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联盟的制度演进:一流大学建设理念的视角

摘 要：C9联盟本质上是大学组织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一流大学建设理念是联盟制度建构的内在逻辑。基于学科为本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九校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集体行动，建立非正式制度，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成功影响政府决策。当学科逻辑的非正式制度并未使九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九校必将对一流大学建设理念进行反思并修正主流思想。非正式制度的失效使C9联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育人为本的新理念与旧制度的不均衡也要求制度演进以适应新理念，精英的积极参与则推动联盟制度的演进。因此，九校设计出体现育人为本理念的联盟制度，重新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协调成员大学的行动。

关键词：C9联盟；制度演进；一流大学建设理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高校联盟运行模式研究”（12YJC88012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基地项目“中国高校联盟运行模式研究”（SC12E073）

作者简介：吴越，女，管理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四川 南充 637009）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1-0131-06 收稿日期：2012-10-17

“高等教育正在学习玩联盟游戏。”[1]20世纪末，大学联盟已成为大学组织间关系新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2]（P3）大学联盟本质上是大学在具体的行动情境中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大学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建构出来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这些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协调着联盟内部组织间如何进行社会交往以及成员大学所采取的可接受的行为的界限。任何制度的建构及其演进都有其理念基础，理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3]。本研究选择由我国首批入选“985工程”的九所研究型大学所组成的C9联盟（China 9）C9联盟由我国 “985工程”首批支持的九所高校组成，其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一流大学建设理念视角回答两个问题：C9联盟的非正式制度缘何形成？联盟的行动者如何逾越非正式制度而进行正式制度的建构？

一、建构非正式制度：九校形成

利益共同体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则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要服务于国家[4]（P15）。无论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还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高深学问都是高等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而大学正是围绕一门门知识所组成的学科建立起来的组织[5]（P107）。在各国高教系统内部，学科因为研究的重视而占据重要地位。建国初期，我国确立了“全面学苏”的路径选择，高等教育由美国模式向苏联模式转变，长期实行专业教育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以专业教育为基础的重点学科建设以及以教学与科研并重的重点大学建设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是九校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大学发展的学科逻辑影响九校的行为选择。《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明确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就是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核心特征的“985工程”。学科建设在“985工程”一期建设中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一方面缘于我国大学基于专业教育的学科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缘于1993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中政府对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以及大学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前者为我国大学发展遵循学科发展的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后者则使政府对现有政策产生相应的依赖性需求，而大学也对政府决策发生变迁的需求并不迫切。政府关于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决策强化了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为本理念，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多年来呈现“以学科发展为龙头”的局面，九校也不例外。经过“985工程”一期建设，九校无论是学科总数还是国家重点学科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如表1所示）。在2001年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北京大学共有81个学科入选，是原来的1.93倍，居全国之首。清华大学按照“发展工科优势，加速理科与管理学科发展，完善人文、社科、艺术、医学等学科布局，争取在生命科学学科有所突破”的学科建设思路，基本完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任务，2001年其国家重点学科已达49个，是1998年末的1.69倍。可见，C9联盟非正式运行前，九校积极利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契机，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途径，促进学科优势互补，增强学科的综合性，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共同的利益偏好是九校建构非正式制度的基础

根据哈耶克关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划分，非正式制度是一个与内在制度相近的概念。非正式制度通过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作用，构成世代相传渐进演化的文化的一部分，并从多个侧面影响人们的行为[7]。当某个领域的社会成员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念后，人们就会遵循并实践它，这种共享的价值观念就能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并规范成员的行为[8]（P9）。行动者既是制度的建构者，也是制度的改革者与创新者，是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行动者既然是能力的和自由的，他就能够在组织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中发挥重要作用，就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自身存在的环境，逾越组织规则，破坏组织制度。”[9]（P6）大学组织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制度安排并不先于行动者的行动而存在，也不后于行动者的行动而存在。大学组织间的关系是一种刻意的、有意为之的适时建构，这种人为的建构是为了通过联合来建立大学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利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大学共同面对的问题。

作为行动者的九所大学，在特定行动环境中共同的利益偏好成为他们集体行动的动力，而基于高深学问的学科逻辑则影响大学的行为选择。“985工程”一期建设期间，中央政府在首批“985工程”高校中分批注入大量资金，使九所高校的学科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很大提高，也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但在“985工程”一期建设结束后，政府并没有立即做出继续对这九所大学提供经费支持的决定，而无论是人才引进还是科学研究，学科建设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由于一流大学建设需要长期投入，所以从政府争取资金已不是个别高校的想法，而是被“985工程”首批九所大学这个群体所共同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取向并指导其行动。如果九校让政府感到其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具有不可替换的地位，那么在与政府协商性谈判过程中地位就会大大加强。换句话说，在一个结构化程度不高、组织松散的行动领域中，建立影响政府决策的非正式组织成为九校的理性决策，这种非正式组织确保九校在与政府交换的过程中占据一种有利的谈判地位。2003年，由清华大学发起的第一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标志着九校之间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共同利益目标的存在让建构制度的行动者产生一种向心力，九校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正式制度设立之前，社会成员的行为主要靠非正式制度来维持。C9联盟非正式运行期间，学科为本的一流大学建设观维持九校的行为，所以九校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重点学科建设的路径来建设一流大学，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发生建立非正式联盟的集体行为。由于C9联盟成员高校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影响政策决策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因此，非正式运行期间的C9联盟属于利益联盟。

二、制度演进：C9由利益联盟

走向价值联盟 制度规则的发展，仅仅是取得实际目标的一种手段。当价值观念没有得到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可，那么非正式制度存在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人们甚至会努力地去试图改变这种制度安排。在一些情况下，社会行为人有意地创造了制度规则；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制度规则的形成是寻求策略优势的一种无意结果[10]（P128）。由于九校奉行学科为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观，并力求将这一观念贯彻到大学活动中的每个方面，九校才能基于共同利益建立非正式组织。以非正式联盟形式存在的C9联盟，其行为具有实际效力？它们的政策诉求通过政策论坛的确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包括C9联盟在内的所有“985工程”大学这个群体成功争取到政府财政的继续支持。

（一）非正式制度的失效使联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利益联盟的参与者有利可图时会加盟，但无利可图时便会退出联盟[11]。也就是说，利益联盟将随着利益的消失而瓦解。九校加盟的收益与成本的界定虽然是成员自己界定，但非正式运行期间，联盟组织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九校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偏好，其主要目的是九校联合起来为一流大学建设争取持续的政府资金支持。成员高校也为C9联盟的继续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支持，并且这些活动的成果也是联盟成员所期望得到的。当C9联盟的利益得以实现后，九校失去了建立非正式组织时承诺的组织共同目标，因而减弱了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由于C9联盟成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当成员的净收益大于违反非正式制度的成本，联盟成员会选择违约，原有的非正式制度无法保证C9联盟成员之间交易的进行，即非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的失效使C9联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进而影响联盟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C9联盟一方面要调整组织的联盟目标，另一方面必须要构建正式制度以维持联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否则，C9联盟将面临解体的危险。

（二）理念与制度的非均衡要求制度演进以适应新理念

学科为本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并未造就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仍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有一定的差距。从大国崛起的经验来看，教育先行，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是世界上大国崛起的重要历史经验。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强国总是与高等教育强国相伴而生。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要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一流大学的建设将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以及综合竞争力作出巨大的贡献。由此，我国政府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经过“985工程”一期的建设，C9联盟部分成员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名次有所前进，但仍未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作为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重点学科建设一直是C9联盟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重点学科建设办公室也是自始至终参加“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的主要部门。然而，“探索性研究”在中国研究型大学里占主导、支配地位的发展趋势为一流大学的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忽视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C9联盟非正式运行后期，九校校长们讨论的主题不再局限于以学科建设来推动一流大学的建设，而是围绕“培养什么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展开了讨论。从表2可看出，C9联盟关于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观念有所改变：从建设重点学科转向培养拔尖人才，从重视科学研究转向重视本科教学，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卓越的教育教学。一流大学要为出色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教学，注重学生独立思考和价值观的培养。”参见：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校长在2010年10月“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走向开放与包容的中国精神——从一流大学需要卓越的教育教学谈起》。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以现代学院制的形式对

开展通识教育进行的有益探索，清华大学专门制定了《清华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若干意见》，再次确定了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且要坚守百年不动摇。C9联盟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讨论，厘定了大学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认识到人才培养质量才是高校发展的生命线，“人”也因此成为九校合作的落脚点。

新理念使C9联盟非正式制度面临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进入会导致制度发生一些改变[12]（P47）。随着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大众化以及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问责的出现，“学科知识作为一种力量的重要性在下降。”[13]（P96）大学校长们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一流大学应担起培养一流人才的重任。育人为本与学科为本这两种制度产生差异，因而当育人为本这种价值观引入到行动者的主观模型之中时，对C9联盟的非正式制度产生影响。即使学科为本与育人为本两种理念在C9联盟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中均存在，但两者此轻彼重的关系而导致联盟演化出相距甚远的制度安排。理念与制度之间是一种动态关系，“制度的变迁根源于对利益关系和社会实践的重新认识而形成的新的理念，理念路径的更迭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变革和创新”[7]。C9联盟通过对高等教育实践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认知来实现理念的更迭，新的理念又对原来的制度形成压力与指导，迫使联盟制度必须演进以适应新理念的价值取向，进而实现新理念与新制度的再次均衡。

（三）精英的参与推动C9联盟的制度演进

正式制度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14]（P390）。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既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又包括个别契约，这些都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2009年10月，九校签订《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这九所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将向纵深发展。

如果说理念更新是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那么精英的参与则是推动制度演进的外部力量。精英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部相关部门领导的参与及其态度，二是九校管理高层的积极推动。C9联盟非正式运行期间，一流大学建设的财政问题是讨论的重点，随着“985工程”第二期建设的开始，教育部相关部门及九校高层的参与度逐渐提高。自2004年起，C9联盟就开始邀请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每年均有教育部的官员参加 “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当时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希望通过搭建的论坛将九校共同的声音反映至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这种行为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资料来源：《九所首批“985建”建设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教育部实质性职能部门的参加从态度上默认了九校联盟的这种合作形式。九校高层的积极推动是C9联盟制度演进的另一关键原因。在2004年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中，九校共同倡导在适当的时机正式成立“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并对“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的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与审议。2006年，针对国内高校教师“近亲繁殖”的现象对大学创新能力的危害，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建议，“清华、北大等国内985高校联合起来，互相推荐研究生；互相推荐新教师；联合进行教改。”[15]然而，“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最终因入会标准等各种分歧而流产。2008年第六届研讨会中，校长们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校之间既要竞争又要合作；认为中国大学要赶超世界一流，光靠每个学校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的，中国大学要共享资源、共谋发展才能共赢未来；建议九校借鉴国外名校联盟的合作模式，这不仅有利于避免九校之间在争夺优质师生资源方面的无序竞争，还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九校乃至我国高等院校的学术繁荣与整体崛起。2009年10月，在第七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C9联盟正式成立，九校一致同意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签订《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共同培养拔尖人才。协议内容包括：实施本科生交流与研究生联合培养；联合举办暑期学校，打造国际知名的“C9”教育品牌；联合开展教材建设，教学与教改研究；联合建立和以精品课程为骨干的学分互认课程目录；联合建立共享的远程教育平台，进行远程学习；建立人才培养对口部门定期交流机制；联合开展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青年导师队伍培训工作；设立9校合作联盟专门网站；联合专业实践与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等。②自此，九校建立正式的联盟制度。

行动者参与一个体系的规则，就要始终遵守“游戏规则”，但与此同时又要打破这些规则，这样既起到维护这些规则的作用，又起到改变这些规则的作用[9]。作为内在规则的大学“共享观念”，它不一定是以精确的方式方法影响大学的具体行动，但它们是塑造联盟制度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地形成和维持一个联盟并监督联盟的协定，大学需要通过确立新的“共享观念”作为支持联盟行动的内在动力。“联盟要体现这九所高校在某种价值观上的追求，只有这些高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才能形成一个联盟。”资料来源：C9联盟访谈材料。C9联盟因共同利益而集体选择与政府对话，维系非正式制度延续的是九校发展的学科逻辑。当C9联盟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后，九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需要对制约九校的内在规则进行修改或者重新建构，以便使九校内部的交换达到均衡状态，除非制度性限制或规则性限制不允许对九校组织间关系的制度安排进行修改。同时，九校高层对高校联盟的重新认识以及积极的推动为联盟制度的演进提供一种外力， “高校的联盟应该为学生的成长和培养提供最大的好处，我觉得这是高校联盟最重要的内涵。如果高校联盟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论坛形式，它就不能够体现一个高校联盟所带来的正面效应。”③九校的正式联盟制度围绕人才培养开展活动，体现了“育人为本”的价值观，这种新理念与C9联盟正式制度重新保持新的均衡。

三、结论与启示

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到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强调重点学科的建设到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C9联盟始终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为核心目标。C9联盟从最初的非正式制度演变为正式制度，从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联盟向追求人才培养的价值联盟转变，是因为九校精英所主张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及其变化推动并影响着联盟制度的演进。C9联盟制度的形成与演进实际上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学科逻辑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与以人为本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这两种理念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C9联盟的运行与发展，推动联盟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

（一）育人为本是大学教育应然的价值追求

人才培养作为大学最为基本的任务，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验证，同时也是大学职能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统一。中世纪大学以为政府和社会培养人才为目标，德国洪堡大学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扩充了大学本质的内涵，而坚持实用主义的美国更强调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综观大学的历史演变，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悖于大学本质的职能开始诞生，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出现功利性倾向，然而，育人为本的教育真理才是教育应然的价值追求。由于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性特征，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则能给社会带来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导致一些研究型大学确实存在重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而忽略或轻视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象。“功能可以发展，本质不能改变。这就是办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原则。”[16]从大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大学教学的衍生职能，其最终目的还是落实到“人”上：人才培养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智力支持，而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又服务于人才培养。“理念的实质性转变需要通过理论的批判与学术争鸣来揭示真理，使其以理性方式建立某种坚定信念，而不是通过官僚体系来创设和控制教育行为。”[17]经过长期的讨论与探索，C9联盟不但能够科学审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用自己的行动为本科教育正本清源，回归大学培养人才的本质，而且也对国家教育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流大学建设理念为某一阶段联盟的运行秩序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持，也为成员大学价值观念的整合奠定了基础。C9联盟能够在以科研为主的大学评价机制下坚持育人为本理念，着眼于从整体上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一流大学建设理念的创新。

（二）一流大学建设理念是联盟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

C9联盟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这是九校价值与信念的要求。当C9联盟非正式制度被确立之后，这套制度规则就为成员大学提供了一套激励结构。在此激励结构中，作为行动者的大学面临两种选择：在现行制度规则之内进行投资，还是将资源运用于改变现行的制度规则？行动者在这两者之间取舍，视哪一种选择的蕴含的预期收益更高而定。行动者在现行制度内的学习效应使行动者在现行制度内投资的回报具有递增的趋势，因此当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动产生了新的潜在获得机会时，行动者的最佳选择既不是在现行制度之内投资，也不是完全打破现行制度规则，而是在现行制度系统的某个边际上进行调整与创新[18]（P48）。行动者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影响联盟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这种以价值观修正的理性选择模型只能解释某些渐进性的制度变迁。C9联盟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变迁属于渐进性制度变迁，一流大学建设理念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九校一旦对一流大学建设本质的认识有了共同认可，则成员之间的博弈中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因而决定了每所成员大学的最优战略选择，并进一步决定了C9联盟的组织方式和制度选择。九所大学共享“学科为本”的一流大学建设理念，该理念要求C9联盟建立一套非正式的制度，其成员依赖这套非正式的制度去解决九校学科建设的共同问题。故事的结局是，C9联盟搭建的政策论坛成功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当然，从九校的共享观念到联盟的制度安排，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九校的精英人物，而联盟制度建构的内在逻辑则是九校共享的价值观。

（三）理念与制度的不均衡导致制度发生演进

C9联盟制度建构过程中，联盟制度是成员大学为实现某些共同的价值目标所选择（或认同的）一组手段，即一套组织联盟活动的规则，这一选择过程表现为成员大学之间的博弈过程。大学按照他偏好的价值目标和思想设计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制度，之所以要进行制度设计，原因在于大学的运行受其价值观念所引导，九校之间需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协调成员大学的行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可能存在多个大学联盟，它们可能奉行不同的价值观念，它们都希望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建构联盟制度，都希望联盟制度有利于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实践表明，大学接受某种价值观念的最终原因是为了实现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追求真理与培养追求真理的人。基于“学科为本”理念，九校为实现共同利益目标而集体行动建立联盟制度并通过政策论坛成功影响政府决策。当基于学科为本而建构的联盟制度所产生的制度结果与大学潜在追求的终极价值相冲突时，C9联盟精英对理念进行反思并修正主流思想，旧理念与旧制度的均衡被打破，“育人为本”理念对基于“学科为本”而建构的联盟制度形成压力和指导，原来的联盟制度只有发生变革才能使新理念与新制度重新保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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