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文化自觉思想探究

摘要：孙中山的文化自觉始于近代社会转型期，他用“因袭”、“规抚”、“创获”自我廓清了文化自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民主义是其融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成果。研究孙中山的文化自觉思想，对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并助推“中国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文化自觉；生成逻辑；成果

中图分类号：D6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1-0060-05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裹挟着强势文化猛烈地冲击着古老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各种文化出路纷纷登场，文化选择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孙中山作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成员，以可贵的文化自觉为中国文化指明了方向。探讨孙中山的文化自觉思想有助于全球化语境下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并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一、中西文化碰撞――孙中山文化自觉的重要契机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社会变革的时代尤其需要文化自觉。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延绵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以启蒙思想为主导的先进文化产生了激烈碰撞，孙中山的文化自觉思想正是在这种历史情形和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

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民主政治普及，文化复苏，特别是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为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倡导人的解放，重视人的价值，猛烈抨击教会的权威和迷信，并倡导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天赋人权、公民平等、法律至上等先进思想和观念。在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技和思想文化连同文化糟粕传入中国，通过建教堂、派传教士、办学校、创报刊、办医院等途径，向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文化渗透，动摇着中国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被动地吸收外来文化外，也有对西方文化的主动传播。甲午战争失败后，朝野震动，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2]。丧权辱国之痛唤起了民族觉醒，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一方面，莘莘学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另一方面，西书翻译出现高潮，出版物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到清朝灭亡，中国翻译西书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总和[3]。欧美的思想文化在中华大地逐渐蔓延开来。

随着外来文化多种方式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并以此观照本民族的文化，对解决文化危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给出了不同的回应和解决方式。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即在坚守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让“西学”为“中体”服务。顽固派则强烈反对，与洋务派展开论战，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指责洋务派提倡“西学”，是“用夷变夏”、“祸国殃民”。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批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虽未参与文化论战，但站在时代潮头，积极寻求良策。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年轻的孙中山满怀激情提出《上李鸿章书》，认为“富强之本不是西器而是西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但未被接受。于是毅然从改良走向了革命。新文化运动前期孙中山对“文化救国”的主张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他更倾向于革命救国。可是深深触动了孙中山，他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看到了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力量，不仅积极支持，而且开始注意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和思想，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4]。

简言之，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成为孙中山文化自觉的契机。他的人生经历使之具有超越前辈和同时代人更广阔的视野，“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与时俱进，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救国的意义。他在文化抉择上不同于守旧势力的尚旧复古、逢外必排，也不同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保守思维模式，更不同于“全盘西化”的急进救国方案，而是卓然自立，在文化自觉层面上作出了理性选择，明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二、“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文化自觉思想的生成逻辑

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对自己37年革命历程作回顾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5]。孙中山用“因袭”、“规抚”和“创获”非常清晰地概括了文化自觉思想的生成逻辑。

“因袭”传统文化。首先，孙中山强调要继承传统文化精华。他自幼饱读四书五经，据“国父年谱”所载，孙中山7岁至9岁，就读于私塾，习《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书。10岁入乡塾读四书五经。至13岁读毕四书五经。对国学的掌握和了解，他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6]。他主张继承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如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八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还有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当要保存的”[7]。同时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心性文明，所谓“心性文明”主要是指思想道德文明方面。他将中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对比后指出“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6]180。对于这些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旨归的政治说教，孙中山赋予它时代内涵，让其转而服务于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次，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全盘接纳，而是“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6]180。他“不为古人所惑”的重要表现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如专制主义“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8]，束缚人心，招致中国政治不能进化。而知识分子习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教条主义的经学模式妨碍了思想解放和创造力的产生。他分析近代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是因为中国曾经在亚洲具有“无有与之匹敌者”的地位，日渐助长了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外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茫然无知，从而导致“自大”心理。虽然因历史条件限制和革命需要，孙中山对“国粹”的认识还有欠缺，但他的文化观和文化创造实践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规抚”西学。孙中山一生有过半的时间旅居海外，在美国和香港接受了正规教育，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各种进步书籍，熟悉英美等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与西方和西方文化有一种割不断的联系，这使他能以世界性眼光看西方，能用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他认为，对待西方文化只能借鉴。一是中西方国情不同。“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9]。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社会改革迫在眉睫，但决不能病急乱投医，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并借鉴西方来改造中国。二是西方文化有借鉴之处。为了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孙中山不仅赞赏西方的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更崇尚欧美议会制、内阁制之类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且还肯定西方文化精神，特别是启蒙价值，大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如何判断外国思想文化的好与坏，他认为，标准是看是否“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7]651。他反复强调对西方文化有所鉴别，更要有所创新，“才可驾乎各国之上”。三是西方文化有糟粕。面对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孙中山充分认识到“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西方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西方社会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他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又是与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并非完美，坚决反对盲目崇拜西方和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做法。因此，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可以借鉴欧美，即“规抚”西学。

“独见创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孙中山非常注重文化的创造和超越，他多次提出“举西人之文明而用之”，并“取法乎上”[7]690。正是他所具有的跨文化融合能力和创新精神，使他在文化方面有诸多“独见”与“创获”。他研究和思考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和考察西方社会和理论学说，以前人的优秀思想为基础，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晚年更是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达到了时代文化的至高点，三民主义成为近代无人能超越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案。他的“独见”与“创获”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上，还体现在制度文化上。为了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西方列强的发展水平，孙中山对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谨慎借鉴，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创立了以五权宪法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度。他把以民主共和制度建立的国家称为民国，即国民之国，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国民自己管理国家。他评价说，这种政体“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8]331。孙中山因此被称为“中国近百年历史上融通中西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社会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10]。

三、“三民主义”――孙中山文化自觉的重要理论成果

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11]。民族主义就是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是指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民生主义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在本部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讲《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时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晶”[5]60。这个“结晶”是他所坚持的“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8]288文化自觉原则的充分体现。

“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按孙中山自己的话说，“我辈之三民主义之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9]532。这清楚地表明，民族主义是中西文化的“结晶”。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排满，认为清政府对内搞民族歧视和压迫，形成“满洲一民族宰制于上”的局面，所以他在创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而“鞑虏”是历史上汉人对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蔑称。后来在与康、梁关于要不要革命排满的论战中，孙中山又把满清贵族与其它满洲人作了区分，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8]324-325。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巨大进步发生在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十几省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有的地方甚至成立了体现民族平等联合的团体，提出各族之间“化除己见”的建议。这些情形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过去的“排满”主张，为了争取各族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他提出未来建立的国家是汉族“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4]187。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宣称，“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从“鞑虏”到民族平等观念的跨越，有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形势的触动，也有盛行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熏陶，他把“自由”理解为反对民族压迫，追求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孙中山晚年时民族主义有了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反帝”的主张，除了他自身深化了对封建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列宁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他在《国事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2]。民族自决思想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因广泛吸收中外文化精华而得以跃升。

“民权主义”的文化渊源，孙中山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 [7]758。他虽然这样讲，但显然十分清楚被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的民主要在儒家学说已经浇灌几千年的土壤上扎根是相当困难的，必须到传统文化那里找依据，即使它只限于理论并无制度实践。因此他又说“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老早就有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的鼻祖”[7]701。这样一来，引入欧美的民权思想并实现与民本思想的嫁接就顺畅得多。欧美的民权思想对孙中山影响最大的当数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孙中山研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认为“三权分立”风行欧美，各国以它为宪法基础，但“现在之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7]281。孙中山希望以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法制传统来弥补“三权分立”的不足，“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取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良好的完璧，连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9]353。五权并非是三权之外的简单增补。为了弥补西方社会实践中的流弊，即民权太大造成对政府权力的冲击，他提出“权能分别说”，将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为民权，国家属于人民，治权属于政府，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政治权力。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实现平衡。他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专制制度的政治架构中剥离、抽取出来，与西方文化中的合理部分结合，从而完成了制度文化上的创造。

“民生主义”的文化渊源同样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民生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承继关系。孙中山提出“所谓要实行民生主义，缘因于贫富不均”[13]。解决贫富不均问题，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如儒家有“天下为公”、“均贫富”、“大同”等思想，还有“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等哲学思想，太平天国运动则提出“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理想目标，其合理内核被孙中山吸收。同时他也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所吸引，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提出，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废除其他各种税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经济学原理》中主张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估价，现在的地价归大地产所有者，以后增值的地价归国家所有，以解决社会性贫困问题。当然孙中山并未全单照收，他的创造在于让地主对自己的土地估价后报政府，然后政府对其征税，因为考虑到地价是征税的依据，地主不可能报高价。如果地主不纳税，国家可以随时收买其土地充公。同时他还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要通过尽量限制私人垄断资本的产生，杜绝垄断资本独占经济利益和操纵国计民生，“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防止阶级对抗。建国以后，曾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14]。这无疑是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先进性的充分肯定。

孙中山的文化自觉思想产生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时代，成熟于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贯之，是中华“文化自觉”精神的逻辑展开。以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融通也许还不尽完备，但他那种立足国情对外来文化的学习、鉴别、利用和改造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中华民族必将在国民文化自觉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中实现复兴。

参考文献：

[1] 费宗惠.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人民出版社，2009：202.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113.

[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3-14.

[4] 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0.

[5] 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60.

[6] 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4.

[7]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84.

[8]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1.

[9]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0.

[10] 宝成关.近20年来大陆"文化热"与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1，（1）：152.

[11] 李菁.孙中山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

[12] 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985：639.

[13] 孙中山.三民主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0：264.

[14]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