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车速十五迈

先说一起车祸。

这起车祸不大，年代可够远的，它发生在1929年。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总长的宋子文有个小姨子叫张怡和，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念书。这年夏天的某个周末，张怡和从沪江大学出来，坐上一辆福特牌轿车，顺着江湾路往家赶。那辆车刚走出两公里，还没等拐弯呢，砰的一声，出事儿了。轿车撞到路边一块石头上，“车中张小姐立时脱门而出，仆地而晕，臂骨碎裂，构成重伤。”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起车祸的起因。

首先可以断定，张怡和粗心大意，没有系安全带，要不然她也不会直接从车里飞出去了。

其次可以断定，当时汽车行驶的速度有点儿高。事实上这也是上海交通部门在调查之后给出的结论：“因车速过高，撞到路边界石。”

当时车速有多高呢？我一说出来，估计大伙就该笑了――时速只有20英里，折成我们熟知的公里时速是每小时32公里。

区区每小时32公里，这个速度放到今天绝对算不上“车速过高”，在今天的上海市区开车，只要不堵，时速五六十公里简直是家常便饭，你照每小时32公里去开，估计能把后面的司机急死。

但是在民国时代，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儿高了，因为那时候的车速普遍很慢。

1933年，郁达夫去浙江旅游，从朋友那儿借了一辆汽车，从杭州开到富阳，行程42公里，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平均时速21公里。然后他又从桐庐开到杭州，行程90公里，下午3∶30出发，晚上7∶00抵达，路上花了三个半小时，平均时速26公里。

1935年6月，中共党员薛绍铭到广西旅游，早上6∶00搭乘长途汽车从庆元往六寨方向进发，次日晚上6∶00才到达，行程300公里，走了整整两天零一夜。然后他又从六寨去独山，行程80公里，“车很旧，行走迟缓，走一段歇一段，路上花了4个小时。”

1943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树为典型的地主恶霸刘文彩乘坐福特牌小轿车往返于安仁古镇和成都市区，每隔几天就跑上一趟，单程60公里，他要开上5个小时。

请大家留意，我举的这几个例子都不是在市区开车，而是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行进，一没有交警，二没有红绿灯，三没有堵得要死的车水马龙，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时速最快也不过26公里（该记录由郁达夫创造），而宋子文小姨子乘坐的那辆福特轿车却在上海市区开到每小时32公里，当然可以定性为“车速过高”了。

旧社会汽车之所以跑得那么慢，开到每小时32公里就会被认为车速过高并且能酿出车祸，主要并不是汽车性能方面的原因。1927年福特A型车下线，最高时速65公里。而同年生产的超级跑车劳斯莱斯幻影I代最高时速却高达120公里。

那是哪方面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政策限制，一方面是因为路况太次，再就是因为人们的交通意识薄弱，大多数人不按规矩走路，一开快就容易出事儿。

先说路况。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派人调查全国公路，河南省最好的公路才10米宽，设计了4个车道，中间两个车道用于行车，两侧的车道让行人、马车和牛车通行，牛车不容易赶，一不小心就会占据中间的机动车道，开车时需要特别小心。山东省大部分县市没有公路，汽车在所谓的官道上行驶，晴天尘土漫天，雨天泥泞如山，底盘很高的美式吉普车都能陷进去。

苏北号称富庶，公路依然少见，1936年为了军事目的大修公路，由于经费短缺，修的大多是煤渣路，特别容易毁坏轮胎。

云贵川一带地处偏僻，万山耸立，人们出行很难，世世代代依靠步行和骑马，民国初年几乎连一条公路都没有。云南省主席龙云买过一辆汽车，从香港进口，过了广东就没法开了，因为路况太差，根本开不过去，只能就地拆散，用马把零件驮到昆明。

上海开埠早，发展快，晚清就开始修公路，路况之佳居全国首位，但是人多，英租界和老城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万人，比现在都拥挤，碰上大型节假日，开车上街无异于自杀。不信且看民国小说《人海潮》第十五回描绘的一段场面：

“马路中万人如海，静安寺拥挤如潮，口中衔一段雪茄烟头，手轧住了，只能向空乱唾，唾到楼下看客口中，嗤的一声，烧焦舌子，也不能伸手挖出，其轧如此。妇女身怀六甲，挺着一个大肚子，偏要去看，丈夫保护胎儿起见，替她粘上一条油漆未干的纸条，依然无效，往往一个人出门，两个人还家。”

再说政策限制。上海租界区老早就对汽车限速，法租界曾有规定，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英里，否则罚款。

杭州则是这样规定的：“汽车速度在城市内每小时不得超过15英里。”

武汉也有同样的规定：“本市汽车在市区行驶时每小时不得超过15英里。”

时速15英里，也就是每小时24公里，跟今天市区一般限速60公里或50公里相比，实在是慢得太多了。但是你必须慢，否则罚款。

最后说交通意识。民国时代汽车毕竟还少，大多数人没有开过车，甚至没有见过车，汽车进了中国，中国人民仍然延续着马车时代的老习惯，走路不分左右，见车不知避让，分不出哪是人行道哪是机动车道，于是事故频发。这也是在民国必须开慢车的一大原因。

（摘自“李开周新浪博客” 图/黄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