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平公子》的写作看蒲松龄的爱情观

［摘 要］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众多爱情故事,表现了作者积极进步的爱情观,其中“知己之爱”写得尤为出众,《嘉平公子》就是其典型代表作之一。小说《嘉平公子》中描写的温姬起初因爱慕嘉平公子的“风仪秀美”，而不顾礼教与生死与其聚合，但看清了他胸无点墨而“不知风雅”，与自己不能互为知己后，恨自己以貌取人，决然离去。《嘉平公子》充分反映了蒲松龄以知己为核心价值的爱情观。

［关键词］ 蒲松龄；《嘉平公子》；爱情观；知己

蒲松龄是一位擅长描写爱情的杰出作家，《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其在数量、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作家。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将一生的抱负以及清初的一些社会状况通过鬼、狐、妖的故事表现出来,也正因如此，其对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人鬼爱情的描写才成为《聊斋志异》中的闪光点。

一、明末清初社会思潮对《聊斋志异》创作的影响

（一）激荡的社会政治

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打破旧王朝重新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时期，他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1715年。《聊斋志异》中故事的时代背景主要是明末清初。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前一时代的社会风尚会被后一时代的社会所继承并有所革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明末清初的社会状况以及思想文化来探讨《聊斋志异》中所体现的蒲松龄的爱情观。

明代末年反传统、反拟古的文学思想风靡一时。这种思想到了清初渐渐衰微下去了。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必然会在哲学、文学等方面有所反映，社会的审美情趣也必然会发生迁移。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强烈冲击下，描写爱情在小说界成为潮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所体现的“在旧有的文化体系的挤压下，新的文化因素便显现出了扭曲与变形的情景”的爱情观一方面是个性的解放，是浪漫主义气息的张扬；另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变化，是日益向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聊斋志异》正处于浪漫主义思潮和清中叶写实思潮两个高峰之间，从这部作品中，恰好可以见出清初艺术趣味变化的轨迹和趋势：由浪漫逐渐向写实演化。

（二）妇女地位的变化

清代妇女的节孝观念至清末正在重建中，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受礼教社会制度的层层束缚压迫，在中国历史主流政治变迁下，文化传承、民风习俗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节孝妇女的行为虽然可能有“愚昧”“不值”等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她们以超越凡人表现的超越行为，是人性极致的崇高显现，是指引人性发挥与效仿的明灯。当然，并非文化传承下来的风俗都是好的、正确的，不适合的风俗也是可扬弃的，但其精神与道德的可贵之处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

（三）科举制度的毒害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四书”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特别讲究文章立意、布局。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科举对于四书五经的内容只要求考生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辞藻堆砌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近乎文字游戏，不允许考生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干脆舍弃四书五经，改为专门钻研被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

蒲松龄虽然痛恨王公贵族，暴露他们的贪婪与罪恶，但也难免会有不够真实的部分。虽然蒲松龄耳闻目睹百姓的被迫害，但他自己却不一定身在其中，所以在反映百姓的痛苦与愿望上可能还有些不够深刻的地方，但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却使这位老贡生终生备受煎熬。蒲松龄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少年时的蒲松龄以博学多才名闻乡里，19岁就在县、府、道考试中连中第一，名噪一时。加上出身于书香门第，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更加坚定了蒲松龄专心仕途的信念。可是自康熙三年乡试落第之后，直到他72岁离世，蒲松龄始终没有科举中第，他的家道也因此日益贫穷。不过与此同时，蒲松龄热衷科举的心情却更加炽烈，一直到死都对科举念念不忘。

二、对于《嘉平公子》的分析

故事中的温姬爱上了嘉平公子，常常在夜晚登门造访。后来在嘉平公子知道了温姬是个女鬼的情况下，面对公子的质问，温姬回答：“不错！不过你想得到美女，我也想得到俊美的丈夫，各遂所愿就够了，人和鬼有什么差别呢？”嘉平公子想想也对，但他的父母却很担心。在对儿子劝诫无效的情况下，就请术士画符咒，千方百计想驱逐温姬，却总不见效。而嘉平公子实际上是个虚有其表的“绣花枕头”：一天，他写的帖子中的 “椒” 字错写成了“菽”，“可恨”写成了“可浪”，温姬看了以后就在帖子上添了几句：“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并告诉嘉平公子她本以为公子是饱读诗书之人，所以才与他在一起，却着实没有料到嘉平公子却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人，温姬醒悟到自己以貌取人的轻率与可笑，便决然离去再不复返。

人鬼相恋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与那些女悦郎才、男慕女貌的故事相比，《嘉平公子》是很特别的。它虽是以爱情故事开始，但“写情”已降至次要地位，转而着重在讽刺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告诉她们沉浸于恋爱中时切忌“以貌取人”。在这种告诫中，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以貌取人”曾是女人择偶的一项重要条件。虽说这是传统婚姻制度下的观念，然而毕竟是浓缩了蒲松龄本人的人生意见。

此篇的讽刺是藉由种种的对比来描绘的，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成。其一是嘉平公子“风仪秀美”的外表与不学无术的内在对比，凸显出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特征。他身为世家文人对于温姬吟诵求续的诗词不仅不懂词意，甚至在温姬留下讽刺的句子离去之后，仍不解其意而到处拿给别人看，成为众人的笑柄。无知到这种地步令人好气又好笑。其二是温姬前后言行的差异。温姬生前是个娼妓，死后因爱慕公子的风流倜傥，有心从良。既而主动造访公子，然而却幻想破灭发现公子只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失望之余懊悔自己以貌取人，甚至认为“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由此我们也可推知温姬是个才识不错的女子，因古代的与现今是有差别的，古代的是卖身又卖艺，所以多少都会一些诗词歌赋，一个地位卑贱的才学竟胜过一个世家子弟实是一大讽刺。

三、蒲松龄以知己为核心价值的爱情观

(一)追求知己之爱

知己情结是蒲松龄爱情观的核心，他曾如此表述：“弟素不达时务，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 他迫切地希望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可以得到知己的赏识，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只能颠沛流离于江湖，以幕僚和坐馆为生计。心理上极大的落差使得他将孤愤之情寄之于创作，他说：“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在他以爱情为内容的鬼狐花妖故事中，自然而然地将这种知音难觅的情感缺憾融入其中。蒲松龄通过一个个曲折的故事和血肉丰满的人物，有力地谴责了封建婚姻道德的规范。他主张婚姻应当以男女两情相悦、互为知己为基础。《嘉平公子》中的温姬起初因爱慕嘉平公子的“风仪秀美”，但看清了他胸无点墨而“不知风雅”，与自己不能互为知己后，恨自己以貌取人，决然离去。这正反映了作者在追求“两情相悦、互为知己”爱情的过程中摒弃了仅凭直觉的感性成分，赋予其更多的理性色彩，从而使择偶认识进入了更深的一个层次。表达知己之爱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但蒲松龄的特殊之处在于“用小说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比兴手法，既将自身体验融入其中，又不局限于狭小的个人身世之感的范围，富于魅力地把它处理为具有相对永恒性的一般人生问题，因而能引起读者广泛而深切的共鸣。”

(二)主张打破封建礼教的压迫

黑暗的封建社会不知打碎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爱情之梦，男女相互爱慕的，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重则受到封建家法、族法的惩治。然而“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蒲松龄正是洞察此点，敢于一反传统，以大胆的笔触，真实、生动地描摹出男女双方愉悦彼此后，自由恋爱，大胆结合。《嘉平公子》中的女鬼温姬，纵使面对法师的死亡威胁，也要永远与嘉平公子在一起。这种积极的爱情追求可谓是生死不渝。蒲松龄对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敢于追求纯洁爱情、自主婚姻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和赞美，既是对封建婚姻贞洁观的叛逆与否定，更是一种人性复苏的呐喊。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这种“知己之爱”，反映了贫寒学士渴望找到“知己”的异性，从而抛却现实的无奈与无助，在个人生活与精神层面得到激励。可以说满腹的才情、不入俗套的创新精神与长期的科场失意、困顿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反差,使蒲松龄抑郁难平。于是“遍游沧海,知己还无,屡问青天,回书未有”的寂寞与愤懑所造成的精神苦闷结合他搜奇志异的秉性,便化作一篇篇立意不凡，情节迂回曲折，叙事结构奇特，神奇变幻的妖灵狐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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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杰（1972― ），男，河北石家庄人，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张静（1979― ），女，河北石家庄人，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