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盟主不好当

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

陈有西先生的律所总部位于杭州，他的办公室门上方，挂着一块悬匾，写着“养心”二字，律所的下属们常开玩笑说，这是他的“养心殿”。他的办公椅，是一把巨大的王座般的豪华木椅，上面雕刻着张牙舞爪的二龙戏珠。椅子是他的朋友、某市法院一个副院长赠送给他的。他告诉《人物》记者：“我说你这个让我犯杀头之罪，他说没关系。”最后陈收下了这个礼物。

身边许多朋友与同行半戏谑地称陈为“盟主”。他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是近年来多起重要案件的律师—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李庄案”与“夏俊峰案”，并借此名动天下；多家知名媒体将其评为年度法治人物，以褒奖“他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陈也饱受争议，一些律师激烈质疑与抨击他的言行，甚至有人给他贴过“体制余孽”、“投机分子”、“两头讨好”、“尸居余气”之类的标签。

陈并不讳言他和体制保持着某种友好关系。当年决定接手“李庄案”第一季前，陈有西向杭州市司法局、浙江省司法厅分管律师的领导进行了电话请示。相关领导同意后，他才正式答应出任此案律师。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告诉《人物》记者，有的案子司法部门若明确告诉他不能接，他就不会接。

长期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知名记者杨海鹏对《人物》记者评价说，在中国律师界，在他所知范围内，很少有人比陈有西更有能力与体制相关的案件。“他非常非常懂政治，具备很强的预判能力及庭外庭内的协调能力，这方面他是很强的。”

陈有西告诉《人物》记者，自己在用一副“不会乱来”的温和面孔与体制内保持沟通。“我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并用他们听得进、不反感的方式说话。体制内的人愿意跟我交往，愿意把话告诉我，自己的顾虑、弱点，这个案子要输输在哪里。（我就可以）进行辩护思路的修正。很多律师一进去就跟法官死磕、骂娘，越搞越砸。都会让他们反感。”

他从不排斥高层官员对案件进程的干预，并希望能从中借力。1月18日，出狱一年有余的前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召开了一场新闻会，通报他的案子进入了再审立案阶段。在会上，作为律师的陈有西向媒体总结此案能够启动再审程序的原因，一是律师团队“寻找到了扎实的新证据”，另一个则是“有比最高法更高的领导在关心这个案子”。

“中国的现状，没有领导干预，千分之一的机会都轮不到你。像当时会批示冤假错案，那这样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权力的干预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陈有西说。

有时，陈也会对官方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比如王功权案；比如，他公开评价最高法核准“刺杀城管小贩”夏俊峰死刑判决是错判；他为“李某某案”吆喝，认为最终法官给出了一个“非常的判决”。但他始终与一些激烈的行为—比如网络签名要求某某官员辞职—保持距离，“我也是省模范党员、优秀党员啊，我只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过了线的事情我不去触摸。” 他的微博和个人网站从未被禁言，“我不想做烈士，要做烈士没到时候。现在你去做什么烈士啊？都是很可笑的，标榜自己。”

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些言行表明了他“没担当”，“跪望体制”，而陈有西对此不屑一顾，他将其解释为“换位思考”。比如说，“跟法官打交道时，要把他视作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你要考虑下法官的难处，现在很多冤假错案不是法官的素质造成的。”

陈依然沿用体制内的一些方法来管理律所。杨海鹏对《人物》记者揶揄道：“（陈有西）那个律师事务所，搞得像个翻牌的厅级单位。”1月21日下午，陈有西正在办公室跟《人物》记者聊天，一个工作人员拿了3份律所文件走了进来。他中断谈话，略翻了一下，一一指出文件格式上的错误，比如标题上标点的使用，“要报”、“专报”之差，盖章错误等。随后他又从柜子里找出一本A4纸大小的黄皮薄手册，这是一周前律所年度大会的会议资料，其中收录了助手按照他建立的模板起草的年度报告，格式文风、内容结构都继承了他在体制内为领导起草工作报告的经验。他指着目录说：“过去我当院长秘书时，给省人大的汇报报告就是我写的。我们这就跟公安厅和高级法院开大会是一样的，非常正规。”“（别人会说）律师你发什么文件，很可笑。这就是我的一套工作方法。”

《人物》记者问：“除去当下的职业，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他回答：“国家行政法院，或者的大法官，能够匡扶社会正义，守住社会底线的这种工作。这辈子可能做不成了。以前像陆游那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在杭州的官巷口等着皇帝来召见我，等了两个月一直不召见，他就回绍兴去了。那知识分子就没骨气了。我不会等着召见，但如果国家需要我，我是可以回去的，我又不要赚钱。但我肯定要按照我的执政理念来当官，我也不会扭曲自己，我恰恰是回不去的。”

一位与陈相交多年，后因观点分歧逐渐疏远的知名律师，要求《人物》记者匿去他的名字，他评论陈有西：“他曾是一个体制内的失败者，怀才不遇，现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律师，一个成功精明的商人。他有时候会批评这个体制，但也不会太过分，他想回体制内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体制如果是天，他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吧，翅膀修好了，想飞回去，人家不要他了，所以又有一些爱恨交加。他的立场是模糊的，他站在马路当中，两头的车都有可能撞倒他。”

白头发都出来了

现年59岁的陈有西，出生于浙江宁海农家。幼时家中赤贫。“我们家是整个村500多户里最穷的，10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我是长子，还有弟弟妹妹，每年的工分养不活我们家的生活，我经常吃番薯、南瓜（充饥），有时候连过年都吃不上大米。被、被迫害、被轻视，我唯一一条路就是自我奋斗成才，考上大学。”

陈高中毕业时赶上“”停止高考，他当了5年农民，种田挑大粪，“我十六七岁就想到不活了，既没有尊严又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又没有房，自己个子也不高，也找不到优秀的女的，但我当时的眼界已经觉得农村的女孩子跟我没有共同语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所以我那5年没有谈过恋爱。”

1977年恢复高考，陈有西抓住机会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命运随之改变。大学毕业后，他在体制内获得了疾速晋升的机会，工作第四年就成为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秘书。1988年，他又随领导调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院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省高级法院新闻发言人。

80年代末一场风波后，陈有西停止了晋升，他过得非常不如意。经济状况也折磨着陈有西，他一度因拿不出4000块钱让儿子进重点小学而束手无策。最后他拜托朋友找到校长，打了六折，但家里依然拿不出2400元，他到高级法院借了400块钱出差费凑齐学费，第二个月工资发了才还给单位。1995年，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他决心辞职离开高级法院，与往年不同，那一年除夕，他没有接到一个拜年电话。

陈有西回忆说：“离开高院时，我家里就2000块钱，政府机关分给我一套房子，没钱装修，自己买来地板漆自己动手涂，没有叫装修工。原来做秘书的时候是很有权的，一下子权也没有了，变成无业游民了，连退休、劳保、医疗全部没有了。”

1999年，陈有西开办了自己的律所。那些年，他每天比前台姑娘更早到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1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无论是友是敌，都公认他是勤奋的人。一位与陈交恶的律师告诉《人物》记者：“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与陈交往较多的某杂志记者郑荣昌也说，“他不是一般勤奋，有的时候真让人担心，一天没有几个小时休息，不是写文章就是飞来飞去演讲，办案子，太辛苦了，他毕竟这个岁数了。”

陈有西的事业越做越大，律所从3个人扩大为如今的220人，开了5个分所，所接案子多为商业诉讼。2013年，律所首次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纳税1700万，律师平均收入60万。而陈有西本人的业绩比去年翻了一番，“我有奔驰车、有别墅，我这个办公楼买的时候1300万，现在最起码值5000万了，每年房租我就100多万，我一天一点事不做，稳稳地也有这些收入在那里。”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也告诉《人物》记者，“他是亿万富翁嘛，他的财产肯定上亿的。”

“我不感到疲劳，就跟我做农民没日没夜干活有关系。我一天时间当两天在用，那么我的成就感就是两倍。”陈有西告诉《人物》记者，“我原来头发很厚的，现在头发掉得很厉害，白头发都出来了。”

表现有如神灵附体

如果只衡量财富，那陈有西仅仅是中国众多富裕商业律师中的一个。而2009年底的李庄案令他一举成名，成为中国律师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李庄案第一季初发，陈有西就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的长文，驳斥了《中国青年报》对律师行业的污名化。此文风格犀利，一针见血，一度洛阳纸贵，李庄家属看到陈有西的文章后，决定聘请其为律师。

那段时间，同样反对重庆的杨海鹏，与陈有西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他对陈有西说过：“如果上台，你我到时候都要完蛋。”他分析陈介入此案的原因：“没有人是天生的勇士，陈当然是有才华和正义感的律师，也有书生气。但也要考虑当时的背景。当时对律师的打压迫害，触及了这个职业群体的底线，北京不少名律师也考虑过接手此案，但顾虑重重，而像陈这样的江浙律师，水平高，相对独立性强，也没有什么背景，只有他们上了。”

李庄案第一季二审庭上，李庄以认罪换取缓刑，随后，陈有西在网站上刊文，披露了交易细节，并表示“所有审判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随后，他又各处演讲，猛烈抨击重庆当时的做法。

李庄案第二季中，陈并未担任辩护律师，但被舆论认为这才是他在李庄案中“真正的出场”，杨海鹏打过一个比方，在李庄案第二季中，辩护律师斯伟江等是主演，而陈有西是总导演，“表现有如神灵附体”。

陈有西除了给第二季律师团出谋划策外，还组织了李庄案第二季“全明星顾问团”，除陈本人外，顾问团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大律师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等。陈有西称顾问团为“自敲锣鼓自开张”，只发表对案情的看法，不去现场，不搞签名，“此案既复杂又敏感，江、张、贺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去现场，会影响审判，各方都不好办。”

李庄案第二季以撤诉告终，中国法学界与公众舆论一片欢腾。陈有西又撰文《谁的胜利？》，总结了李庄案撤诉的8点原因，将网民、良知、证据、律师、公开审判、顾问团等因素尽列其中。他宣称，“李庄案撤诉是法治中国和人类良知的胜利，法院和检察院守住了底线，法官发出了应有的正义声音。”

杨海鹏说，其实当时他、陈、斯三人有一个默契，“尽管李庄案撤诉可能不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成法治的胜利，把它包装成法治的胜利，要给坚守良心的力量更多鼓励。”

杨向《人物》记者回忆，撤诉当晚，杨、陈、斯等人在上海康平路陈的律所附近一家“极其难吃”的贵州菜馆聚餐，在饭局上，大家开陈的玩笑，称陈是律师圈子里的“陈家洛”、“盟主”，“他毕竟打了那么漂亮的胜仗嘛”。但后来杨发现，陈似乎很享受这个称号。

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陈也毫不掩饰如今的志得意满：“‘盟主’是同行们对我略带调侃的褒奖。李庄案后，我在中国律师界的影响力很大，威望很高。现在中国没有第二个律师像我，最高端的论坛我能进去，就那么几十个人，每次活动都通知我，而且我一到，哪怕50个人只有10个人发言，肯定有我。”

“我每次到北京高端的论坛，见到的都是部长啊、著名经济学家啊，都是三中全会起草文件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主流意识是非常认可我的观点的，我和他们可以平起平坐。”

“好多人认识一个企业家都不容易，身家上百亿、几百亿，搭界不上，我都是他们主动请我来演讲的。法律界的高峰论坛也请我，这些权威法学家都认可我，中国律师24万，你看这些人有一个能上大学讲台吗？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

“在重大法律事件上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是我，这种地位不是我当一个部长、当一个省长就能够取代的。这是对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高的制高点。”

杨海鹏说，在内心里，他并不认为陈是什么“盟主”，他也从来不认为律师界能有什么盟主，“参与李庄案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之后，陈的表现也有点过，争功劳，夸大自己的作用，让大家不舒服。而且名气大了，他多了很多案子，同行是冤家，你抢了别人的饭碗，人家当然对你有意见。他们就是一群刺猬，当时重庆那个状况下，大家抱团取暖，抱着抱着就太近了，近了以后就互相刺到了。”

蜜月期结束了

李庄案后不久，湖南的杨金柱律师发起万名律师签名活动，建议最高法院对《刑法》第306条作出司法解释的情况说明。许多律师呼吁李庄案后威望很高的“盟主”陈有西出来撑场，要求他参与签名。陈一直不参与，也不表态，说“想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随后的贵州“小河案”，标志着陈有西与部分“死磕派”律师开始分道扬镳。律师斯伟江告诉《人物》记者，“这个案子后，两方的蜜月期结束了。”

这桩被称为“贵州第一打黑案”的案件因审理地点位于贵阳市小河区而得名。该案疑点重重，控方又一定要办为“铁案”，全国88名律师组团受聘无偿为57名被告出庭辩护，并就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公开签名上书司法部长。在激烈的庭审抗辩中，曾有4位律师被逐出法庭，20多位律师多次受到审判长口头警告。“小河案”出现了不寻常的降级（审理法院由贵阳市中院降级为小河区法院），许多律师因坚持程序正义而提出抗议，甚至“霸庭”拒绝庭审。

但陈有西再次使用了他的“温和”面孔。他没有参与签名上书，将这些违法程序一一记录在案，接受开庭审判。最终，“小河案”仍按黑社会定性作出判决，舆论一片悲声。唯有陈有西和朱明勇辩护的黎崇刚，从第二被告五罪指控，迎来无罪判决。一种声音认为，这是由于陈没签名换来的。

“小河案”一审判决后，陈有西与斯伟江、杨金柱两位律师就“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评价问题发生了冲突，双方激烈论战。陈有西的态度是，法官顶住了部分压力，排除了部分罪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产生了作用。斯、杨两人认为，判决虽然不是最差的，但仍然不及格，部分让步是因为正义群体抗争的结果，没看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陈有西对《人物》记者辩白道：“之前坚持原则的律师成功了吗？省里就让他在这里审，法官有什么办法？再抗议下去，律师都被赶光了，还怎么辩护？我是改变思路，尽到责任，指出他违法，还是要跟他（继续）。你走掉了，就行使不了律师的功能。”

在杨海鹏看来，“有些案子需要做强有力的对抗，有些案子需要用韧性在庭内庭外进行博弈，不可一概而论。死磕派的律师贡献很大，是司法改革最重要的外部动力，从情感上我是向着他们的，但我的理性又告诉我，当对方出现了妥协和改进后，也应该对个人姿态进行修正，和体制的良性互动，这是陈的强项。”

随后，在几次重大案件——如宁波PX案、北海案、夏俊峰案中，陈的“温和”态度也一直让死磕派律师们失望。两方网上互骂，矛盾越积越深。

2013年底，《人物》杂志与陈有西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这篇访谈中，陈有西评价一些中国律师，“对社会转型太慢、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抱有深深的失望，产生了急躁情绪。今日一些中国律师，有3个榜样，美国律师的政治家功能，民国时期施洋大律师的煽动家功能，台湾美丽岛律师的革命家功能，认为中国律师要有担当，就要当民众觉醒的领头羊，要当街头革命家，要当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支持者。”

访谈发表之后，“死磕派”律师袁裕来告诉《人物》记者，自己“气得发抖”，他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公开信，题为《给陈有西的公开信：有律师妄言革命吗？》，并张贴在自己的微博上，引发了两方的一场乱战。

袁是中国不多的专职打行政诉讼官司的律师，有人称其“行政诉讼第一人”，因其公众言论向来大胆直接，熟识袁的人称其是律师界的“李逵”。袁跟陈在业务上本没有太多交集，此前与陈的交往仅限于吃过几次饭。袁的朋友斯伟江、杨金柱等人与陈论战时，他在观点和立场上更倾向前者，经常跟帖批评陈，最终被陈在“忍无可忍”后在微博拉黑，已快一年。

在公开信中，他称陈的言论是对“死磕派”律师“恶毒的栽赃和诋毁”，还会给打压律师的人提供把柄，简单来说，就是“递刀子”。袁裕来告诉《人物》记者，他相信陈有西具有“主观上的恶意”。

他质疑陈有西在面对他自己的公共案件上态度不端正。陈的原话是，“这一年我的成就感很大”。袁则以夏俊峰之死和李某某案质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袁自己代陈回答，“除非你心中只有你自己，别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都无关紧要。”他质疑陈在为李某某案吆喝时拿了钱，“到底有没有收钱，我们也不得而知。按照你的性情，我不大相信没有收钱。”他还翻出了陈有西与司马南的旧日合照，贴在自己微博上，这一张照片曾让不少激进网民对陈有西发动攻击。袁的公开信和微博，被许多律师转发或评论，双方各表立场，互相抨击，其中亦不乏谩骂之语。

互相尊重的敌人

陈有西至今不打算回应袁的公开信。他语气轻蔑地告诉《人物》记者：“很多人劝我跟袁论战，我说我不会跟他论战，今天明确地讲，他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

陈在微博上对袁裕来及其他批评者冷嘲热讽，称他们是“”、“发疯”、“小丑”、“自己都不知道想干什么的糊涂蛋”、“没有基本的自尊自爱，必须保持距离，以免沾上臭味”、“无端生事的小人”、“六个粉丝的小牛杂”。并且把批评者不断拉进黑名单，如今黑名单里已经有1700多人，“微博可以拉黑2000人，上限还没到。”

陈有西将长期在微博上批评他的人细分为5类：“一是重庆薄王死党和极左分子；二是律师业务中的利益相对方，我阻了他们的阴谋和财路；三是小人之心，无端争江湖地位，不断贬损我，以便炒作自己的‘英雄形象’；四是观念不同者，一开始想绑架我参与他们的阵营；五是巴结我不成，改为攻击的。这些人都是动机可疑，不可理喻。”

他不允许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上出现谩骂之声，微博上类似的批评不可能出现在这个网站中。“我不会让它发出来的。”陈的一位助手，32岁的李道演对《人物》记者说。一位接受《人物》记者采访的律师，讥讽网站“只有表扬他的声音”，而陈的理由是，这是他的个人园地，不许他人放肆，并强调自己删除的只是谩骂话语，并非不同意见。

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人物》记者，他曾亲见陈有西审核并删除了一些尖锐的批评。

郑荣昌向《人物》记者回忆，“小河案”一周年时，许多律师与记者在当地又开了一次研讨会，郑发现很多在公众场合对陈持有批评态度的人，私下其实还是“挺尊重他的”。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律师发言时点名激烈批评陈，但没有得到什么呼应，发言完毕也没有人鼓掌。回北京以后，郑给陈打了个电话，把这种感觉说给陈听，希望他能对那些律师友好些，团结他们，但郑感觉，陈当时的态度“好像有点不以为然”。

陈有西向《人物》记者分析他饱受批评的原因：“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所以说要成为一个大人物那是不容易的，我也是慢慢学习做大人物。你们这次访谈再出来，他们更嫉妒了。”

无论与陈关系如何，几位受访对象对陈的性格皆有非议。上文中那位要求《人物》记者匿去他的名字的律师，要求匿名的理由就是：“因为有西那个人他不大接受得了批评，所以如果用我的名字发出来，我就不愿意谈，毕竟我们还是要见面的。”

郑荣昌与陈历来交好，但对于陈回应批评者的方式，郑也持批评态度：“性格上的问题，可能妨碍了他成为真正的领袖人物。如果他真正想在中国做一番大事业，他应该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的律师，珍惜那些人的贡献，更大度地去对待那些批判性的意见，有的可以不予回应，有些可以更大气地回应。”

“我替他个人难过，更多的是为这个国家难过。你看他跟这些律师团结的时候，优势互补，中国律师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非常团结，显得非常强大。律师们让我似乎看到了很大希望。但是很遗憾，后来他们越来越不团结了。”

对于陈和他的批评者们如今的表现，杨海鹏也觉得很失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大方向，他们是一致的，即使是敌人，也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敌人，不至于搞成现在这种斯文扫地的局面。我们没有培养职业共同体的土壤，好内斗，戾气重，公共空间被权力蚕食，发育不成熟，人们价值观分裂，又缺少公共对话需要的素质和教养，这就是转型期中国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