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中美僵局

中国媒体将2009年定义为“被”时代。这个“被”字也触及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痛处。胡的战略中心是,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避免再一次“被”。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它不会让自己“被”――而且也决心不在汇率问题上“被”。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市中心聚集着许多指挥官、士兵和政府高官,他们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活动做最后的准备。庆祝仪式将在全国转播,预计观众人数超过10亿。庆祝方案包括喷气式战斗机空中飞越、导弹车沿长安街行进,以及每隔10年举行一次的仪式――最高领导人穿着毛式服装,站在50年代豪华轿车的天窗里,驶过紫禁城。这个场景对西方人来说如唐吉诃德般滑稽,就好像美国总统每隔10年就戴着三角帽穿过特拉华河,来纪念1776年的冬季。但是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形式必不可少。在改革形势扑朔迷离之际,他们打算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此增强信心。

负责策划庆祝仪式的官员给焰火表演的设计人员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因为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健康的爱国主义与偏激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只有在被超越的时候才会显现。他们担心一整天的阅兵,再加上一个晚上的焰火刺激,会不会有些过火。因此他们要求,能不能设计一个庞大、美丽、平静的焰火表演。

“平静的焰火表演”,这种要求正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迷幻和危险所在。这个国家中有很多矛盾,无论是其破纪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模式,还是矢志向巨型绿色城市转变的愿望,都蕴含着矛盾。这个国家的党内精英在改革年代里奋发图强,但是现在,他们对执政党的抱怨声比谁都高。两极分化、野心勃勃、不可思议,但又挣扎在历史与未来的分界线上――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一个期望颠覆性变化,但又不想发生任何颠覆性事件的国家。

过去几个月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这件事提醒我们,中国另外一个野心需要特别关注,那就是在确保现有国际秩序不崩溃的前提下,成长为一个国际超级势力。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成这个壮举。而现如今,在一个危机和意外并存,从金融市场到国家安全都有可能引发大动荡的年代,很难设想这种冒险的成功几率有多大。

所以,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当奥巴马总统和主席在核安全峰会中坐在一起时,他的着眼点究竟是什么?一个朋友?一个敌人?现实是,中国变化得太快,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奥巴马真正的着眼点比这个重要得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用灵活的、创造性的政治才能重塑两国关系,未来50年的世界权力走向将因此而确定。如果没有一个连贯的中国策略,国际政治的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

最重要的是,奥巴马必须摒弃那些过时的对付中国的方法。北京不会像很多冷战分子所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样被“压制”,它已经与国际社会紧密交织。但同样不能幻想中国变得强大之后,会更加支持美国人的利益。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战略,作为一个可持续的战略,它首先必须建立在绝对捍卫美国人利益的基础上;然后,它必须理解并紧扣中国的实力和共产党领导人心理之间的微妙平衡点;它还必须能够加固我们与盟友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中国的离间计,还因为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不只美国,还包括欧洲。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拿出一个有魄力的、充满自信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如果中国需要改变,那么,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美国也需要改变。

当奥巴马与胡坐在一起时面临的选择是:用老眼光审视这个世界,还是面对权力采取新态度。没有什么比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更能凸显转变思维模式的紧迫性了。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是:选择搁置问题避免争执,还是选择直面挑战共同革新;选择陷入僵局,还是选择相互承诺确保繁荣稳定,从而给我们与中国的未来定下明确的基调,就像我们曾与苏联达成的相互破坏的关系基调一样明确。

清楚地认识中国

如果像奥巴马的顾问团所认为的那样,中美之间近期的紧张关系会自然而然地解除,那的确可以宽慰人心。但是看看近期发生的事情――哥本哈根环境峰会上的争吵、问题上的愤怒言论、伊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灭顶之灾,以及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所引发的不愉快,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不会认为它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除。随着中国不断壮大,它会不断试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行事方式,未来与中国的冲突不会减少。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策略不应该只着眼于缓解紧张。应当承认,与中国共同发展这项策略在短期内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已经具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实力,现在美国该用一种崭新的方式来重新思考全球战略体系了。中美友好这个概念听起来似乎和“平静的焰火表演”一样不可思议,但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即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对处理中国问题做出的决定,却有机会让其成为可能。

如果不真正了解中国,就无法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取得太多进展。邓小平的名言“致富光荣”已经与“赚钱借给美国消费”画上了等号。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内部已经展开激烈的争论:中国应当采取哪种发展模式?怎样才能实现国家利益?你也许想不到,在一个2009年经济增长9%的国家中弥漫的竟然是这样一种情绪。当然,争论中有人总是傲慢地拍胸脯,但是也充满了各种怀疑。中国此刻面临着诸多挑战:金融市场、腐败、、新疆等等,而坐在它旁边的奢侈的美国一年可能只需要面对一个什么类似医疗改革这样的问题。

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美国似乎并不强大。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把9・11和所谓的9・14――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的日期――相提并论,认为这都是西方开始衰败的标志性事件。美国人对中国同样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而领导人又经常表现出对所谓“真实中国”(在中国工作过的人所看到的办事风格粗糙、野蛮的中国)只有泛泛了解,这就更是加强了这一模糊认识。这是一个没有法律可言,却在30年里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中国。这是与许多西方人设想的那个礼貌、和谐的中土帝国完全不同的一个中国。“真实中国”可以挫掉西方人的锐气,像西方公司屡见不鲜的商业恶梦那样轻松地在政治谈判领域击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北京的外交政策屡屡受挫的部分原因,就好像奇境中的爱丽丝被丢进了一个溜冰场。

然而中国的领导人实际上并不急于挑战美国,他们现在还是希望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争取时间来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你可以在中国副主席(他极有可能在2012年接任国家主席)去年访问墨西哥时的坦率的讲话中确认这一点。他说:“有一些外国人似乎是吃饱了没事干,坐在那里指指点点。首先,中国没有输出革命;其次,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穷;第三,我们没有给你添麻烦。还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潜台词就是,所以别惹我们。

但这是痴心妄想。中国或许没有输出饥饿和动乱,但是没有制造麻烦?像中国这种级别的国家的一举一动,都会撼动旧的权力秩序的稳定性。过去30年来,中美会谈中的话题一开始都围绕着如何制约苏联,后来变成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但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美国经济危机、中国转变经济模式――所有这些都将危及既定的利益分配。

即使双方领导人有互相示好的意向,他们的外交政策也会遭到来自国内民意的严峻考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改革开始时所宣称的不触及美国人的利益这一底线早已不复存在。他们认为,中国每天都在伤害美国人的利益:它的重商主义使美国经济岌岌可危;它对外国公司采取的对抗态度损害了美国投资者;它对核扩散条约缺乏实际支持的态度在考验华盛顿的耐心。

公平地讲,很多中国人也觉得美国在伤害中国的利益:用军事基地包围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向台湾出售军火以干涉内政,以及承认达赖喇嘛。即使很多亲西方的中国人现在也认为美国在阻碍中国的崛起。很多中国人对在他们看来实力下降又目的不明的美国表示担忧。中国人愿意亲近奥巴马,但是即使是奥巴马最值得称道的举措,比如最近美国在核武器使用上的新姿态,也被他们看作是懦弱的表现(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收回出于自卫无限使用核武器的观点)。

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不只是误解这么简单。常说,看问题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在西方世界所创造的权力体系中,中国感到处处受限。这个体系经常损害中国的利益,它从未像西方国家那样感到自己是这个体系的主人。而中国又有着几千年的独特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传统与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之后,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思维模式。贸易、货币、、台湾,这些都是次要矛盾,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必须在战略高度上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问:西方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这就像问怎么把一个胖子塞进一辆满载的汽车的后备箱中一样。更何况,在中国看来这辆车本来就有毛病。中国感到奇怪,把这辆车重新设计一下不是更好吗?中国对世界的一些质疑也是我们应该质疑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足中国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怎么给中国腾点地方。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国际体系的。

“被”时代

或许中国对西方世界秩序的反感并不令人惊讶。毕竟,他们融入西方秩序是从暴力开始的。170年前,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被九个国家侵略和蹂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美国人总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在意。对此,中国人会说,你们设身处地想想吧。

同样,设身处地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依然对懦弱十分敏感,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中国媒体将2009年定义为“被”时代。新华社将这个词解释为:“用来表达比被动更深的情绪,表达一种对自己命运的无力感。”这个词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比如疑犯被发现在不可能自杀的情况下“自杀”了,人们称之为“被”自杀。2009年中国网络上最流行的一个事件,是关于一个女洗脚工为了防止被侵犯而与一个政府官员拔刀相向。网络上掀起了大规模的签名声援活动,因为她至少是在奋起反抗。

这个“被”字也触及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痛处。中国似乎也到了快要失去理智、出自本能进行反抗的时候了。中文里用来表达洗清国家屈辱感的词汇是“雪耻”,字面上的意思是用雪覆盖污点。但是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为“复仇”。这种含糊的意思使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没人能回答的问题:中国到底想要什么?包容还是复仇?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领导层正试图从这两个极端中寻找第三条路。比如在外交政策上,又回到了以静制动的老观念――“韬光养晦”,由此引出了所谓四个力: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总而言之,胡的战略中心是,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避免再一次“被”。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它不会让自己“被”――而且也决心不在汇率问题上“被”。

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缘于其自我保护的意识,缘于其内部关于西方是真的欢迎中国还是另有图谋的争论。一个关系甚广的中国学者最近在文章中说,对于胡是否应该在美国“粗暴践踏中国尊严”之后赴美参加核峰会,即使在政治局这样的高层都存在激烈的争议。西方要记住,中国崛起之后产生了这种不稳定的内力,而且这不总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行事。面对美国的让步或者中国的财富增长,这种本能不会消失。如果美国继续等待中国财富增长然后足够发达从而更容易融入美国式的世界,那么这种等待将没有尽头。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别忘了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30年。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基本手段还不完善。而且这个国家也还没有经受过危机的洗礼。当然,中国很有野心,但是大胆有时也意味着不可靠。在未来的10年,这一切将会产生变化。中国会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国际政策机制,就像建鸟巢和T3航站楼一样。但是这样的体系是否能被更加理解西式规则和更认同合作的优点的那些人所接受?或者那些坚称西方阴谋阻挠中国的人是否会在这一体系中发挥重要影响?西方如何回应?我们又该怎么做?

“共同进化”

1946年冬,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因为严重的流感而卧病在床,却不断收到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其中都是一些对于他眼中的这个国家毫无意义的想法。凯南挣扎着口述了一份8000字的给美国国务院的回电,这封加长电报成为了定义冷战的文件。凯南在电报中解释说,苏联的野心是世界。它对压力的反应将是通过扩张来确保自身安全。他提出的政策是牵制,这一原则主导了后来50年的政策制定。

中国不是苏联。如果苏联想要通过扩张来确保安全,那么中国的领导者将会采取另一种方式。因为担心冲突并且深知自身弱点所在,中国更可能操纵并最终重塑国际体系。这种间接、缓慢的方式既符合中国的气质又符合这个国家对稳定的迷恋。这种方式意味着改变对手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直接与对手冲突,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军事战略上,这意味着中国会中和外国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与之展开竞赛,他们会攻击电脑和卫星,而不是军舰和飞机。在经济方面,这意味利用中国的力量建立一个符合其需求的秩序,而不是试图主宰现有秩序。

乍一看,狼子野心何其险恶。但其实这只是不同的路径选择,并不存在好坏。所以,要以一种可以保护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与中国相处,这与我们在冷战时期的直接对峙不同,而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共同进化的方式。这个词来自于生物学,形容物种如何共同合作,进化得更加强大。教科书上的例子是蜂鸟和某些品种的花,科学家发现,它们共同进化得更加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比如长长的鸟喙和漏斗状的花冠。

与中国共同就汇率问题进行努力就可以遵循共同进化的方式。人民币是中国控制下的经济与世界自由市场接轨之处。就像美国和苏联的紧张态势在两个体系冲撞的地方尖锐凸显一样:人民币就是如今的柏林。双方都必须采取合适的策略,尤其是,这其实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紧张。中国难以置信地发现美元将是10年内唯一的全球储备货币;美国难以置信地发现美元未来可能会丧失这一地位。

中国货币问题的真正困惑不在止于人民币的汇率,更在于中国对资金流动的开放程度如何。中国有三个选择:继续独立于全球体系;逐步融入全球体系;或者表态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人都想来投资,所以我们要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国将在很多领域面临这样的选择,包括汇率、核武、朝鲜问题以及如何确保信息技术自由流动带来的好处等等各个方面。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都必须找出一个不会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新的全球秩序。除此以外,我们必须保证共同进化给中国带来了它最想要的东西:稳定。

由此自然就会得出:中国任何危害全球稳定的行动都必将被谴责。想要通过让步来换取中国合作已经行不通了。共同进化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它承认在决定世界发展方向方面给予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但是相对地,中国必须承诺减少使世界变得更危险的举措。

共同进化能够起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它使中国和美国共同思考新的秩序。这不会容易。美国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这需要进行积极的外交沟通。在实践中,像家长会一样一年一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这种慢吞吞的对话根本不能满足解决问题需要的节奏,而且还抹煞了主动性。中美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互动是更好的模式;这种互动是非正式的、常态性的,以一个工作小组为基础,这个工作小组自身也在以可调整的节奏进行演进和发展。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到了一个关头,需要提出一项持久的、历史性的、基础性的战略。但是时间很紧迫:对西方友好的中国人很快会指出,2012年新上任的领导人很可能不那么倾向于与美国合作,而且他所领导的体系是由对美国充满怀疑的更加年轻的官员构成的。尽管如此,面对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我们还是有可能设想一条道路,能够在美国的利益和其必要的改革之间找到平衡。在寻求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与中国关系中最大的风险不是彻底的战争,而是在全球各种议题上合作的破裂――这可能是与战争一样惨痛的悲剧。中国并不确定我们能够合作无间。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并在崛起中提出许多诉求的大国多一些耐心,它正在寻找自我保护的工具。

奥巴马会和坐下来共同开创一条新路吗?我们希望会。如果不这样,那么美国很快会发现,中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需要担心的国家了。

编译:段醒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