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一本诗歌杂志的甜蜜记忆

“在1980年代初，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推门进入《诗刊》编辑部，看到那些由老式摆设、陈旧杂志和杂乱信件堆砌而成的景象，似乎又回到那个诗歌的盛世。在1980年代初，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北岛在1979年就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常常挎着个小黄包到《诗刊》来，还把自己主办的民间诗刊《今天》拆散了，贴在《诗刊》社的大门口，想让编辑们看到之后能有所选登。在整个1980年代，朦胧诗风行天下，而在1980年8月号的《诗刊》上，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举出老诗人杜运燮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诗作为“朦胧诗”的例子，揭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

李小雨从1976年在《诗刊》担任编辑，直到现在担任副主编，经历了它盛衰的整个历程。

《新周刊》:《诗刊》对中国诗歌起了什么作用？

李小雨:1980年代的《诗刊》与1980年代的诗歌进程是同步的，尤其是“朦胧诗”的发现和推广上，《诗刊》功不可没。《诗刊》的风格能代表与反映当时粉碎“”之后，中国诗歌所呈现出来的蓬勃景象。在“”受到过压抑的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反感“以上帝的口吻”“以英雄的口吻”来说话的诗歌写作风气。

《新周刊》:当时《诗刊》是本着什么精神办刊？

李小雨:首先它肯定了这批青年诗人的探索精神。并在1980年搞了中国第一届“青春诗会”。1980年的4月号，“新人新作小辑”集中推出了15位新人，8月号“春笋集”又有15位亮相，其中一部分成为了“青春诗会”的种子选手。张学梦、江河、常荣、舒婷、梁小斌、顾城、才树莲、杨牧、陈所巨、梅绍静、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徐晓鹤、徐国静、孙武军都是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成员。搞“青春诗会”也是对当时的朦胧诗派有一个肯定的态度。而把这种“看不懂”的诗歌形式冠一个总体名称，是从《诗刊》率先开始的。它开放办刊，能同时发表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当谢冕和孙绍振发表完《在新的崛起面前》与《美学原则的崛起》，随后便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一场针对诗论以及朦胧诗的大批判。虽然“三个崛起”后来受到了群体性批评，但当时《诗刊》能把几方面的观点都发表出来，这很重要。另外，它也卸下了文化理想、政治重任，让诗歌回归到诗歌、艺术本身与诗人的内心，愿意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多种的尝试。

《新周刊》:你们当时选诗稿的尺度是什么？

李小雨:我们还是坚持主流的创作表达方式，保持诗歌本身尺度，比如它的意境、优美，语言的诗意化的跳跃性与节奏感，起码不是很晦涩、阴暗。当时的编前会、编后会一开就是一整天，每篇诗歌都要深入讨论。为了组到最好的诗稿，编辑部的人要到全国各地出差寻觅，看这个地区的诗人在写些什么。现在如果没有哪家企业赞助的话，我们几乎出不了门。

《新周刊》: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时候有多大？

李小雨:当时《诗刊》的发行量是54万册，直到1990年还维持在15万册左右，不过很快便出现了颓势了。而现在只有区区的3万多册。

《新周刊》:你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会这样？

李小雨:大家都可能有一种疲惫感，除了政治之外，更多的是创作自身的原因。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俨然一幅“百花齐放”的假象，每一位诗人都急着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于是有呼吸派、撒娇派等88个流派之多。1986年全国诗歌大展完了之后，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国诗歌究竟应朝哪个方向走。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时间便把西方200多年来的印象派、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等统统扫了一遍。流派虽多，但总体浮躁，之后便是写作上遇到难度之后的沉寂。沉寂一段时间后，有一些诗人便提出回归，出现“城市诗”“新乡土诗”等面向现实的诗歌，而写作也已倾向于口语化。

1980年代中国诗歌地图

1980年代中国诗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