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历

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说来容易做来难。他们缺少熟悉的参照物，常不知我们在说什么，也常误解我们。这不仅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也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比如，欧洲人习惯于理性、线性、单层面思维，而中国人习惯于理性感性合一、环状、多层面同时并行思维；一个主要形而下，一个形而上下兼并；一个单频道，一个双频道，频率又各异，交流起来颇费神。

因此，当中国人形而上地认识和改造自然时，欧洲人对此轻则不知所以，重则不以为然。再加上他们在近现代史中一路顺风顺水、傲视环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们就更容易将自己不懂的或不以为然的东西上纲上线到荒诞无稽、封建落后，从而对我们的文化不屑一顾，乃至嗤之以鼻。

比如我们的中医，许多欧洲人横着想竖着想咋也搞不明白，中医为什么能从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关系推算出人体肝脾肾心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施药扎针按摩，救死扶伤、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由于不明白，不少欧洲人给中医贴上迷信跳大神的标签。因此，给他们讲中国文化，谈何容易。

近30年来，我经常在荷、比，有时也在德、意等欧洲国家做讲座，算是为中国文化走入欧洲铺垫两块鹅卵石啥的，于是就总结出几条经验和教训。

知己知彼

先了解欧洲人在想什么，再决定对他们说什么。比如给欧洲人介绍中国书法。其实他们大多知道书法是绘画和符号的美妙结合，也知道是用毛笔蘸墨写在宣纸上的，如果我们再给他们讲解和演示这些，难免老调重弹、落了俗套。

在一些欧洲国家的中国文化节上，从中国请来的著名书法家就像摆地摊的，先让翻译人员把欧洲来宾一家老小的名字译成汉字，然后把汉字名字分别写在一条宣纸上。有的书法家还把它当作小商品出售，一个名字十欧元。书法摊位旁边就是兜售萝卜粉丝馅春卷的，十欧元四个。一张书法等于四个春卷。欧洲人也看不懂哪位书法家真才实学，哪位滥竽充数。我在旁边目睹此景，心如刀绞。我的经验是，要避免铺天盖地讲一大串， 让他们心生畏惧甚至抵触。应找一个缺口，激活听众的想象力，剩下的让他们回家自己琢磨去。最好选择一个地球人都关心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比如身体健康。我的一个讲座是这么开头的：

很多欧洲人管写中国字叫画中国字。是的，中国书法跟西方绘画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中国，从事两种职业的人更长寿，一是书法家，二是中医。现在我只谈前者。

先谈书法与绘画。我们有再大的悲伤、怨恨、愤怒或委屈，只要拿起毛笔“画”中国字，那些负面情绪就被羊毫给怀柔成飘逸洒脱的一撇一捺了。书法能帮助我们调节呼吸、稳定情绪、捋顺思路。心平气和了，自然就能健康长寿。试想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荷兰艺术巨匠梵高要是上午画《向日葵》，下午习书法，也许他就不会抑郁寡欢，想不开、寻短见。

再谈书法与文创。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既是书法家又是文学家，比如王羲之。他撰写的《兰亭序》堪能与他的绝代书法平分秋色。按东晋时候的平均年龄，他也算长寿的。容我斗胆设想一下：海明威要是每周一三五写《老人与海》，二四六习书法，也许就不会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英年早逝？

无论如何，有一点不可置疑，书法是免费、无副作用、纯天然的抗抑郁药……

讲到这儿，听众一听，画中国字能长命百岁？赶紧洗耳恭听露露下面要拽什么吧！这时我便能如数家珍似地道出书法所囊括的精神和审美财富了。即便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讲得太深，但听众的兴趣被勾起来了，他们回家以后可以查找资料、请教专家、自学成才。就这样，我便能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收获，达到介绍书法之目的。

简单再简单

我认识一位荷兰女华侨。有一年夏天她与其荷兰男友去北京旅游。这位老兄向中国人问个事儿的时候，总是暴跳如雷、不耐烦地打断人家：你们说一句话就够，Yes or no。他的潜台词是：别的我不想听！这位女华侨一从北京回到荷兰，就要跟男友吹灯拔蜡，因为她觉得，那家伙对她娘家人――中国同胞太不礼貌了！

我劝她三思而后行，或许他并无歹意。我在荷兰的时间比她长，知道欧洲人二元论。他们惯于把万人万物万事归为两类，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不是新就是旧，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健康就是患病，不是民主就是独裁。二者不共戴天，无中间地带，即使有，也无足轻重，省略不计。

欧美人不仅在说话艺术上黑白分明，而且文学作品也不例外。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一集接一集地播出，间谍片《007》不时冒出续集，几十年如一日，经久不衰。它们情节辗转曲折、引人入胜，但定睛一看，内容太简单了。汤姆又大又笨，杰瑞又小又精；邦德是好人，他的对手全是坏蛋。这两部电影成功的诀窍就在于简单，典型的西方二元论，泾渭分明，好坏对立，一目了然。难怪我在欧美的很多华人朋友说，西方人不会转弯，一根筋。我们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时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尽量避免让他们辛苦地跟着我们辩证思维，最好省略我们的思辨过程，一步到位，把结论告诉他们了事。

我刚在荷兰出书不久，有次正赶上荷兰女王节的前夜，一电视节目抓紧时间给王室添堵，火速驱车好几百里，就是为了采访我两分钟。原来这个左派节目支持共和，主张废除王室，他们已采访了好几位文化名人，现在要问我的态度如何。我的回答就是个失败例子：

我来自中国，为孙中山1911年废除帝制并建立共和国而感到欣慰。但荷兰国情与中国不同，我作为移民尊重我所在国荷兰的大多数公民――不对，应说荷兰王国大多数臣民的选择，故不宜发表意见。

第二天看电视时，我发现那节目把对我的采访给剪掉了。我去咨询一位媒体专家，问他俺说错啥了？他说我的回答过于复杂，应该说Yes or no， 赞成或反对，就齐了。

从那以后，我在讲座和接受采访时一切从简。比如，给荷兰人讲《梁山伯与祝英台》，只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地说一下祝英台曾男扮女装，而重笔墨地描述他们两人生前的浪漫和仙逝后更浪漫的变蝶。因为欧洲人一根筋，还忒较真，估计他们死活也琢磨不透，你说梁祝朝夕相处了三年，居然没发现祝英台是女的！如果我费口舌给他们解释此细节，闹不好还会跟他们争辩起来，这样我尚没进入主题，讲座时间就飞逝而过，实现不了我介绍此爱情经典的初衷。

以其矛攻其盾

欧美人简单直白，倒也无可非议，遗憾的是，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圣殿大门的钥匙，谁想的做的跟他们有出入，轻则口诛笔伐，重则地毯式轰炸。因此，给他们介绍我们充满辩证思想的国粹，就得采用辩证法，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把他们二元论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以指出其思维误区。

我在瑞士高端国际经济论坛上做过一个有关中国辩证思维的讲座，开头是这样的：

中国人和爱因斯坦惺惺相惜、气味相投，都提倡相对论。在中国人眼里好与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人一票式的民主选举好不好？好，但要视情况而定。我给您讲个故事。

一个周四的晚上，百货商场超常开门到夜里十点。一位家庭主妇，即四个孩子的妈妈，要和她的女伴们去逛商场，好放松放松。剩下爸爸在家看五到十岁的四个孩子――中间一对是双胞胎。

看完儿童节目《芝麻街》之后，睡觉的时间到了。可白天在外上班的爸爸对孩子说话没妈妈有分量，所以四个调皮鬼赖在游戏机前不走。爸爸说，再不休息明早你们就起不来床，上学校迟到了怎么办？老大说，安娜老师说了，投票最公平。然后他鼓动弟弟妹妹们道，同意接着打游戏机的举手。 结果四比一，爸爸败北。

妈妈夜里回家时，发现孩子们一个个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玩。她便指责丈夫。丈夫委屈地说，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全民公投，少数服从多数嘛。

我话声一落，在场的瑞士的银行家、外交官和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部长先生们嘎嘎地笑了起来。虽然中西思维模式之间的隔阂不能马上冰释，但我们双方在谈笑风生中向相互理解迈出了第一步。

正话反说

美国一部电影里有个情节，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山姆退休时，大家开欢送晚会，上司为他致欢送辞。上司说，先生们，女士们，看见这大厅左后角的衣帽架了吧？山姆就是那个衣帽架，他在场和不在场，谁都觉不出来。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山姆听了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上司使用的就是欧美推崇的语言艺术：正话反说，意思是山姆位居高位、成绩卓越，这一点有目共睹，但山姆谦虚谨慎，敏于行而讷于言。

欧美人不管于多么高大上、严肃紧张、剑拔弩张的场合，都爱嬉皮笑脸、幽默逗乐。而正话反说则是他们说笑话甩包袱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优点为：使听众轻松愉快，不会因为怀疑你在向他们灌输思想而产生戒备心理；刺激听众动脑子，喜得思考之成就感；避嫌，即便听众不朝你所暗示的那个方向去想，你也不涉强加民意之嫌，双方都自由自在，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如此逗乐通常能四两拨千斤，成功、无后坐力地向听众传递信息。欧洲国家的很多人尚未完全摆脱冷战思想的影响，对跟中国沾边的都有抵触情绪。跟听众平铺直叙地说中国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说不定还会勾起他们潜在的逆反情绪。所以我在讲座中常选择正话反说的逗乐迂回战术。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受阻以后，我做过一个讲座，努力说服荷兰和比利时人了解中国以后再对中国指手画脚、振振有词也不晚。

中国有本小说，叫《聊斋志异》。虽然它早在荷兰建国的两百多年之前就在中国洛阳纸贵了，但它在浩如瀚海的中国文学经典中只能算后起之秀。我给大家讲这本书中的一段故事，不过事先说明，其中有我篡改的部分。

很久以前，按荷兰话说就是，那时这儿的人还跟猴子似的在树上荡秋千摘果子吃呢，中国有位富农。他八十亩地，六十亩种出的粮食，秋后拿到集市上去换钱养家，二十亩种出的粮食秋后酿酒自己喝。他媳妇觉得这二十亩地可惜了的，就到山上庙里找和尚给孩子他爹画符戒酒。

中国寺庙可不像荷兰教堂，一出门往右拐就到了。信徒昨天还偷鸡摸狗来的，今天到教堂交点赎罪钱再忏悔几句就可以重蹈覆辙了。相反，中国寺庙大多建在海拔几百米以致上千米的半山腰上。谁犯了错误想赎罪，就得大汗淋漓、呼哧带喘地爬高山，折腾个半死才能抵达寺庙。这长途跋涉本身就是反省和赎罪的过程。所以在千辛万苦到达寺庙赎罪之后，多数犯错误的人都总结出一条来，下次偷鸡摸狗可要权衡利弊了。

言归正传，那位富农的媳妇从和尚处得到符纸以后，欢欢喜喜下山回家了，把那张符偷偷拴在孩子他爹的裤腰带上给他驱虫。中国古代有个说法，不是酒鬼想喝酒，而是他肚里的酒虫在作怪。每天喝一斤酒的，肚里的酒虫腰围两寸；每天喝一缸酒的，肚里的酒虫腰围八寸。

三天以后，富农还真排泄出一条酒虫来，然后还真戒酒了。不过他也不下地种粮食了，整天就眼睛直勾勾地面壁，不思饭食，夜不成眠。又过了三天，他媳妇眼睁睁地看着人把门板卸下来，把孩子他爹给抬出去――上西天了！

富农媳妇这叫后悔药没处买呀！逢人就唠叨，当初真不该逼孩子他爹戒酒！宁可要个喝酒的孩子他爹，也不要个上西天的孩子他爹。他再喝不也年年和长工一起种八十亩地养家糊口、丰衣足食吗。这故事意味着什么？酒虫是那位富农身体的一部分，不能只要孩子他爹挣的银子，不接受他的某个毛病。一个国家，尤其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也是如此。它的长处和短处由于各种原因纵横交错，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中国的伟大哲人老子早在耶稣降临300余年前就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叫细雨无声，慢工细活。

我这么一讲，听众先是捧腹大笑，然后是若有所思。他们在欢笑中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古老、中国哲理的深奥、中国古人的智慧。恐怕他们也会认识到，从今以后得从全局来看中国了，否则就成了那富农媳妇了。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