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神运思 灵犀自通

前些日子，我替友人校阅一本《中国分体文学史·诗学卷》的稿子。

书中，在谈到魏晋以后关于诗歌的创作及文学理论发展的时候，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叠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人类秉承天地自然之灵气，具有本然的性情，而诗歌讴谣是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虽然夏虞以前的文献，后世不存，但是可以推断，自从有人类存在，就已经有了歌咏。这是从人类本性和诗歌的抒情属性两方面对诗歌起源问题的正确认识。书中对这段话的评论是：“这是很有见地的论述。”沈约的这些认识，让我的心情忽然间激动起来，因为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贤人达士，竟然与我在今年第10期的卷首语——《“应用文写作”是个假命题》中的思想、认识有不谋而合之处。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出于交流的需要，很早就产生了语言。语言产生了很久之后，才出现了文字。这是二者在时间先后上的关系。语言产生之初，一是人生产过程中行动的协调之需，二是由语成言表达情感之用；而文字之所以为人们需要并为之出现，是为了记事之用，并不是人们为了抒情之需。所以，在文字产生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字只是尽职尽责做着记事的工作；而人们的有声语言，其产生之初，应该是信息交流和情感抒发的功能一直就在交叉使用了。因而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就已积累了许多言为心声的‘语言作品’。在上古时代，文化、教育为上层社会所垄断，即使有‘作品’的出现，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会运用文字这一表现形式，‘作品’也只能在民间以有声语言的形式流传，而不会有人记录。”

沈约认为，诗歌的产生要早于人们能看到的、可以流行的诗歌文本。他推断，夏虞以前就应该有文献的存在，只是没有记录或流传下来。我上面文段中的观点与沈约所同的是，都是猜想和推论，但我们的判断和认识又是何其相近！所不同的是，沈约只论诗作产生与功用，而我是将文字、语言与作品的关系合而论之，探讨语言、文字与“作品”的关系与发展。说实在的，写完那篇卷首语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些激动，不是在于敢大胆地挑战这样一个在人们心中已经约定俗成的观点，而是满足于自己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对于语言、文字、作品的关系、起源、发展作了自我的梳理与阐释。每当我想通一些问题时，就像是长期被阻塞的经络突然间被打通了一样的畅快，觉得神清气爽，身心也会无比轻松。我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列提纲的习惯，往往是心里想想，找个内容，定定基调，就随想随写，大有写到哪里算哪里的散漫。但写的时候，我心中想的是这个问题，满脑就都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写那篇文章时也是这样，论述的核心是确定好了的，怎么论述，是一边想一边写的，没想到最后竟然写成那个样子。也许是因为随想随写、随写随想的原因吧，我自己写过的文章，我只会记得自己曾有过的观点，基本记不得表述的语言和过程。

因为想通一个问题时有舒畅的感觉，所以有一段时间，在读古代一些论述性的文章时，我总是有一种既盼又怯的心情，盼的是能在书里读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让自己的想法得到一些佐证；怯的是如果别人的想法都和自己的一样了，自己还需再去思考吗？不久之后，就想通了这一问题：读与想为伴，没有想的深入与契合，读只能是漫过地皮的急水，深入不到生命的根系。大凡读而有感、有识的内容，都是自己已深思并有所获的，或已表达，或只有感而未及表达，待读到表达者言，方觉打通了心灵的秘境，才会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在这里，把写过的一篇文章重新翻捡出来提及，并非要哗众取宠，攀古人的高枝、拉近亲，也无意强调是自己不小心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和古人接通了神思，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神交。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专注于一点，凝神运思的话，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神思或文思与先贤古人们灵犀不点自通，亦可实现古人在文学上倡导的“以意逆志”（“以意逆志”，是一个人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以自己面对这一问题时的情感、体验来思考、意会、猜度古人写这一篇文章时所寄托的情感，要表达的思想，是一种很好的阅读或解读文本的方法）。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凝神与运思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才能实现神游；神游了，才能让出现在笔下的文字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当写作者是在脱离形体而神游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写作者的神游在一个神秘空间里相遇、碰撞、神合、重叠，从而，言他人所言，感他人所感，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正是作者的这种写作上的神游，通过文字符号的传递力量，又会带领、感染阅读的人进入那个神游时的场域，让阅读的人也随之神游，从而产生身临其境或不可自拔的体验。在创作的过程中，如果作者凝思出神后创设的这种情境、情感愈深，读者为之体会得也会越切。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部作品成败、好坏的品评标准。

神游说的出现，又让我进入了玄学思想范围。赶紧打住，要不又不知要“游”到哪里去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