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信任的养成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庆404020）

摘要：司法信任是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司法信任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兴衰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司法亲和力的下降、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是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增进我国的司法信任，最终建立高度的司法信任，必须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关键词：司法信任；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权威

中图分类号：DF8

文献标识码：A

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法治有幸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主题。随着“法律与信仰”命题的传播，众人津津乐道于法律信仰的热情不禁让人对法治的来临充满兴奋与期待。但我国向无全民性的宗教传统，亦无神法与人法的二元区分，实难如同西方社会经由上帝的启示建立起对世俗法律的信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驱使人们在守法与避法的交织中力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又极大削弱了尊崇法律的道德基础。且不论法律信仰的立论能否成立，至少就目前可以展望的时空而言，它对于我们未免显得过于奢侈。同理，要建立司法信仰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法治的浪漫主义有助于唤起人们对法治的热情，但推进法治必须选择现实可行的路径。信仰源于超验精神，可谓绝对而无条件，难以言说和证明；信任借助习俗、传统和文化而养成，从根本上属于经验的产物。因此，通过制度构建逐步增进人们对司法的信任，进而建立起高度的司法信任，藉此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既可能也理当如此。

一、司法信任的概念辨析

信任，就是“相信而敢于托付”［1］。对任何一个具有基本文化和社会阅历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词汇。不过，信任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活动和普遍的社会现象，早已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司法信任是社会信任的一个子系统，同样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目前已有学者研究司法的公信力问题，它关注的是司法信任关系中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影响力，只涉及司法信任理论的一个方面。由于对司法信任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这一提法尚未得到普遍接受，人们对其理论意义也未予以应有重视。

与一般语义学的解释不同，特定信任的内涵受制于特定的信任关系。比如，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应是相信对方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且会诚实履行合同义务的心理预期，进而愿意与之订立合同并自觉履行合同。借用信任的一般概念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司法信任定义为：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笔者拟进一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分类，以深化为对司法信任的理解。

其一，从司法信任的主体上，可以分为交往信任与普遍信任。一般而言，信任可以看作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性化的交往态度，是基于对自己安全考虑和行为结果的预期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心理［2］。即信任往往建立在既有交往的经验之上，若跟对方的交往行为产生了合意的结果，必将有助于建立起对对方的信任。司法信任中的交往信任存在于已经或正在同法院发生关系的群体之中，最基本的包括案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人。笔者将基于同法院的交往经验建立起来的信任界定为司法的交往信任。与此相对，一般民众基于理性认识、他人影响和社会传统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则为普遍信任。很显然，司法制度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交往信任，还需要范围更广的普遍信任。

其二，从司法信任的客体上，可以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将信任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和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3］按此理解，信任包括“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物的信任”，这是他对信任所作的“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的二分法。前者指个人之间建立在熟悉基础上以及品行等个人特质上的信任，后者指对于抽象系统（各种制度体系、象征标志、专家系统）的信任。他认为现代化进程中人格信任将会逐步被系统信任所取代，这与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关于“所有进步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著名论断所揭示的是社会变迁的同一过程。随着司法的日益制度化、精细化和职业化，司法制度的设计已经远远超过一般民众常识所及的认知范围，人们面对和交往的是一支庞大而陌生的专业司法队伍、运行复杂的司法制度，因此，以熟人社会为土壤的人格信任必将被系统信任所取代，不过人格信任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空间。

其三，从对审判活动的利用及参与的微观角度，可以分为依存性信任与主体性信任。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对审判的信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包括自己主体努力在内的、相信审判制度或法院会给自己作主的依存性信任；另一个是认为自己作出了主体性的积极努力，审判制度或法院就不会使自己失望的主体性信任［4］。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不同信任与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相关性，即受教育程度较高和享有较为安定经济政治地位的人表现出较高的主体性信任，而受教育程度不高和社会底层的人则表现出较强的依存性信任。这两种信任是对交往司法信任的进一步分类，法院审判首先要赢得同法院直接打交道的人的信任，因此，这种分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司法信任的实践价值

从增进社会财富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家区分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学家则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信任问题正是衡量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美国学者福山甚至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他指出：“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及普及程度。”［5］以信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发展，更与社会的和谐与正义紧密相关。对我国正致力于建设的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而言，司法信任这一社会资本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其兴衰成败。

（一）司法信任是司法公正的正当性依据司法信任对于司法公正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所说：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注:转引自：上海一中院研究室二十一世纪司法制度面临的基本课题［J］法学，1998，（12）：41)公正是司法最根本的追求，也是司法自身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必然要求。现代司法已经放弃对实质公正的绝对追求，转而诉诸程序公正。尽管程序公正理论具有哲学上的认识论基础，但终究难以让置身于诉讼中的人们放弃对结果的合理期待，因此并没有终结司法的公正问题，经过公正程序得出的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被当事人视为公正。如果一个社会具有丰富的司法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当事人必能积极配合法院参与诉讼，更容易发现案件事实、找寻法律规范，利于实现裁判的实质公正。同时，由于建立起了对司法的充分信任，司法裁判容易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其公正性也就不再受到质疑，司法公正因此得以确立。

（二）司法信任是司法高效的合作前提

信任作为人们为增进合作和减少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具有策略性，一旦决定信任往往就会采取一些积极的策略，比如主动合作和信息分享，在同被信任者互动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和行动，反之亦然［6］。因此，信任是有效合作的基本前提，司法审判的良好运行同样需要高度的司法信任。如果缺少对司法的信任，将严重影响司法的效率：其一是对司法的利用度降低。人们将不期望寻求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导致司法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其二是司法活动难以有效运转。审判需要法院与当事人的良性互动，如果当事人不信任法院和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必然缺少配合，不能很好地遵循诉讼程序规范，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其三是司法的有效性降低。缺少司法信任，当事人就不易接受法院裁判、申诉不止、拒绝自动履行裁判确定的义务，社会公众也会一味指责法院，损害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显然，增进司法信任有助于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升司法效率。

（三）司法信任是司法权威的民意基础

作为国家权力的司法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中的最弱者，即使在三权分立制度最完备的美国体系中亦是如此。因为司法机关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而只有判断，为实施判断须借助行政机关的力量，行使权力时还面临其他权力的干预。(注: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390美国第一位联邦首法官约翰•杰伊在就任四年后提出辞呈，部分理由就是由于联邦法院系统缺乏能量、权力和威望。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当时联邦法院系统权威性的严重缺乏。)但也正是在美国，经过19世纪初自约翰•马歇尔大法官以来数辈法官的苦心经营，司法所享有的权威已经远远超过行政和立法，甚至有人将美国喻为“九个人统治的国度”。(注:

贺海仁九个人统治的国度［J］读书，2006（8）：15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享有强大的司法审查权，能对总统选举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进行裁判，且自1869年以来其法官职数固定为9人，故有此说。)立法权、行政权的权威性由于宪法赋予其对社会生活强大的支配力而先天获得，司法权威的来源更多的则是由于其对社会正义的维护所赢得社会民众的普遍信任。(注:笔者于2007年7月有幸到美国纽约大学参加“中美司法合作培训”项目，JamesSample教授提供的民意调查资料显示，被访者对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法官、所在州法院表示信任和非常信任的比例分别为76%、74%、75%、71%，明显高于对议会和政府的信任。)以此反观我国司法权威不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并非缺少纸本的宪法和法律依据，也不在于没有引入三权分立制度，而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对司法的普遍信任，缺少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权威并不必然导致信任，相反，信任才是权威的前提和根基，切不可颠倒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三、司法信任缺失的社会学分析

学者们常用富有情感和文学色彩的“信任危机”一词描述某个社会或某个领域信任匮乏的严重性，以引起人们的警觉。尽管不能说我国目前存在司法的信任危机，但近年来困扰法院的涉诉、执行难等问题无疑说明了我国的司法信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如同一个恶性循环，这些现象又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任。社会学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有必要借鉴其相关理论工具对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

传统社会的信任结构以血缘和家庭为基础，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人们普遍生活在相对孤立封闭的环境之中，这种直接、稳定而长久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建立和维持有效的信任关系。现代社会以高速流动性为标志，人们的交往半径迅速扩大，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更大，流动空间更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短暂而易变，“熟人社会”正无情地被生人社会所替代，现代社会正逐步演变成一个充满“陌生人”的世界。人们持满怀疑虑、戒备的心理同陌生人交往，原有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规范、信誉和道德的作用已难以有效发挥［7］。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肯定人是理性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个体，使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和组织都成了具有独特利益的“经济人”或“经济实体”。然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大量采取非理性、非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在此背景下，个人主义与怀疑主义借助多元文化大行其道，社会充满了价值虚无与道德虚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法治建设命运多舛，屡屡受挫，法律虚无主义尚有一定市场，社会是否存在正义、是否需要正义、司法能否实现正义且受到怀疑，更何谈对司法的普遍信任。可见，传统的信任结构已经开始逐步瓦解，而新的信任结构尚未广泛建立，这是一个重建秩序的时代［8］。 （二）司法亲和力的下降

社会学认为，基于情感的联系更容易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司法亲和力就是司法同民众的情感联系。近年来，法院建设更加规范，普遍配置安检系统，法庭引入法袍、法槌，司法的仪式性不断增强，人民法庭大规模撤并，影响诉讼的方便快捷，无形中拉大了司法同民众的空间和心理距离。借鉴当事人主义进行的诉讼制度改革，法院地位更加被动中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加重，举证时限制度加大了案件真相发现的难度，人们似乎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法庭的冷漠与规则的无情。一些法官对诉讼调解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存在重裁判、轻调解的倾向，法院审判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缺少传统的人情味。因此，尽管法院的建设与改革成就斐然，但与此同时司法亲和力的下降可为司法信任的缺失作出某种角度的合理解释。

（三）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

现代社会的职业法官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专家系统，体现了对一种现代社会支撑性知识系统的垄断与权威，人们对司法信任与否最直接地通过对法官的信任态度体现出来。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这是一系列制度推动的结果，所有这些制度旨在消除社会公众由于特殊的职业角色和出身于普通人的身份背景而产生的对法官的不信任［9］。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刚刚起步，法官腐败、案件差错时有发生，法官的职业道德、知识能力还不足以获得人们的充分信任。有学者统计，70.9%的受访者认为司法腐败严重或非常严重，52.5%的认为案件胜诉的关键是要找关系和给法官请客送礼［10］。尽管这并不必然反映司法的客观情况，但由此可见在法官职业化建设初期，法官还没有获得公众的普遍信任。

（四）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

由于缺乏对司法的理性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司法的有限性，人们对司法寄予过多、过高期望，一旦现实司法与其预想和期望背离，就容易对司法失去信任和信心。司法的有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司法权权能的有限性。司法权是一种消极的判断权，其有效运行需要其他权力和公众的支持配合，司法权本身并不能构成实现司法公正的充分条件。其二是司法功能的有限性。司法最基本的功能是纠纷解决功能，由此还衍生出社会控制、权力制约、公共政策制定等其他功能，由于不同的社会为这些功能的发挥提供的环境不同，特定社会总会面临着司法功能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的矛盾。其三是司法技术的有限性。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司法在技术层面上存在先天缺陷，比如某些社会纠纷难以转化为司法案件，审判耗时费力、成本高昂，程序公正并不能完全保障实体公正等，因此，司法并非惟一或最好的纠纷解决手段。

（五）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

对诉讼程序的参与，既能增进对法院审判的认识和理解，使当事人和公众从情感上接受法院，又能强化对审判的监督，减少对法官的无端怀疑。更为重要的是，对诉讼程序的参与还是诉讼结果正当化的过程，通过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允许当事人积极收集证据、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由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直接影响和决定诉讼结果，从而使蒙受不利结果的当事人不得不接受该结果［11］。在现实司法中，不少当事人无力承担诉讼成本，自身诉讼能力低且无法得到律师帮助，难以有效参与诉讼。此外，诉讼制度不尽科学也制约了当事人的参与热情。由于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不够，严重削弱了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从更大的范围看，还存在非政府组织、传媒以及公众对司法的参与问题，这些主体对司法的参与程度关系到司法对社会整体产生的正当化效果。

四、增进司法信任的现实路径

没有信任，人类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就此而言，信任是社会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12］。的确，任何社会里都有信任，只不过不同社会的信任在范围和程度上存在差异。基于对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分析，笔者认为应立足于既有的信任资源，通过以下途径逐步增进司法信任，最终养成高度的司法信任，以此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建设。

（一）完善价值取向――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它为人民法院改革确定了基本的目标和价值取向。这一提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在逻辑上有所欠缺，因为没有为其限定判断的主语，实施起来难免产生分歧，究竟是法院自身理解的公正、高效、权威，还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认同与接受的公正、高效、权威，或者是二者的统一？在司法信任关系中，法官、法院及司法制度都是被信任的客体，信任的主体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因而必须将决策者的意志同公众的意愿相统一，避免决策者自说自话。将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共同作为我国法院工作和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尊重公众的司法情感和意愿，才能得到民众的真诚拥护。此外，将二者统一还为域外法律思想和司法制度同我国固有本土资源的结合创造联接的纽带，增强改革措施的可行性、操作性和实效性，从而赋予其当然的科学性。惟有如此，司法改革的措施才能扎根于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注:日本的法治建设可以说已经比较成熟，但仍然在进行着增进司法信任的努力。该国司法改革审议会1999年提出的司法改革基本方针之一就是：为形成能使国民满意的司法制度，应将司法制度变成利用方便、通俗易懂、值得信赖的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译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7）。日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和反思，同时也可见增进司法信任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二）找准切入要点――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

由于功能的分化，现代社会的法官、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作为非人格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功能体系。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也从对包青天似的人格信任演变为对整个司法的系统信任。因而，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在象征标志或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3］30不过，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并不根本冲突，而是相互依存，人格信任建立之后必然向系统信任延伸和扩展，缺乏人格信任也难以建立起稳固的系统信任。对于重视情感交往的人文传统和现实国情，通过对具体法官的人格信任，进而建立起对法官、法院、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的全面信任，无疑是增进我国司法信任的切入关键。

积极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着力提高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建立全面的法官录用、职业保障、培训、考核与惩戒等制度，为提高法官素质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增强法官的可信任性，毕竟法官的品德与能力是值得信任的，才可能得到公众的信任。

坚持司法为民，提升司法亲和力。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开展诉讼风险提示、健全诉讼便捷机制、畅通申诉渠道，切实解决当事人的诉讼困难，确保当事人无钱能、有理能胜诉，增强司法纠纷解决功能的有效性。加强作风建设，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渗透到审判活动之中，杜绝对当事人冷横硬推、敷衍塞责的现象。加强诉讼调解，通过以情动人促成调解，让当事人明白法院不仅讲法，而且讲理、讲情，强化民众对司法信任的情感基础。

（三）扩大信任半径――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

信任作为一种心理和态度，具有某种感染性或扩散的特征［2］40。从信任主体的角度看，一个特定主体建立起的某种信任，必将通过其言语、思想或行动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无需刻意而为，这样的过程必然发生，可以视为一种自发的过程。通过自觉的努力，无疑可以强化和扩大这种效果。对司法信任而言，就是不仅要让切身感受到法院良好司法的人建立起充分的司法信任，更要扩大这种效果，引导社会整体司法信任的建立。

协调个案公正与社会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力。审判不仅需要得到当事人的认同，还要经受住社会的评判，才能回应社会对法院的正义期待，增进公众的对司法的普遍信任。要力求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依法审判的基础上合理解释法律，尊重方针政策、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丰富法院裁判依据，避免机械司法。法官要善于综合运用法律思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和道德思维，充分估计裁判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做到既合法裁判，又尽可能达到政治、经济和道德效果的最大化。

加强法制宣传，扩大司法的积极效应。当前，法院系统中存在的极个别法官腐败、极少数案件有失公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有关系，并不能完全归责于法院和法官，且这些腐败与不公占全国法官与案件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不能因此否定法院和法官的主流，不应夸大负面报道。应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加强司法同社会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增进司法透明，避免公众的误解和猜疑，杜绝媒体的失实报道和不当炒作，加大对优秀法官、先进法院、成功案例的正面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培养优秀司法传统，增强司法的凝聚力。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缺乏传统的司法很难得到公众的尊重与认同。司法信任不可能一朝一夕即可养成，因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司法的信任只不过是良好司法传统的现实表现。培养司法传统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司法精神人文传统、司法制度传统以及司法物质传统。要建立完善案例制度，借助重要案例所蕴含的法官智慧，总结提炼法律适用的方法与技术，记录法院对正义的不懈追求。通过适当载体和形式反映历史和现实的法院人物、建筑和装备，让公众透过法治的建设历程认知和感受司法进步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司法文明成果。

（四）强化司法参与――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当前，当事人和公众对司法具有很强的依存性信任倾向，前者认为只要提供了诉状或答辩状，就应得到希望的裁判；后者表现为道义上盲目的从众主义，一旦有人批评司法不公，就推定责任必在法院。对法院的过度依赖使法院和法官遭受不应有的批评指责，从根本上损害司法信任的民众基础。

培育先进司法理念，彰显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程序公正的核心与实质在于程序主体的平等参与和自主选择，确立程序运行结果道德上的可接受性［13］。应通过普法教育、法制宣传，积极引导公众树立程序公正意识，让当事人认识到不仅裁判结果所涉及的利益与其相关，并且其自身的诉讼行为将直接影响和决定诉讼的结果，从而积极参与诉讼并接受经过公正程序得出的法院裁判。完善诉讼制度，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有效行使，调动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避免对法院的过度依赖。

坚持和谐司法，统筹兼顾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片面强调程序公正对实体公正的优先性，将使法庭变成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保护和实现的只能是强者的正义。探索建立和谐主义审判制度，通过适当行使释明权，加强诉讼指导，提示诉讼风险，引导当事人积极举证，规范法官调查取证权，为当事人适当提供协助，提高当事人诉讼参与能力，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降低程序公正对实体公正可能造成的冲击。

强化司法公开与司法民主，增进公众对司法的参与。公开是民众参与司法的基本前提，民主是公众参与司法的主要形式。公众对司法的参与就是要求司法适度吸纳和反映民意，具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二是对审判活动的实际参与。应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全面公开法官信息、审判信息，便利公众的利用和监督。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避免陪审员的职业化，扩大公众参与陪审、了解法院的机会。

法治建设的目标既已明确，路径的选择将决定这一宏伟事业的进度与成败。笔者坚信，顺应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立足于我国现有的司法信任资源，不断增加和积累司法信任的社会资本，最终建立起高度的司法信任，才能确保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促进理想与现实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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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ivating Judicial Trust in China

WU Mei lai

(Chongqing Municipal No. 2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Chongqing 404020, China)

Abstract:Judicial trust means that people believe the judicial organs are able to guarantee the social justice, dealing with the cases fairly and efficiently, so they utilize the judicial organs abide by the law, and respect judge, judicial procedure, judicial decision, and judicial system. Judicial trust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success of judicial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 lack of judicial trust in China is caused by following reason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bases of trust by social reform; the declining of the affinity of judicial organs; a lack of professional judge experts system; inadequate awareness of the limits of law and participant in judicial procedure. To improve the judicial trust in China, we must build fair, efficient and powerful judicial organs, encourage system trust, shift interpersonal trust to universalistic trust.

Key Words: judicial trust; judicial justice; judicial efficiency; judicial auth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