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经典.彭伯通《古城重庆》出版三十周年纪念②

编者按：《古城重庆》，由重庆出了名的“地名通”、“活字典”彭伯通老先生整理出版的书籍，其中1981年的版本现已绝版。本刊在这期栏目中继续刊载从《古城重庆》里选录的三篇文章。

历来是个重要城市

一个城市的兴起总是逐渐形成的。一般来说，，总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形成居民点，发展而为城市。重庆也不例外。但是，我们知道有个江州城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诸侯国的国都了。在此以前，是怎样逐渐形成的，经历了多少岁月，可说完全找不到资料，不可考了。三千年前既然是诸侯国的国都，毋庸置疑，比较繁盛，城市也具有一定的规模，是巴国最重要的城市。在此以后，又历为郡、州、府治，总具一定规模，仍然是重要城市。根据《华阳国志》记载，三国时李严所建江州城周回十六里，就与明初戴鼎所筑的城规模差不多，可为明证。

从重庆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它的地位。重庆是封建王朝一级地方机构――府的名称，称为重庆城是指重庆府治所在的城，实际上是巴县县城。辛亥革命一年多，即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政府宣布全国废府存县，重庆府便废了，只剩下巴县，县直接隶于省。但人们仍沿习惯称重庆，或重庆城，少有称巴县城的。二十年代酝酿设市，又用过去府的名称名市。重庆这个名称曾废去了十多年。重庆是以巴县城为基础建立，并逐渐扩大的。

巴县的名称改过两次。从周初到南朝的刘宋都名江州，南齐、梁、西魏时名垫江，北周以后始名巴县。江州的名称虽然用了长达一千年多年，后来不甚为人所知，因为时间早，又另有江州。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贬为江州司马，写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琵琶行》，留下诗人感慨万千的“江州司马青衫湿”。那个江州以“江”名州，州治九江；而这个江州是以“江州”名县，巴郡郡治所在。垫江的名称，用的时间不长，而且更容易与川东另一垫江混淆，也不为人所注意。至于巴县这一名称的来历，早为人熟知，就是嘉陵江三折流入长江，有点像篆书的巴字，过去又是巴国的国都。

江州――垫江一巴县历来是政治中心。周代时为巴国的国都，以后历为巴郡、渝州、南平郡、恭州、重庆府、重庆路治所。元、明、清都设道，清为川东道，也都治于此。四川总督、川湖总督也有―个短时期驻此。计作为诸侯国国都七百―十一年，君B治九百二十四年，其中两次为巴郡郡治共九百零八年，南平郡治十六年，州治五百八十一年，其中三次为渝州州治共四百九十四年，恭州州治八十七年，重庆路治八十二年，两次为重庆府治六百四十二年：总计二千九百四十年。

重庆城作为诸侯国国都，作为州、郡、路、府治，所辖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巴国国境很大，《华阳国志》记载：“其他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鱼复在今奉节，焚道在今宜宾。巴郡在汉代，所辖区域也和巴国国土差不多。到了汉末分为三巴：巴郡、巴南、巴东，所辖区域才缩小。以后州、郡、路、府的范围也不断变化，少至领二、三县甚或一个县，多至领十几个县。不管怎样变化，重庆城的地位没有变。就已有的记载看，重庆城一开始就是诸侯国国都，继为郡治，到了作为州治、府治，地位也差不了多少。明初以后，城已固定下来。因而重庆城的规模是一个府的规模，在清代又是道治所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府，在四川省范围内，其规模比成都不足，比其他的府治、道治有余。

设市以后，抗日战争开始，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明令迁此作为临时首都，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定为特别市，一九四零年九月四日又定为永远陪都，这就使重庆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当时虽然只有半壁山河，而且是临时的，但重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地位。战争结束，政府迁回南京，虽然不及作为临时首都重要，但仍是特别市，基础已固，地位远远超过抗日战争以前。解放后仍为直辖市，与省同格，设西南大行政区于此。到各大行政区撤销，改为省辖市，由于工业集中，人口众多，仍然是全国十大城市之一。

至于重庆名称的取义，很多人都知道：南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八九)年把他的儿子封在恭州为恭王。二月，恭王就受孝宗内禅即位，八月升恭州为重庆府。既封恭王，紧接着又即帝位，双重庆贺，作为府名。有人又说重庆的取义是位置介于绍庆与顺庆之间，似乎牵强。至于重庆称“渝”，是由于曾在隋文帝开皇元(五八一)年至隋炀帝大业三(六七)年，唐高祖武德元(六一八)年至唐玄宗天宝元(七四二)年，唐肃宗乾元元(七五八)年至宋微宗崇宁元(一一二)年三度为渝州州治。渝州是由渝水而来，渝水是渠江的又一名，本嘉陵江支流之一，当时每每用来称嘉陵江全流，又把江的名称取作州的名称。渝州虽然废了将近九百年，但重庆简称渝一直到现在。在重庆城里，较场口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通路之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相比，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较场口，过去称较场或校场坝。较场即是校场，阅兵场的意思。与相接的走马街、附近的演武厅和马道，都是联系着的。乾隆旧《志》记载：洪庙在大教场。又载：徐贞姑坊在太善坊洪庙街。很可能洪庙就是红庙。“洪”与“红”音相同相互代替。查走马街与百字巷出口相交于较场，相交的地方形成一个尖角名华头嘴，红庙就在华头嘴旁边，出走马街。大概大教场是较场的另外一个称呼，并没有另外的大教场。

重庆有这个较场，为时甚早。宋末彭大雅筑城时有没有，元代有没有，找不到记载，至迟可能在明初戴鼎筑城时就有了。见诸记载：明万历二十七(一五九九)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四川总督李化龙移驻重庆，次年正月十五日大会文武登坛誓师。就在较场。明崇祯十七(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义军张献忠攻入重庆后，召开大会，杀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瑞王朱常浩等也在较场。

较场口是自东、北、西三面而来的许多条街道的总汇。这些街道，特别是东、北两面的街道，在接近较场口一段，都是十分琐碎零乱的，路既曲折，又有许多岔路穿来穿去，不成章法。这种情况是历史形成的。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个较场，较场是作经常操练检阅之用的。操练检阅需要很大一片地方。明代以来就是这样。这样一大片地方，在不用的时候不能不加以利用，拿涞供居住和明间活动，这一带的房屋一向不作长久打算，官家一有需要，立即统统拆掉，官家用完了，再修房屋。所以这一带的房屋修得十分简陋，房屋位置和留出的街道也时有变化。辛亥以后，才不再作较场。留下―个较场的名称。在较场不再作为较场使用之后，还可以看到这种痕迹，特别是靠东、北那一排密密麻麻的街道接近较场―段，最为明显。

较场口是街道总汇，历来十分热闹，行人来往不绝。但却是―个城市下层市民的世界，上层一点的市民不到这里活动，只有许许多多的小摊小贩、跑江湖的、行诈骗的、无业游民聚集在这里，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里有“扯谎坝”的称号，又有“较场坝的土地”的歇后语，说管得宽，也说明这个地方包罗万象。辛亥以后，既然不再是真正的较场了，房屋便不再拆了又修，修了又拆，街道便得到固定。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重庆发生大火，《巴县志》这样记载：“自是日巳刻起至夜半乃止。火起于储奇门外，延烧入城。灾及人和湾、双巷子、三牌坊、金紫门、镇守使暑、玉带街上至三圣殿、大梁子、磁器街，其火乃熄。灾区广袤三、四里。被灾者逾万家。”据故老说，这次大火，靠磁器街、演武厅街这一排街道随着也烧了，其后又重建。在兴修马路以前，较场口有一副很长的照墙，下面是一排整齐的拱门，一个圆拱门通一条街，门设栅子，二更关上，不准行人通过。一直到设市。

重庆设市修建马路，较场口面貌开始大变。修马路以前，圆拱门先拆了。由鱼市街到小十字原来就是主要干道，修马路以后，其余街道更退居次要地位，较场口辟为广场。中兴路、和平路修成，又有大改变，更增加了较场通枢纽的地位。旧政协后顽固派炮制的“较场口事件”，就在这里的广场发生，较场口成为全国乃至举世闻名的地方。以后辟为圆形的和平市场，马路环绕一个圆圈。这个和平市场由简单的木屋构成，外圈内外都是商店，内圈向外也是商店，里面形成圆形的街。两旁店铺。

一九四六年，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按政府的要求拟了一个《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计划把较场口当作重庆的行政中心，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广场，把市政府及所属各处市参议会、市社交会堂、市中心图书馆、市博物馆、市科学馆全部集中到广场周围。广场中央建抗战纪念柱。解放以后。把新华路和较场口之间的房屋拆掉，马路接通，韩家祠亮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使较场口这个交通枢纽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