展示了其不因公务害私，公私两不误，甚或“私务众于官事”的游侠风度。没有任何记载说明，游侠必须擅长书法。客观上，书法并非汉人仰慕游侠的因素之一，故即使陈遵擅长书法，主观上也不会把这当成他主要的炫耀资本。况且，倘若数百封尺牍，皆由陈遵当众亲自操笔完成，那么其“亲疏各有意”的文辞之才与“口占书吏，且省官事”的从容风度，就无法得到充分展示。以陈遵“召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一事，而否定陈遵“善书”非擅长书法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陈遵召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口占书吏，显见并非亲手所书，如联系前文句‘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看，受尺牍者并非因拥有陈遵的字迹为荣”。④我们分析，时人收藏陈遵尺牍以为荣，是当时一种大众性的普遍风气，而陈遵“口占书吏”，以致“河南大惊”的行为，只是陈遵初到河南太守任上制造的一个噱头，是陈遵尺牍往来生涯中的一个特例，否则《汉书》是不会专门记载这一事件的。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不能就此而武断地得出一般情况下陈遵的尺牍很多都是由他人的。以此断定陈遵“善书”并非指擅长书法，则有失绝对化、主观化。相应的，在此基础上而立论的汉人收藏陈遵尺牍，“一则爱其文辞，二则慕其游侠风度”的说法也很难成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二、陈遵性善书即指擅长书法
（一）陈遵“善书”非指善文辞书记陈遵“善书”为善文辞书记，这是持“陈遵善书非指擅长书法”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然查阅相关文献，可知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汉书》与《汉纪》关于游侠陈遵“性善书”，及“治私书谢京师故人”的事迹均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略有不同者是记事的次序方面。《汉书》是先述“（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后记“召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一事，《汉纪》则与之相反。这种不同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判明，陈遵“善书”非指文辞书记。《汉纪·前汉孝宣皇帝纪》载：（陈遵）为河南太守，作私书与京师故人，招善书吏十人于前，遵凭几口授与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义，河南人大惊。性善书，与人尺牍，莫不藏之以为荣。荀悦言陈遵“性善书”前，已经特别介绍了其文辞书记之能——“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义”，以致“河南人大惊”。而倘若“性善书”是指文辞书记，则很明显重复前文，荀悦完全可以删去“性善书”句，于“河南人大惊”后直接“与人尺牍，莫不藏之以为荣”。事实上班固与荀悦二人均不吝笔墨地记述下了这一条，于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陈遵“善书”非指善文辞书记。《后汉书·崔瑗传》载：“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尝有人以此与《汉书》言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相类比，认为二者颇为一致，无论是文意还是句式。⑤其实不然。“文辞”是指文学形式方面，泛指文采，而“书记”、“箴铭”则是具体的文体之名，是属于“文辞”这一大范畴中的小门类。《后汉书·崔瑗传》中的“文辞”与“书记”、“箴铭”之间构成一种递进总分关系，故此以“尤善”衔接前后，着重提示。这与《汉书》言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是不同的，倘若陈遵“性善书”是指善“书记”，那么“赡于文辞”与“性善书”之间也构成一种递进总分关系，相应的，二者之间也应当是以“尤善”、“尤精”等相衔接。由此我们可基本断定陈遵“性善书”，不可能是指书记文辞。另外，“书记”作为一种文体之名由来已久，先秦到六朝典籍中屡见不鲜，“善书记”作为一种固定用法亦不乏见，然却未见一例将作为文体之名的“书记”简称为“书”，“善书记”简称“善书”者。前文提及的荀悦《汉纪》中的“书记繁于公文”即是一明显的例证。以上三点，足证陈遵“性善书”并非是指善书记文辞。（二）陈遵“善书”即为善书法《说文》卷三“聿部”：“书，著也”，《说文·序》又说：“著于竹帛谓之书”，甲骨文、金文的“书”像右手握笔在竹简上书写之形。可见，“书写记录”是“书”的本意。由此本意又引申出书写而成的文本典籍之意。后世与“书”有关的诸多用法莫不根源于此二者。与此相对应，“善书”也主要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书”为书写记录，“善书”即擅长书写，也即善书法，如汉代刘向《新序》卷二杂事载：“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因请借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为教品。”《汉书·游侠传》中陈遵“招善书吏治私书”之“善书吏”，与此处的“善书者”意义相同；另一种是“书”作“文本典籍”之意用，“善书”即“善本”，如汉佚名《太平经》卷八十八载：“今四境之界外内，或去帝王万万里，或有善书，其文少不足，乃远持往到京师。”我们分析，在“善书”作“善本”应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性善书”用法存在的，因为“性”是指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指主体的属性，而作“善本”用的“善书”则是指主体之外的另一种客体，二者不可能在没有关联语中介词的情况下连用。据此，可基本判定陈遵“善书”为擅长书法。此为一证。《汉书》言陈遵“性善书……主皆藏去以为荣”，紧随其后有“善书吏”一名出现。不用任何旁证，仅从“陈遵招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这一记载本身，即知“善书吏”之“善书”为善书法。倘若陈遵“性善书”之“善书”，与“陈遵招善书吏治私书谢京师故人”之“善书”意义有别，而不做任何省简变化，是极容易产生歧义的，作为良史的班固与荀悦不当有此疏忽。故知陈遵“性善书”之“善书”与“善书吏”之“善书”同义。此为二证。《汉书》卷七十二：“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汉贾谊《新书》卷三：“胡以孝悌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班固与贾谊所记为武帝时期的同一社会现象，很明显《汉书》的“史书而仕宦”与《新书》的“善书而为吏”是指同一内容。可见，两汉时期“史书”与“善书”二者通常是可以互换应用的，二者的意义也应当是一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释“史书”曰：“史书，指当时文吏所必须掌握的文字、书法”。⑥相应的“善书”也是指的擅长文字书写，善书法。此为三证。《汉书·严延年传》载：“（严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於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按，“狱文”为判决狱讼的文书，“史书”前已述，是指当时文吏所必须掌握的文字、书法。“奏成于手”之“奏书”的完成需“起草”与“誊录”两个基本过程。一般情况下，“主簿”负责奏书的起草工作，而誊录则由“善书吏”负责完成，因为严延年巧于文书，善书法，故能自己完成奏书制作，从而能够实现“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这一保密的目的。严延年的“巧为狱文”、“善史书”，即是为后面的“奏成於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作好的铺叙。此与《汉书》陈遵的“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的记载手法颇为相似：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也即为其后文“主皆藏去以为荣”作好的铺叙；陈遵“赡于文辞”、“善书”分别对应于严延年的“巧为狱文”、“善史书”，“尺牍”也与“奏书”相对应；陈遵“尺牍”的完成也与严延年的“奏书”般，需“成文”与“书写誊录”两个过程，尺牍“成文”则需要文辞，“书写誊录”则需要书法。于此也可基本判定此处的“善书”即指善书法。此为四证。以上四点足以说明了陈遵“善书”就是指擅长书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同时可以证明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的原因是陈遵的书法好。汉人以收藏陈遵的尺牍以为荣，除去文中我们提到“赡于文辞”、“性善书”这两个铺叙的内容外，“游侠”的因素也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情况如何，就目前资料而言是很难得出确切结论的，尚俟将来发现新材料，补充论据。
① 如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中录陈遵之名；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陈遵善篆隶。
② 林京海《汉陈遵所善书》，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杨炳延《中国美术馆书法收藏思考》，《中国美术馆》，2008年第12期。
③ 林京海《汉陈遵所善书》，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第27页。
④ 杨炳延《中国美术馆书法收藏思考》，《中国美术馆》，2008年第12期，第91页。
⑤ 同③。
⑥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