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洋车夫

说起洋车并不是现如今什刹海“胡同游”拉着老外串胡同的三轮车，而是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车，因此也叫东洋车。最先引进的是上海，当时的东洋车车身很高，木头车轮包铁皮，走起路来哐啷哐啷响，颠得厉害，坐着很不舒服，一般人都不愿问津。后来有了改进，车身放低，用钢丝铁圈代替木轮，外箍实心橡胶车胎，行车时声音小了，车身平稳，乘客也舒服多了，这才渐渐流行起来。这种东洋车在上海一律漆成黄色，非常醒目，所以被称为“黄包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充气轮胎，同时加强了车的装饰，成了一种流行的新式客运车辆。

到了北京，老北京人说话简洁，“东洋车”干脆就改名叫“洋车”，把拉车的车夫叫“拉洋车的”。虽然只隔着240里，天津人却把洋车叫“胶皮”，拉车的则叫“臭胶皮”，透着对劳动人民的不尊重。

洋车在20世纪初的北京城是一种时髦，大宅门都有自备私车，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如同现在的奥迪、宝马一样。私家车装饰得也讲究，车身漆成黑色，满镶铜活，擦得锃明瓦亮，车篷、车帘、车围子、椅垫子、靠背一码都是深蓝色洋布，车前面装着两盏“气死风”四面玻璃的铜车灯，车踏脚（也叫车簸箕）下面安着铜脚铃，坐车的人用脚踩得“铛啷—铛啷”山响，教闲人闪开，透着气派。再看拉车的，脚踏两道脸镶皮包头黑缎子靸鞋，一身青色裤褂翻着雪白的袖口，精神干练，跑起来又快又稳。那年头没有“保时捷”“英菲尼迪”，少爷秧子们飙车，飙的就是洋车。那时阔少爷们都穿着笔挺的洋服，梳着中分，头油抹得锃亮，腿脚都好，可人人都拄着一条文明棍。女士们电烫的飞机发，旗袍的开叉高到大腿，时髦开放不亚于现在的时尚明星。这些官宦字弟、富家阔少西装革履牵洋狗拥美妇，成群结队坐着私家洋车，脚踩铜铃叮当乱响，手中高擎文明棍驱赶着车夫。十几辆洋车争先恐后，吹口哨打榧子大呼小叫，弄得街头鸡飞狗跳，路人侧目。此等景象，也算是那年头北京街头一景。当然，比起现在“富二代”什么“二环十三郎”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那年头还有一种就是包月车。有的是用户自备车辆，有的是车夫自带车辆，专车专用，按月给钱。用得起包月车的大多是官府职员、买卖人家、大学教授、著名演员。据说著名京剧演员唱大花脸的金少山先生，坐的就是包月车。到晚上东安市场戏园子散了戏之后，也像现在一样，一大帮追星族围在大门口等着见金先生一面，另有一大帮乞丐、穷孩子围着，等着金先生赏钱。金先生出了戏园子坐上包月车，从大褂兜里掏出一大把铜子儿向后面这么一撒，脚踏铜铃绝尘而去。围观的群众高声喊好，乞丐和穷孩子争抢地上的铜钱，嘴里还不忘了喊，谢金先生赏！据说只要金先生去园子，天天如此。那年头一大枚铜子儿可以买俩烧饼，一小枚铜子儿能喝一碗豆汁，外带白吃咸菜。金先生一把铜子儿不多，穷孩子当晚可以不用挨饿，也算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不像现在老是听说明星“诈捐门”什么的。

再往下就是拉散座的洋车了，也分三六九等。头一等是车夫自己置办的车，车也干净，人也精神，拉坐儿就多，钱也挣得多。拉一天车，一家老小别的不敢说，杂和面窝头能吃饱。

穷人买不起车，就得赁人家的车了。专门有开车场子的，规模从百十辆到几十辆不等，车分新旧好坏，车份多少不等，按天交份。这路老板一般都是江湖混混，黑白两道都行得通，最典型的就是老舍先生话剧《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车夫赁车得有人作保，写下字据，要不你把人家车拉走卖了怎么办！车份有先交、后交，一般老东老伙彼此信任，车份可以后交。那年头车场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交了车份管饱”——车场子有大锅，蒸窝头、熬白菜，拉车的晚上回来交了车份，可以饱吃一顿。年轻没家的车夫晚上交一点房钱，可以住在车场的大通铺。现如今出租车司机给公司交车份的说法，正是从旧社会车场演变过来的，只是没了“交了车份管饱”的规矩，开车的师傅您得自备干粮自备水。这路拉人家车的车夫跟拉自己车的可就没法比了，差距就如同当今个体出租车司机和公司出租车司机一个样。那年头拉车的都是干一天吃一天，家无隔夜粮。赶上阴天下雨拉不上坐，交不上车份不说，一家人可能连粥都喝不上。

后来，北京城引进了有轨电车，拉的人多，跑得又快，票价又便宜，对拉洋车的生计形成了威胁。《残冬京华图》中，在东单路口，大群的洋车夫拉着洋车围堵电车道路，警察挥舞警棍追赶驱散车夫的画面，记录的就是这一冲突。

警察与拉洋车的是一对矛盾，旧社会的警察可没有现在的警察文明礼貌，抓到拉车的用警棍打不说，还可能把你的车垫子抢走。洋车没了车垫子，就是一层硬木板，坐下硌屁股，谁还来坐你的洋车？拉不着坐儿，就得饿肚子。那年头拉洋车的是人下人，谁都能欺负。

咱们今天要说的“妞儿德子”，也是一位洋车夫。所幸他拉的是自己的车，相当于如今的个体出租车，自己给自己当老板，除去警察，天王老子也不怕。“德子”是孤儿，既无父母，也无兄弟姊妹，孤身一人和我们家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他原来给宅门拉包月，后来主家调任到别处当官，看“德子”可怜，又为人忠厚，服务不错，临走就把自家的洋车赏给了他，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计和饭碗。那“德子”前面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妞儿”呢？只因为“德子”是独生子，从小儿身子骨单薄，没出三岁还得了一场天花，差一点要了小命。爹妈为了好养活，就把小子当姑娘养。从小就给穿花袄，留小辫，一直养到十来岁，不知不觉说话做派就女里女气的。因此上，街坊邻居就送了他个外号“妞儿德子”。

听我二姨说，“妞儿德子”长得寒碜，细篾儿剌的眼睛（形容眼睛太小，又是单眼皮）还近视，高颧骨小嘴，有几个浅白麻子，说话燕语莺声，一笑就捂嘴。头上长过秃疮，有些地方不长头发，俗话叫花斑秃，无冬历夏戴一顶鸭舌帽。虽说如此，他却爱美，好干净，衣裳天天洗，天天换。脸上抹雪花膏，总拿着一面小镜子，没事就照。德子的车好，又是自己的，不愁拉不上坐。孤身一人，正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拉车并不勤快，常常是晚出早归，有时干脆不出车，在家里扯闲白。他从不跟男爷们一道耍钱、喝酒，却总爱跟街坊婶子大娘一块堆儿聊天。“妞儿德子”没家室，一些缝补拆洗的事，街坊邻居的婶子大娘就帮助干了。帮他拆洗的棉袄，缝补的裤褂，“妞儿德子”总是要举到眼睛跟前细细地瞧看，一迭声地夸赞手艺好，针脚细密，说一大堆千恩万谢的客气话。

“妞儿德子”没脾气，说话又逗，孩子们都喜欢他。平日里“德子”好做白日梦，闲来无事孩子们总是围着听他讲故事。故事的内容永远不变，讲的是他后来发了大财，盖了三进三出的大宅子——那房子好得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前出廊子后出厦；还在北京开了好多家钱庄、饭庄、绸缎庄、西服庄；又娶了好几房姨太太，生了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大闺女叫兰香，二闺女叫玉茹，三闺女叫金秀。大闺女嫁给总长，二闺女嫁给了司令，三闺女嫁给了开买卖的。他过六十大寿，大女婿送的是汽车，二女婿派来了军乐队，三女婿送的大洋钱四个人都抬不动。院里头搭着大棚，请的是北京城最有名的厨子，开的是流水席，上的是坛子肉、扣肉，肥卤鸡、香酥鸡，江米瓤鸭子、八宝烩鸭羹，清蒸蛤什蟆、松鼠桂花鱼……别看“妞儿德子”是穷人，可是人家在宅门里拉过车，没吃过也见过，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这帮穷孩子听得是满嘴流哈喇子。一般听到这里总要问，“‘妞儿德子’你的好吃的请不请我们吃呀？他一定会回答，请啊！可是我还没发财呐。等我发财了，我请老街坊们吃东兴楼的烧鸭子，人人管够！

可是“妞儿德子”有一项顶头的大忌讳，就是任谁也不能动他头顶上的鸭舌帽，谁动，他跟谁急。老年间北京城有那么一个“四不动”的歌谣，讲的是“秃子的帽子，大姑娘的腰，赶车的鞭子，厨子的刀”，这四样东西，不能随便乱动，动了人家跟你急。有一回，“妞儿德子”没出车，倚在窗根底下晒太阳打瞌睡，我二舅小时候淘气，悄悄地过去把他的帽子摘了。“德子”惊醒了，急得他一手捂住脑袋，一手赶紧满地找帽子，气得满脸通红，差了声地喊着：“大姑奶奶，瞧瞧你们家大年哪，真讨厌！”这是他数落孩子最重的话。我二舅本想开个玩笑，没想到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害怕挨姥姥打，赶紧跑到大街上去了。

那一年，日本鬼子进了北京。日本鬼子说北京人不懂文明不讲礼貌，见着中国人就叫人家给他脱帽鞠躬，不鞠躬就打。“妞儿德子”胆小，不敢惹日本鬼子，叫鞠躬可以，叫脱帽，是说什么也不干。为了这个，挨了日本鬼子好几个大嘴巴子。“德子”哭着回来，在家里躺了三天，心里恨死了该死的日本鬼子。

我们的胡同里也住进了一家日本人。男的不知是干什么的，穿着西装，戴眼镜，留小胡子，腋下夹着皮包，走着上班，阴沉着脸从不和街坊邻居打招呼。女的穿和服，低眉顺眼，见人就鞠躬。那两个男孩子可邪乎，比着肩也就八九岁，生驴野马一般，手里老拿着一根竹片子，当东洋刀耍，见着胡同里的孩子就拿着当靶子，追着砍，追着打。人家大人见着了护着，他就拿脑袋撞人家，把老太太一撞一个仰壳。你要说那个日本娘们客气吧，她却从来不管教这两只小畜生，好像他们天生就应当这么横行霸道。

这两只小畜生在日本学校念书。日本娘们就找“妞儿德子”每天接送，钱倒是给，就是看着这两个小兔崽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哪儿有辙呀，人家有宪兵队，亡国奴的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妞儿德子”嘴底下老念叨着这么一句话，“钱好挣，屎难吃。王八好当，气难生”。

话说有这么一天，“妞儿德子”接这俩小畜生放学。这俩小兔崽子不老实，坐在车上耍弄他那破竹刀片子，在德子身上是又捅又戳。德子只能忍着气，拉车往家走。没想到这个小畜生要搞恶作剧，拿竹片子捅掉了他的鸭舌帽。这可动了德子的心肝，哪还顾得车上的两个小畜生啊，低下头就找帽子。这一分心，两个胳膊可就管不住了。两手一抬，把杆朝天，车可就打了天秤了。洋车哪儿都好，就是重心在后面车轴上，行驶中全靠车夫压着把杆，保持平衡。一旦车夫撒手，洋车后重前轻，一定要向后倾翻，北京的俗话就叫“打天秤”。这俩半大小子，分量本来就不轻，再加上瞎折腾没防备，一下子从洋车里折出去，摔得真不轻。德子一看闯了大祸，哪敢再回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拉起洋车头也不回就跑出了城。第二天街坊邻居都知道德子出事了，大家为他捏着一把汗。宪兵队、警察局都来找过，可始终没有他的下落。

直等到小日本投降，有人在大街上碰见过“妞儿德子”。身上穿着西装，脚下踩着皮鞋，头上还没少了那顶招牌式的鸭舌帽。据他说，那年逃出北京城，把洋车卖了，走到丰台买了一张去南边的车票，投奔了国军。在国军里学会了开汽车，也为打日本出过不少力。等到日本投降，“妞儿德子”无心做官，又嫌军队太苦，就跑回了北京城，在大宅门里给人家开汽车。那年头开汽车可是好职业，不但挣钱多，而且面子风光。街坊邻居都说“妞儿德子”混得不错，可听他自己说，还是单身一人，太太没娶，把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也耽误了。抗战八年，混到光复，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临别撂下一句话，“老少爷们等我发财，我请大家伙儿到东兴楼吃烧鸭子，人人管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