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与天书 皆源于生活

“纵观徐冰的所有作品，许多是关乎语言和人类自身――这两者密切相缠。他领引观众通过与未知状况的对抗来了解自身本性。譬如，观众即便再仔细地观看美术馆展场中徐冰的文书，也都只能对这些永远无法读懂的文字摇头兴叹。观众被驱使着去重新思考书面文字的价值和可靠性。”

――全球知名策展人布里塔・埃瑞克松（Britta Erickson）

人物介绍

徐冰，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布朗士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捷克国家博物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曾被邀请参加英国、法国、日本、芬兰、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重要联展；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AWARD）。

年初，艺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作品《凤凰》结束了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Church of St. John the Divine）的展出之后，即参与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回溯“凤凰”的创作，时间要倒退到2008年，那一年徐冰刚刚回国出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作为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凤凰》曾引起很长一段时间的热议。当时，一座商业大厦正在高楼林立的北京CBD拔地而起，出资方兴致盎然地想要为大楼增添一些艺术气息，于是找到徐冰来做一件作品。彼时旅居美国十多年的徐冰，被“财富中心”的工地现场震惊了――“我惊讶的是，这么现代化的大厦，竟是由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样差的一群民工，用这么原始的方式盖起来的。”由此，徐冰想做一件“不曾有过”的作品，因为中国的当下正处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曾有过”的语境之中。

营造令人错愕的奇观感与陌生感，是《凤凰》这件作品在诞生之初最直观的特征，它足以吸引大众的目光，用最原始与直观的形式感嵌入了晦涩的当代艺术语言，敏感地触击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神经，并通过作品的传达，与之发生了无形的对话。而此前，《凤凰》是世博会中国馆唯一展出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对此徐冰说：“我还是比较相信艺术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时代的现场，所以我其实不太把艺术风格当回事。2014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我的回顾展上，当把我的主要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艺术家所有的作品手法都不尽相同，但作品与作品之间却可以构成互相注释的链条，作品自己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系统。风格这个事并不重要，风格意味着一种成熟的语言，那成熟的语言一定是不足够表述眼下你所感受到的新的内容的。你想要说的话是之前没有人说过的，在过去的词库里没有现成的风格供你挑选，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词汇来说。于是现在的艺术家都在建立风格，建立自己的视觉图式，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人记住。今天，世界之大，变化之快，一个艺术家努力地工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种视觉符号再破坏掉，人们就更不知道你在哪儿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包括中外一些大艺术家都是一辈子在重复一个符号，好像是一辈子就画了一张画，就像反复使用的商业标签，好被艺术史归类为‘抽象艺术家’或‘写实艺术家’等等。我受不了一辈子就画‘一张画’。比如说我的各式各样的作品，从艺术史的脉络中、从对风格分析的艺术史的经验中，或者从旧有知识中都不易被定位，这恰恰是我想要的。在《凤凰》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件作品的手法与标准的当代艺术不同，却更像民间艺术的手法，也跟《天书》、《地书》的手法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

北大燕园是少年徐冰的整个世界。

徐冰的父亲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北大的后园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周末时常带着少年时代的徐冰去那一带钓鱼。那个时候，徐冰还意识不到父亲身边的朋友们都是当时的文化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等到成年，徐冰自己开始跟艺术、文化有关系之后才发现当年的这些叔叔阿姨都是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父亲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和知识的环境，是一个小时候意识不到的文化和知识的环境。我小时候是一个身体特别不好的孩子，经常去医院，医院恰好就在妈妈办公室旁边，我看完病之后就去她们的办公室待着，妈妈挺忙，经常就给我锁在书库里了，我看着这些书，当时读不懂，但是却对这些书的装帧、开本、纸张和样式产生了兴趣。到我能读书的时候，又到了，又没什么书可读了，这种和书籍的错位的关系，和文字、和阅读的错位关系影响了我后来对文化、对知识、对书本、对文字的认识，包括对我后来在思维上的影响。”

1987年，徐冰开始创作《天书》，以表达他对现存文字的遗憾。当时他默默地创造了4000多个无人能懂的假汉字，并用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将这些字正经八百地印成线装书和长卷，以源源不绝的错误文字包围观众。在这样一个看似中国文化殿堂般的空间中，观众在被这些媲美典籍的《天书》吸引的同时，又被无处不在且无法判读的错字所拒绝，让人们疑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还是自己出了问题，进而向人们提示了一种对文化的警觉。这件作品震撼了艺术界，从此奠定了徐冰的艺术话语权。

对此，徐冰说：“《天书》这个作品其实和我们刚刚谈到的家庭背景有关系，这个作品简单来说基本上是由我自己创造的4000多个伪汉字，再由我自己刻制印刷、装订。这一切都是靠手工来完成的，都是大开本，古代的装帧方式，非常精美，让观众看到之后很难相信这里面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字，也简单地表述了我对整体的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我非常希望自己的东西是当代的，但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当代艺术。当我们想从旧的艺术领域出来进入当代艺术的新领域时，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期待。准确来说，天书其实并不是书法系统的，而是雕刻，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又确实有一个书法的分支是篆刻，所以书法与我的作品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这要感谢我父亲，从小他就对我要求及其的严格，让我好好写字，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练习，譬如描红、临帖。一方面父亲严格要求，加之我本身也很喜欢，当时并没有想到书法也能和艺术有什么关系。我后来回想起来，我父亲起初大概也就是想让我把字写好，但是过了许久才明白长辈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古旧的传统生活方式来‘规定’这个孩子的生长要按照中华文化的格局方式来成长。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中国文化的书写方式带有一种原始性的方法，恰恰是这种原始的方式螺旋式的发展中，带有人类的核心生理认知方式。”

无论《凤凰》还是《天书》，抑或是为911所创作的，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sMundi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奖项之一）的《何处惹尘埃》，徐冰的每一件作品都透露出他与时代的关系，徐冰说：“你的工作必须要与时生关系，但显然这个时代与艺术相比走得太快了。艺术则显得太古典，太个人的方式。我没别的本事，既然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别管谁说的，也别管它多古老多陈旧，这个艺术观代表了我看艺术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这些艺术家最早建立的艺术观。一旦建立，就一直以这种方式从事创作。”

对《地书》的识读能力不主要取决于读者的教育程度和书本知识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

我始终坚信“艺术源于生活”

实际上对文字的喜好或者说对文字的使用，首先是徐冰认为触碰文字是很有效的也是最没有疑问的，“敬惜字纸”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认为文字是上天赐予的，在所有的智慧的统治者中，首先是对文字的统一和改造，因为他要首先对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进行改变。“一般人对文字的理解是‘功能性’，但是对我来说文字除了实际的公用性之外还有它的包装性。去年我收到澳大利亚教育部的信，他们在制定新的IQ（智商）测验系统。希望把“英文方块字”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香港有些公司在招聘员工时，请受招人员看“英文方块字”，以此判断他们的能力甚至幽默感。这件作品的起因是语言及文化的冲突，但事实上，真正的要说的事情并非只是文化交流、沟通、东西合璧这等问题，我真正的兴趣是通过作品向人们提示一种新的思考的角度，对人的固有思维方式有所改变。当代艺术的新鲜血液经常来自于艺术之外，《英文方块字》的实用性和在艺术之外的可繁殖性是我很喜欢的部分。”

2003年开始，徐冰又创作了“识图”作品《地书》，相较于世上无人能懂的《天书》，《地书》则全“书”没有一个文字，所有内容由符号、标志写成，读者不管是何种文化背景，只要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甚至文盲都可以读懂这本“书”。徐冰自2003年起持续进行《地书》计划，他长年往来于世界各地，许多时间在机场和飞机上度

过，见到大量的标示符号。有一次看到口香糖包装纸上有3个标识，一看就知道是提醒大家吃过的口香糖要包起来扔在垃圾桶，引发他对这种用最少文字说明复杂事情的兴趣，于是开始搜集、研究、整理各个地方不同的标示，也研究数学、化学、物理、制图、乐图、舞谱、商标等专门领域的表达符号，创造出一套新的地球村语言。

徐冰说，对《地书》的识读能力不主要取决于读者的教育程度和书本知识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只要具有当代生活经验，就可以读懂这套语言。在《圣经》的创世纪故事中，人类兴建高塔企图通往天堂，上帝为阻挠人类的计划，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因为无法沟通人类计划终告失败，最后分散东西。徐冰发展出来的《地书》就像21世纪的象形文字，透过这种“现代甲骨文”，他启动了巴别塔，不仅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人能彼此沟通，甚至百万年之后许多语言不复存在之时，未来的人仍能看懂这套语言。

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sMundi）的评委会主席奥奎在授奖辞中曾评价徐冰说：“徐冰是一位能够超越文化界线，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