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之夏”与美国中东战略的挫折

被称为“埃及之夏”的动乱沸沸扬扬，已持续了一个来月，埃及前总统、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军队的对抗导致大规模暴力冲突，已有近千人丧生，事态不仅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甚至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又有重新拿起武器的可能。埃及乱了，整个中东也陷入大乱之中。

埃及形势的急剧恶化，那些曾为“阿拉伯之春”喝彩的西方舆论开始不知所措，一向支持民主自由的奥巴马总统也开始默不作声，这究竟是为什么？美国十多年大中东战略究竟要走向何方？

一、美国曾经对“阿拉伯之春”盲目乐观

“埃及之夏”起源于“阿拉伯之春”。就在两年多以前，当埃及民众开始反对执政30年的亲美总统穆巴拉克之初，当时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是以穆巴拉克支持者的身份出现，而当整个局势发生逆转后，奥巴马立即变了一副面孔，公开宣布支持埃及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浪潮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利比亚反对派对卡扎菲的造反，接着又轮到了叙利亚。

美国的当权者当时对中东形势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认为“阿拉伯之春”的火种，会很快烧到整个中东。令美国最兴奋的是，阿拉伯青年用西方先进的互联网媒体技术，通过博客和脸书，迅速动员和组织群众，掀起了街头革命，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也依靠互联网、微博和脸书畅通无阻，长驱直入，涤荡着中东的反美势力，美国认为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在中东实现“”，使之朝着全面西化的方向前进，重演巨变的那一幕。

在卡扎菲后，美国希望下一个的是阿萨德，最好也能把伊朗拖下水。西方的一些舆论甚至认为，中东的反美和反西方力量会呈多米诺骨牌型坍塌，亲美的自由力量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登台。然而事态并未朝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

二、美国不断出现的战略失算

第一个战略失算。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后，美国期待着埃及和突尼斯能出现更加亲美的世俗主义政权。美国过度相信自己的影响力和在中东民众中的美誉度，认为自己对于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是有功之臣，所以这些国家的民众应当对美国感恩戴德，选出的领导人也应很自然地有美国情结。然而事与愿违，这两国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但不是所期待的亲美政府，而是美国十分厌恶的埃及穆兄会和颇具保守色彩的突尼斯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这两国的外交政策也随之由亲美变成了疏美，远不如他们的前任穆巴拉克和本·阿里那么对美国俯首帖耳。这是“阿拉伯之春”后美国的第一个战略失算。

第二个战略失算。接着，美国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战略同样陷入了困境。美国虽然支持利比亚反对派了卡扎菲政权，但反对派鱼龙混杂，美国的死敌“基地”组织成员不仅藏匿在反对派内，而且开始借助反对派来武装自己。受“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影响的利比亚反对派一些人，不仅没有对美国投桃报李，反而“以怨报德”，甚至枪杀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时至今日，杀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目前利比亚的新政府既不强大，更不亲美。而美国对利反对派势力的援助，无疑在客观上“养肥”了潜入反对派的“基地”组织分支力量，无疑是“前门打虎”，“后门养狼”。虽然“基地”组织在利比亚反对派内的做大并非美国直接扶持，然而鱼龙混杂，美国对形势难以判断和驾驭，哪里分得清哪些反对派亲美，哪些反对派反美。只要能卡扎菲政权，魔鬼都是朋友，因此美国大使遇害似乎也有某种逻辑根据。我们可以认为，利比亚的变局是“阿拉伯之春”后美国第二个战略失算。

第三个战略失算。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美国政府多少有些警醒，不愿重蹈利比亚的覆辙，虽然美国一直声称要对阿萨德政府全面制裁，而且声言要全力支援叙利亚反对派，但实际上，美国对反对派还要等一等、看一看。这里除了利比亚教训外，还有伊拉克教训。通过打败萨达姆而扶持的新伊拉克政权并未对美国言听计从，这令美国非常恼怒。新伊拉克政权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摆布，不仅毫不客气地将驻伊拉克美军礼送出境，而且越来越公开地表现为亲美国在中东的死敌伊朗，并与伊朗一道，悄悄地推进中东地区的反美的什叶派穆斯林革命，或者说“逆”。伊拉克“疏离”和伊朗壮大是美国在“阿拉伯之春”后第三个战略失算。

第四个战略失算。经过12年的反恐战争，美国已无法在阿富汗战场上取胜，不得不放下身段，与阿富汗谈判，现在美国已不再追求战争胜利，而是追求从阿富汗体面撤出。虽然本·拉登的毙命给予“基地”组织以重大打击，“基地”组织在巴阿边境的恐怖活动开始偃旗息鼓，但“基地”组织却逐渐改变策略，战略转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势力像瘟疫一样蔓延：曾被美国14万大军扫荡过的伊拉克目前依然是整个中东恐怖暴力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而“基地”组织在也门和索马里的活动也使得红海水域变得越来越不太平。“基地”组织借力打力，利用美国鼓动的“阿拉伯之春”，将自己的势力伸向整个中东和北非，“基地”半岛分支、“基地”伊拉克分支、“基地”海湾分支、“基地”非洲之角分支、“基地”马格里布分支化表明“基地”组织的本地化程度加强。目前中东地区的反恐局势成了越反越恐。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和“基地”分支势力的沉渣泛起又是美国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第四个战略失算。

第五个战略失算。美国实用主义的中东战略，表面上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实际上最没有原则。美国本以为靠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消灭了本·拉登，扫平了，就可以扶持亲美政权，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基地”的战略重点由南亚转向中东，而美国一手扶植的阿富汗卡尔扎伊政权，因美欲单独与阿富汗媾和而正在与美反目。奥巴马总统在“零选择”（不留一兵一卒的撤军）与保留美国永久驻军问题上犹豫不决，要体面撤军，美国就必须与阿富汗媾和，而要保持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则就将继续与美国对抗。美国在这种自相矛盾的阿富汗政策中煎熬，而给美国剩下的时间已不多了。阿富汗战争朝着如此不确定方向发展，这是美国第五个战略失算。

第六个战略失算。美国的铁杆朋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以色列闹翻，整个中东的亲美力量已经无法整合，变得碎片化了。亲美国家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所谓亲美政权已经不是冷战时期意义上的政权，而是各国根据各自对美国的利益需求，表现出的一种实用主义亲美立场，现在不会有哪个中东国家会像冷战时代那样对美国言听计从，唯美马首是瞻，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需要决定何时亲美，何时疏美。实际上，在整个中东，美国已很难找到穆巴拉克那样亲美的首脑人物，甚至如卡扎菲和萨达姆这样的政权，他们对美国在中东战略利益虽然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但其在当时依然是可控的，仍比“基地”组织好对付，美国推倒这些政权，无疑要面临整个中东比过去更加糟糕的局面。美国中东阵营的分崩离析是美国所没有想到的，这是美国第六个战略失算。

第七个战略失算。目前的中东格局，已与三年前完全不同，过去中东格局是以亲美势力为一方，反美势力为一方的国家联盟组合，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成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力量。但随着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被美国亲手葬送，埃-沙轴心影响的阿拉伯联盟四分五裂。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了群龙无首的乱局中，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第七个战略失算。

第八个战略失算。不仅如此，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缺少应有的国情分析，人们注意到，凡是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都是贫困人口比较高的国家，也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的国家，而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富裕国家，则没有发生这样革命的基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斥巨资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保证并维持了基本的社会稳定。此外，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解决了政教分离的问题，宗教势力在欧洲、北美、南美甚至俄罗斯，都没有扩大到干预政治的影响力，宗教势力的影响力（包括罗马教皇）在本世纪从未达到过干预政治的，程度。然而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下层革命往往伴随着宗教势力崛起，同时伊斯兰宗教势力无一不带有反美标签，这就导致了“阿拉伯之春”所产生的阿拉伯政权都带有无法回避的宗教特色，又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分道扬镳。因此我们说，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第八个战略失算。

三、敌我错位，乱象丛生

当今中东，已很难用原来的视野去观察，出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以埃及为例，对于埃及穆尔西政权的，整个中东有人欢喜有人愁。沙特阿拉伯始终与穆尔西总统的埃及军方站在一起，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则更是对穆尔西政权的兴高采烈；而伊朗则认为穆尔西上台属于伊斯兰民主的典范，是伊朗模式的翻版，穆尔西则是独裁者对伊斯兰民主力量的重大打击：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土耳其则更是坚决谴责军人的。对于“埃及之夏”，中东亲美阵营有支持穆尔西的，如土耳其，也有反对穆尔西的，如沙特；而中东反美国家则有反对穆尔西的，如叙利亚，也有支持穆尔西的，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反穆尔西态度可以理解，穆尔西是通过下层的穆斯林群众选举产生的总统，而沙特阿拉伯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王权的捍卫者，虽然穆斯林兄弟会和沙特王室的保守宗教色彩都很强烈，但沙特代表着伊斯兰王权专制，而穆尔西代表着带有伊斯兰保守色彩的“民主势力”。不仅如此，沙特阿拉伯曾支持美国发动过海湾战争，而穆斯林兄弟会在当时则是坚决反对的，沙特与其早就结怨已久；叙利亚反对穆尔西是因为阿萨德总统与穆巴拉克同病相怜，他们要坚决维护已维持四十多年的世俗主义独裁统治，绝不希望自己被下层伊斯兰革命所，而伊朗则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的革命是当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翻版，与伊朗如出一辙；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最反对军人干政，穆斯林兄弟会的下台恰好是军人干政的结果，担心这会给土耳其军人起到负面的示范作用。

有趣的是，支持穆尔西的土耳其和伊朗实际上分属亲美和反美阵营。而反对穆尔西的沙特和叙利亚也分属亲美和反美阵营。同为反对穆尔西的沙特和叙利亚是阿拉伯联盟中的主要对手，同为支持穆尔西的土耳其和伊朗则一个是美国的盟友，一个是美国的死敌。沙特与叙利亚互为对手，但在反穆尔西问题上一致，伊朗与叙利亚互为盟友，但在穆尔西问题上分道扬镳。在“埃及之夏”问题上这些盟友和敌人之间的立场错位，虽不影响他们现有的盟友伙伴关系和敌对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盟友关系会随着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又是美国难以把握的。

四、“阿拉伯之春”的衍生物

实际上人们没有注意到，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整个穆斯林世界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一个是强权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主要矛盾，同为政教合一的伊朗和沙特因为教派矛盾和体制矛盾（毛拉指导下的民主体制与王权领导下专制体制）而相互敌对；第二个是世俗自由派穆斯林与极端保守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这两股力量往往同时植根于美国和西方支持的反对派中，都属于下层穆斯林，都在煽动穆斯林下层的街头革命。虽然美国试图制造亲美的穆斯林政权，但在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势力中，亲美的世俗自由派势力与反美的宗教极端派势力既相互并存，又相互对立，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时候，宗教极端派势力对下层穆斯林的影响力甚至占优。这种复杂交错的中东政治生态是美国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政教合一的保守王权势力、亲西方的自由世俗穆斯林势力、亲“基地”组织的极端穆斯林势力相互作用，相互争斗、相互交织，导致敌我关系错位、政治势力利益交叉，这是美国战后近七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现象。

五、美国大中东战略的挫折

“埃及之夏”，使得美国在整个中东和南亚所面临的挑战突出起来。

首先，美国必须从阿富汗战争中解脱，那么就不得不对阿富汗塔里班作适度让步，而允许阿富汗回归实际上违背了美国原有对阿富汗战略。

其次，美国搭建的中东原有联盟体系正在崩塌。埃及、沙特和土耳其的美国盟国体系不复存在；美国又为自己制造了利比亚、伊拉克、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诸多乱局，埃及危机向何处去，美国心中无数，也无力左右；最保守亲美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也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海湾六国能不能顶住下层的民主旋风目前还是个谜；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政权的亲伊朗倾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坚挺、黎巴嫩真主党的做大以及巴林什叶派的造反，又使得伊朗掀起的什叶派旋风有可能席卷整个中东，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伊斯兰世界更大的乱局和大规模的伊斯兰教派冲突。

“埃及之夏”已经走入歧途，其结果无非是已经走向台前的穆斯林兄弟会走向地下，重新拿起武器与埃及军方对抗，而其所带来的连带后果是，今后的中东国家政权不论是亲美还是反美，都将与美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越来越远。

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首先要服从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采用多重价值标准，以亲美画线。例如，他们对亲美的海湾国家王权百般袒护，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有美国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存在，一旦有变，会危及美国中央战区和第五舰队的立脚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又比如，美国对胆敢与之对抗的中东国家采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他们对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政权充满敌意，动辄发动制裁，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尽管伊朗是世界上唯一既政教合一又成功保持民主政治的伊斯兰国家，但美国从不把伊朗纳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之列，而始终以无赖国家冠名。说到底，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是实用和功利的，即凡是亲美的政权，不论是否实行民主制度，都会得到美国的庇护；凡是反美的国家，不管那里的制度是否已经实现了民主，都会被贴上独裁的标签。中东各国是否被标上民主标签，则首先看其是否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这些政权的存在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因此美国对中东国家采取双重标准的价值观，必然导致自相矛盾的美国中东政策，也必然产生违背美国意愿和期望的中东现实。

美国中东战略的挫折给我国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不能在穆斯林少数民族区域搞超阶段的民主实验，包括基层民主选举等，一定要高度重视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对我们社会政治稳定所带来的负能量，因此要防患于未然。

最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中东“阿拉伯之春”做了不少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对下层民主运动的影响，而伊斯兰宗教力量的作用，就使得整个阿拉伯世界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意志演变，不可能出现美国在东欧所看到的“”，而只能出现有着广泛下层基础、对美国更加敌视的政府，因此，误判“阿拉伯之春”的后果还在于我们对宗教力量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研究的缺失。

（作者：《光明日报》驻伊斯兰堡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