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族“蛊女”的女性主义批评

摘要：历来学者关注黔东南苗族社会中的巫蛊现象，主要集中研究巫蛊的实质、其对婚姻的影响，尚未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该问题，因此从该角度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女性主义；“蛊女”；被歪曲的苗族女性形象；工具；痛苦

中图分类号：K8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140—02

女性主义批评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法兴起，80年代中期后在我国广为流播，它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争取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家庭及性生活选择等方面具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反对性别歧视，强调女性是活动的主体，以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及人文环境。黔东南苗族社会中男性文化是如何歪曲女性形象？被歪曲的苗族女性其生存状况如何及如何解决其境遇是文章的主旨。

一、“蛊女”——黔东南苗族社会被歪曲的女性形象

众所周知，贵州地无三寸平，天无三日晴。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黔东南亦具备此特征。从地理环境来看，黔东南大部分村寨都处在崇山峻岭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地势高峻又经常下雨，导致村寨十分潮湿，有利于细菌滋生。从居住习惯看，村民多采取楼上住人、楼下住畜的居住习惯，又不注意卫生，诸此种种原因，导致村民容易生病。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加之医疗条件较差、医疗技术水平低、缺医少药等，使村民有病不能治愈，也就子虚乌有地把生病想象为“中蛊”、“中巫术”——有人对他放蛊，可见，所谓的“中蛊”纯属无稽之谈，是村民有病得不到治愈而形成的一种歪曲想象，通俗讲是一种封建迷信思想。

笔者从所收集的资料中发现黔东南苗族饲养蛊虫放蛊之人几乎多为女性，且放蛊方法一般传女不传男。为什么放蛊之人多为苗族女性而非苗族男性呢？其中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里，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其言行举止须遵守男权社会有关女性做人的准则，不能有任何的叛逆行为，在这种社会里，女性是一群毫无话语权的弱势者。因而，在认定谁是放蛊之人时，自然把它与社会地位低下，任其摆布的苗族女性群体联系起来，也就形成放蛊之人多为女性的定则。

此外，苗族地区用来判定女性中究竟谁是蛊女的方法也极其荒谬，如刘峰所收事例第33，“丢铜钱判定谁有蛊”：

村子里有一家人的小孩生了病，根据经验判断这个小孩一定是中蛊了，遗憾的是这个村子里都是家族，他们接的媳妇也都是亲戚，谁是使小孩生病的蛊婆呢？一时难以判定，孩子身上的蛊就没有人收回去了。于是整个村子的人开了一个会，他们肯定村子里出了蛊婆，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把隐藏很深的“敌人”挖出来，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把蛊婆找出来。如果找不出来，她就会躲在阴暗角落里，肆无忌惮地放更多的蛊，使整个村寨的人畜生命受到威胁。最终有人想出了一个村民都一致赞同的办法，请一个巫师来做神判。他们选定了日子，烧一小锅水，巫师念了咒语，叫村子里所有的媳妇，隔一定的距离向锅里丢铜钱。如果有谁丢不进锅里，谁就是蛊婆。所有的媳妇都非常害怕自己成了蛊婆，因此丢铜钱时心与手都在颤抖。把铜钱丢进锅里去的笑了，丢不进去的哭了。结果有三个妇女失手，遭到村里人的辱骂。

可见，黔东南苗族社会大多数放蛊之人被认定为苗族女性而非苗族男性，与男权社会中苗族女性社会低下，没有话语权密切相关，所谓的“蛊女”纯粹是男权社会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

二、“蛊女”——各种争斗的物化工具、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的出气筒

徐教授认为“蛊女”的形成有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家族间出头椽子先烂的心理；男性得不到某女性产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汉、苗两族间的隔阂心理。透过“蛊女”形成的社会心理原因的文化表层，可以发现更本质的内涵，黔东南苗族“蛊女”是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一）家族间矛盾斗争的受害者

黔东南的自然经济条件最易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和“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的心理失衡，哪家与大家“不和群”，“喂猪长得快”、“饭菜油水多”都成了哪有“蛊女”的借口，富裕、殷实的家庭容易引起人们的嫉妒。受嫉妒心的驱使，家族成员把矛头指向富裕家庭的女性，这样，女性便成为其他家族敌视本家族斗争的对象，成为家族斗争的受害者。

（二）少数民族用来报复汉族或自卫的工具

正如陈国钧在《苗族的放蛊》所说：“汉人因和苗人太隔阂，一般汉人恃强欺凌他们，便会常受放蛊报复。”可见，“蛊女”放蛊成为苗族报复汉族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苗族人民自卫的工具。

（三）违反男权标准，黔东南苗族女性成为被男性诋毁的对象

“窈窕女子，君子好逑”，貌美能干的女子会被男人们追求，有的男子在求爱的过程中会遭到拒绝，会产生仇恨心理，并把污水泼向这些“很牛”的女子，目的是自己得不到也不让别人得到。苗族村寨中背上“蛊女”恶名就被人们所不耻，别的男人也不会要她，给女人的婚姻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影响她一生的命运。

可见，“蛊女”成为家族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女性与男性间争斗的牺牲品，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的出气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被认定是“蛊女”的苗族女性将终身受到各种危害。

三、“蛊女”需承担巨大的痛苦

20世纪80年前，“蛊女”遭受迫害的事情时常出现。夏之乾先生在黔东南榕江县八开区洞调查时收集到几个事例：1978年摆贝大队一少女被诬放蛊，其兄弟在舆论压力下，对她进行了逼供，并要赶出寨子。1980年高雅大队一女社员被诬放蛊，被拷打后婆家娘家都不敢收留，1981年摆贝大队女社员被诬放蛊，被活活吊打致死。1982年八开公社高周大队边疆发生几起指控一女舍员放蛊的事件，被诬者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斗，房门被打破，头发被剪掉，衣服和铺盖被剪坏。

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相关法律，直接迫害“蛊女”现象不复存在，但“蛊女”摆脱不了沉重的精神打击。背上“蛊女”一名，其自身婚姻及后代婚姻都会受到影响，苗族婚姻中有“清针线”的习俗，即恋爱中男方家长都会打听其母亲是否是“放蛊”之人，如果是，他们就害怕与“蛊女”家有染，害怕受到牵连，会坚决反对儿子与其成婚。此外，“蛊女”的社会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在众人心目中，“蛊女”就是恶人形象，因而众人对其嗤之以鼻，黔东南苗族节日可谓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在这种喜庆的日子中“蛊女”作为异类被排斥在外，不能与众人共欢腾，更加重“蛊女”的思想包袱，造成她们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受国家法律政策的保护，尽管“蛊女”能免遭肉体之苦，但其自身婚姻及子女婚姻受影响、被众人排斥在社会之外，都让其内心倍受折磨、精神遭受打击。

四、总结

黔东南苗族女性中的“蛊女”纯粹是因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医疗条件而导致的有病无法医治，由男权社会歪曲而成的苗族女子形象。她们不仅自身婚姻、社交受到影响，精神备受折磨，其子女的婚姻、社交、精神亦一样。这些都使“蛊女”们内心倍受煎熬，生不如死。这极不利于政府所倡导的社会和谐发展，因而，寻求解除“蛊女”精神枷锁的方法迫在眉睫，笔者有以下几点浅见：

首先，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其次，加强教育力度，依法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力所能及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并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再次，加大力度改善西部地区农村的医疗条件，做到有病可医，有病医得起，从而根除人们内心里对疾病的恐惧，根治他们因对疾病的恐惧而盲目想象是他人放蛊。最后，倡导黔东南社会家族与家族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和谐相处，共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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