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模式”势在必行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将于近日下发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相关文件,范围将不仅限于山西省。有关国土部门人士表示,内蒙古、河南和山东等省(区)派代表来山西调研取经,希望能够仿照“山西模式”,对本地区煤炭行业进行整合。尽管煤炭行业重组改革在近期会给市场带来一些冲击,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山西模式”应该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来思考。

中国能源结构与煤炭的战略性价值

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分为五大类: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所谓一次能源是指生产一次能源的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将自然界现存的能源经过开采而产出的合格产品。而电力、汽油、柴油、焦炭等则是由一次能源经过加工转换以后得到的能源产品,称为二次能源。一次能源可以进一步分为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两大类。再生能源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包括太阳能、水力、生物能等。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则是不可再生的能源。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1995年的129034万吨标准煤上升到2007年的235445万吨标准煤。另外,在一次能源的构成(发电煤耗计算法)中,煤炭从1995年的75.30%上升到2007年的76.63%,石油则从18.05%下降到11.31%,天然气从1.90%上升到3.91%,水电从5.85%上升到7.24%,核能从0.39%上升到0.91%。在1995-2007年间,我国一次性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部分在90%以上,其中煤炭的比重占压倒性优势,而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则很低。

经测算,1981-2005年GDP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53%。在经济这样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煤炭年产量的增长速度极快,1981-1985年平均增长7.13%,1986-1990年为4.38%,1991-1995年为4.79%,1996-2000年为-0.82%,2001-2005年为11.27%,年平均增幅高达5.35%。石油虽然也有一定增长,但速度远低于煤炭,1981-2005年为2.21%。天然气的平均增幅与石油相同,1981-2005年平均增幅为5.35%。增长最快的则是水电,1981-2005年年平均增幅高达8.23%。这与国家发改委2005年的统计结果互相印证。发改委的统计表明,在全国一次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煤炭占51.4%、水力资源可达44.6%。

尽管天然气与水电增速较快,但尚无法代替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就工业来说,煤炭所占能源构成比重从1980年的71.87%,上升到2007年的94.83%。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其中几乎全是煤电(王中宇,2009)。就农业来说,煤炭是化肥的主要原料。目前,部分非洲地区与朝鲜粮食短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缺少化肥,而中国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也是因为化肥的普遍施用。因此,煤炭对农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波特顶峰与能源紧缺

1953年,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哈波特(King Hubbert)成功预测了美国石油生产顶峰将发生于1970年。石油生产顶峰,也称“哈波特顶峰”(Hubbert'speak),是易于开采的石油供给达到顶峰的术语,石油储备评估主要也是基于易于开采的石油供给,还有一些难以开采的石油来源,生产这些石油需要高得多的成本。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油田的发现达到顶峰,然而,新发现油田的平均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John Bellamy Foster,2008)。

除了石油外,任何一种有限的资源,在开采的初期,其开采量主要取决于需求,因而其累计开采量呈指数增长。随着累计开采量的增加,资源极限对开采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增长率将越来越低,直至降为零。于是可以用生物种群演化的逻辑斯蒂函数来拟合其累计开采量数据,进而预测逐年产量,这就是哈波特曲线(HubbertCurve)。

不可再生的一次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的供给都可以用哈波特曲线来拟合和预测。根据哈波特的方法,国际知名的能源观察组(EWG)和能源所(IFE)认为,亚洲煤炭产量在未来5-15年可能到达“顶峰”。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过了产量顶峰,剩下的大部分储量主要是质量较差的烟煤和劣质褐煤(《石油商报》2007年12月21日)。

有学者(Zaipu Tao and Mingyu Li,2007)对中国煤炭的哈波特曲线经过推算,其年产30万吨左右的峰值落在2027-2036年之间,此后年产量的大趋势是逐渐下降。以1949-2005年的煤炭产量数据作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煤炭总产量的统计拟合曲线及对未来的预测。根据这种方法,世界银行分析的结果是,到2020年,煤炭需求将达到44亿吨,煤炭供需缺口将高达14亿吨左右。

经过推算,除了煤炭资源,现有的所有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王忠宇,2009)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将下降。如果能源政策没有任何改进,到本世纪后半期,我国的社会经济系统将无法运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对中国能源问题初步研究的分析结果也与此吻合。他们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面临严重的能源紧缺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能源以煤为主,因此,能源问题解决的第一步,就是要合理科学地管理、开采和利用我国现有的煤炭资源。

中小煤矿的泛滥与危害

据《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煤矿分为大型煤矿(大于9万吨/年)、中型煤矿(3-9万吨/年)和小煤矿(小于3万吨/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国有中小煤矿与乡镇小煤矿迅速发展。1980年,全国原煤产量中有56%为国有重点煤矿生产,地方国有煤矿26%,乡镇小煤矿仅占18%。到2006年,小煤矿产量占到38%,国有重点煤矿降为48%,地方国有煤矿仅占14%。

尽管中小煤矿的发展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合理性,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小煤矿的危害就已初步显现。当时(中国矿业协会矿产资源委员会,1997年)的中小煤矿,任意布点,以掘代采,只要煤要利,不惜牺牲资源;还有一些乡镇煤矿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进入国有重点煤矿范围内超层越界,争抢侵占国有大型煤矿的资源,采富弃贫,滥采乱挖,不仅严重破坏了资源,还带来多次恶性事故。

煤炭回采率是考核煤炭资源利用、开采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重要经济技术指标。所谓煤炭回采率,是指在工业储量中,实际采出的那一部分储量占工业储量的比例。国有煤矿煤炭资源回采率一般在50%-60%,小煤矿煤炭资源回采率仅在15%-20%(郭忠玉,2005)。很多中小煤矿没有系统的煤矿规划,没有专业的技术专家,采用的是落后低效的开采方法,这导致回采率低,大量的煤炭资源被浪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机械化程度较低,山西省98%的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的煤炭开采实现了机械化,而地方国有煤炭企业的机械化程度约20%,乡镇小煤矿的机械化程度则小于10%。

此外,为了降低开采成本,很多乡镇小煤矿的经营者对生产安全置若罔闻,再加上地方官员腐败的因素,不顾工人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而一味追求利润的现象层出不穷。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06年,民营中小煤矿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占总数的70%以上。

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众多的中小煤矿在追求企业短期利益时,造成了过多的资源与人力浪费。这显然是个体理性加总后的整体非理性的后果。GDP核算中的宏观统计变量并不反映实物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柳欣,2003),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货币量值都只是表明人们经济关系的名义变量,而与实物的技术关系或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从长期来看,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名义GDP高增长而给中小煤矿大开绿灯的行为,不仅不意味着实际生产增长,还可能潜藏着严重的恶果。因此,中小煤矿尽管可能在短期内缓解能源紧缺的状况,但长期而言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果不遏制中小煤矿的泛滥,中国煤炭生产顶峰将可能提前到来。换句话说,中小煤矿的泛滥是以未来能源更为紧缺的代价换取一时的能源紧张之缓解。

“山西模式”为何势在必行

首先,现代煤炭工业的特点是高度集约化经营。如全球十大跨国矿业公司所经营的矿业市场份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4以上,国际十大煤炭公司控制着8.59亿吨的煤炭年产量。澳大利亚前煤炭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46%,美国为51%,南非为87%,印度为89%(世界银行,2008),而中国2005年的这个数据才20%。至2006年,全国2.3万家煤矿中,小煤矿数量占86%,其产量仅占38%。可见,中国煤炭企业的经营规模远小于其他煤炭开采大国。

其次,从环境角度来看,我国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这里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贫乏。北方大量自地下喀斯特地质构造流入深矿井的水源会引起地下水的快速下降并导致水资源干枯(中国矿业协会矿产资源委员会,1997)。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煤炭大量开采的地区,地下水水位已经大幅度下降。此外,煤炭开采还会引发地陷、土壤侵蚀、边坡不稳定、固态及液态废矿物造成的土地和水资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对环境和土地资源经济价值的破坏。以山西省为例,2005年山西全省煤矿开采造成的总环境成本为296亿元(山西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2006)。要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只有依靠科学进步与技术改造,而技术创新却离不开巨量资本的投入与大型企业的组建。

因此,“依法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坚持培育大型煤矿企业集团和与建设大型煤炭基地相结合……坚持发展先进和淘汰落后相结合,依托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发展煤炭旗舰企业”(《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2008)这种鼓励组建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政策合理而必需。

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成功地组建和经营现代大公司(弗朗西斯・福山,1995),需要拥有一种社会资本即社会信任。以某个社会内部民众相互信任的程度为标准,存在两种社会形式:其一,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其二,社会内部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民间的私营企业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中国属于后者。华人社会普遍重视血缘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对非宗亲的家族外部的人不真诚、不信任,无法有效合作。华人私营工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无法壮大,也无法集中巨额资本来进行科技创新,因而需要高额资本、大量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巨型集团企业在华人社会很难形成。

煤炭行业亦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私营煤矿经过30年的发展仍然停留在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低水平。比如,温州“炒煤团”共投资山西煤矿500多亿,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大型煤炭集团,反而加剧了当地煤炭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与当地环境的恶化。因而,中国只有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效避开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因素,以政府的力量集聚人才、资本,有效吸收、利用、研发煤炭工业技术,组建和经营大型煤炭企业,以支持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其实,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已经认识到中小煤矿的泛滥与危害性,并出台了相关的煤炭业重组的指导性政策。前几年的经验已证明,在具有配套的政策组合的条件下,“山西模式”行之有效。比如,2006年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在安太堡和安家岭煤矿支持下对平朔矿区90个小煤矿进行合并重组,最终形成了3个大型露天煤矿和14个地下矿井。重组改造后,露天煤矿的煤矿回采率达到95%以上,地下矿井的回采率在75%-85%之间,与重组前相比,矿区能节省两千万吨的煤炭资源。

不过,煤炭业重组的“山西模式”仅是国家资源安全与发展战略的一个子部分。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必须不断有负熵流入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与稳定,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负熵。尽管有许多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会解决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资源问题,煤炭、石油、各种矿产的替代品将会在需要出现之时出现在市场上。然而,未来的新发现、新发明与新能源往往取决于偶然性(Ridker and Waston,1980),对人类未来所作的任何预测都无用。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煤炭、石油与各种矿物资源不可再生,尤其是来自于太阳能数亿年积蓄的石油、煤炭等资源更为弥足宝贵。因此,即使不考虑环境污染的因素,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要以可再生资源能用则多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能多储备就多储备的原则,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初级产品的高能耗产业的规模,以为将来可能到来的全球性能源危机作好充分准备

(作者为知名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