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地区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在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发展历程中，以敬畏自然、关怀生命、与自然和谐生存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被逐步扫除，人类深陷与自然的疯狂战争泥潭中不能自拔。而生态文化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有效矫正，引导人们从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角度去思考和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

一、背景及意义

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1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以及2013年《重庆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从国家、市级的战略层面，对渝东南地区进行了科学定位：其基本功能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成为保障重庆市生态安全的主体区域，构筑生态屏障。

毫无疑义，加强生态保护与发展，乃是渝东南实现国家市上战略部署、推动地区科学发展的根本之道！政策上的主导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只有将政策与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渝东南地区平均海拔高，泥石流、风雪冰冻等灾害易发多发，水土流失、石漠化现象极为严重，生态贫困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凸显。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这种立场、 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 。"[1]生态文化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有效矫正，引导人们将保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作为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二、渝东南地区生态文化透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为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维护本民族共同的、长远的利益， 渝东南地区各族人民创造了独特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蕴含在神话传说、、谚语歌谣以及禁忌、生产方式之中， 在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万物有灵的信仰

渝东南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 加上宗教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苗族、土家族的传统生态文化也大都辅以宗教崇拜。民族相信万物兼有灵，对万物兼怀着尊崇的心态，凡事需慎言慎行才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其中渝东南地区土家族人信奉的神最多，信奉土地神、洞神、水神等。渝东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此溶洞较多，至今保存较为完好，未受到人为损害，这与当地人信奉洞神分不开。小孩自懂事起就被大人灌输"在溶洞中不得采集洞中的石钟乳、不能敲打洞壁，否则会惹怒洞神封洞"的思想。因此当地民众对溶洞爱护有加，经过千百年所形成的石钟乳得到了完整保护。至今，渝东南地区的人们仍对溶洞怀着敬畏之情，对自然遗产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这既满足了人们生存的现实需求， 又寄托了他们希望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关怀， 同时在客观上很好地起到了维护社会生态平衡的教育管理功能。

（二）图腾崇拜

图腾是人与生物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发展，生物被选作社会群体（如氏族）的表征，是因为他们表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内心活动特征和行为方式 ，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要求，实质上则是生态伦理的最早的实践 "[2] 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苗族人口超过百万，在长期的融合发展中，信仰的族神甚多，同一民族内部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如土家族对白虎神就持两种态度，既有崇拜白虎，又有赶杀白虎的。 渝东南地区有的土家族认为"白虎当堂坐，白虎是家神"，而其中秀山县土家族则认为"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必赶杀白虎。生活在渝东南地区的苗族既有对动物图腾崇拜，如龙、蛇、牛、鸟、蝴蝶等动物，也有对植物图腾崇拜如古树。在渝东南地区苗族人民中流行较广的是牛与古树的图腾崇拜，很多苗族人家悬挂牛角，每逢端午节时严禁使用耕牛。而在以古树为图腾的苗族人民严禁砍伐或破坏古树的一切行为。"在日常生活生产中 ， 以图腾崇拜的形式发挥对生态调节的功能，使自己的活动规律适应 自然运行规律，谋求自身与自然界的生存，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相适性。"[3]

（三）民族禁忌

土家族、苗族既有崇拜的，也有很多禁忌，比如动物、植物。以对植物的禁忌为例：

对植物严加管护，禁忌砍伐。土家人有"宁可食而无肉，不可居而无竹"的理念，几乎乡村的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栽有几笼葱翠的竹林。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难遇到自然死亡的竹子，清新挺拔的翠竹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当地百姓把竹子的茂盛与否作为一个家庭兴旺繁荣的衡量标准，"树发看丫，竹发旺家，竹子开花家受穷"等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对竹林精心管护，禁忌砍伐。同时，渝东南地区民众视祖坟为根脉，视坟茔为禁地，严加保护，"欺阳可恕，欺阴难容"。任何人不准在坟地上动土，打柴割草和放牧牛羊。当地人对寨子或自家房前屋后的树木，严加管护，不得随意砍伐。 此类禁忌看似愚昧迷信， 束缚了人们的生产实践。实则不然， 这些民族禁忌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不同层面， 而且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态道德关系具有较强的规范调整功能，这其中充满着朴素而实用的生态智慧： 一种基于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的考虑。

（四）生产生活习惯

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与苗族人民，已然在生产、生活习惯中融入了许多生态文明理念。土家人长期繁衍生息在山区，崇山峻岭中，土所创造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山地文化，其崇拜的祖先神灵也离不开山，依山而生存，据山而生威。因此，在渝东南土家族的传统丧葬习俗中，以岩葬最为突出。远视犹置木箱于岩穴，故又称仙人木、箱子眼，先民岩葬习俗。黔江的官渡峡，秀山自治县的酉水，彭水自治县郁江的悬崖上都发现有岩棺葬和悬棺葬的遗迹。在两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仅秀山县酉水至梅江河两岸共发现岩墓葬17处。石柱龙河中游两岸的石岩上尚存岩棺葬群130多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岩葬可以有效避免死人与活人争地，集约了土地资源。

三、在民俗文化的扬弃中推动渝东南地区生态建设

传统生态文化是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伟大传统，尽管它存在不少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它留下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和生态智慧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一）渝东南地区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涵

用信仰的力量保护自然。渝东南人民认为万物有灵，都存在着着一股自然的力量，都值得人们尊重甚至敬畏。许多人将自然作为自己或整个村寨的佑护神。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种融入骨子里的自然资源保护理念，才使得一些珍稀树木、怪石、古井能保留下来，为今天我们进行发展方式转变积累了一笔不小财富。如黔江区金溪镇的千年母性银杏，高达31米，胸径3.34米，树冠近200平方米。春天，银杏树枝繁叶茂遮挡了周围的庄稼，导致粮食减产，但没有人去砍一根树枝，古树的根伸到了方圆半里路的地方，影响了一些责任地的耕种，但没有人挖过树根。这种不砍枝根挖的自觉保护行为，承载的是村民代代相传的千年古树情，传递的是人们对生态保护的自觉遵循理念。

善待生命。一此禁忌看似没有道理，实则包含着对动物保护的朴素理念。对动物严加保护，禁忌伤害。在渝东南的土家族人习俗中，燕子代表的是吉祥与富贵，凡建造新房，必在吊脚楼或屋檐梁上钉1-2块小木板，以供燕子筑巢。

取物有度。渝东南地区山林面积占比较大，人们靠山吃山，在取暖煮饭都是以柴火为主，但在山林取柴时禁忌过度砍伐，严格遵循"砍柴只能平蔸砍不能刨蔸砍"的祖训。如土家族的傩歌就反映了这点："砍柴不挖蔸，割草不刨根。挖蔸挖掉子孙柴，刨根刨了子孙福"[4]

这实际上是对生物本身发展规律的尊重。正因为我们坚持了取物有度，在生物本身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索取，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持得相对完整。

环保利用。目前仍流行于渝东南少数民族生活用具，本身身就包含了环保理念。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竹制器具，小至竹筷大至挑米、挑谷用的竹筐以及睡觉的竹床，不一而足，其原材料取自自然，能无数次的反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能实现循环利用。如土家苗寨人民使用的竹编器具--孟兜，呈鼓形，腹大底小，上面加盖，通风透气，盛饭盛菜不易变馊，是这一带土家、苗寨人民最原始的冰箱。

（二）渝东南地区生态文化的不合理成分

由于历史上诸多因素的影响， 大多聚居在山区或丘陵地带， 生产力水平不高， 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与之相适应的是， 意识层面的生态理念还处于朦胧性、直观性和外在性的状态，先民往往只是从外在的感性层面出发把握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带有鲜明的自发性特征与素朴性的特点。

先民为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虽有自发的思考和践履， 然而在总体上却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当然，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我们在看到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合理成分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本身的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迷信色彩较重。敬畏生命是对自然的一种尊重，但如果达到膜拜的程度也就变成了迷信。大多数村寨对古树的保护非常严格。人们视这些古树为神树，认为是保佑整个村寨兴旺繁荣的风水树，把古树作为神灵进行供奉，大病小灾来到树下祈求神树的保佑，并采取枝叶或树皮煎水服。人们病愈后，会为古树披挂红布、燃放鞭炮以示感谢古树显灵才得以康复。如把古树神化了，认为从其树身上剥下树皮、采摘树叶、截取枝干熬水煎服，认为所谓的神水能治百病，一方面耽误了病情的治疗，另一方面是对古树的另一种伤害。俗话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道理就在这里。让人看到了自然的力量而看不到人的力量，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外，也还可以随着科技的发展改造自然。我们不应忽视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只有把两方面都讲全，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是隐患较多。大树下烧香、烧纸钱，树根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古树的成长。在渝东南少数民族中至今还还流传着上山祭祖的习惯。每年的春节、青明节都要上山祭祖，并伴随着烧香纸放鞭炮的行为，这种不顾天干物燥及猛烈的强风，焚烧纸钱时，火星随风飞扬极易让存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毁之一炬。

注重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对于一些与生态文明建相悖的一些观念和做法，我们也应该拿起批判的武器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使之与现代文明相适应。

（三）注重民俗文化的扬弃，推动生态建设

1、培育信仰，提高生态文化素质。从现实生活中人们行为习惯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不少人的确缺乏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一些生产企业在夜深人静之际偷排，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与生物的毒害置若罔闻。对于个人来说，以贪吃珍稀动物一饱口福为身份象征的行为习惯经久不衰，无形中助长了对珍稀动物的长期屠宰。如果社会成员不具备基本的生态文化素养，就很难将生态文明建设变成人们主动参与、积极创造的自觉行为。生命网络将遭到严重破损，生物链就会断裂甚至瓦解。虽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手段很多，如产业扶持、立法保护、政府保护等手段。但相对来说，只有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转化为人们的信仰，这种保护才会融入人们的骨子里。要澄清认识，更新观念，用科学的理念对那些落后的东西进行矫正。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必须实现传承方式多样化，把对大自然的尊重上升到信仰的层面，其保护的力度就可想而知，效果也可想而知，如唤起社会关注、培养人才、编写乡土教材、成立生态文明示范村等等。从而健全传统生态文化管理机构和保护队伍，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

2、培养美感，在开发中传承。不谈文化，人只是一种存在之物；只谈文化，人又不能离开具体的物质生活而谈文化。观念的东西只与人们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用于指导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需要。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民族本身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应加大对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和帮扶，如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与旅游业、农业、林业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家庭农场等，在生态发展中提升价值、提高效益，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传承。必须在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中传承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理念。现代人为了追求奢侈浅薄的物质生活而宁肯牺牲优美环境的生活需要，这种生活时尚导致了现代人的生态审美需求和欣赏能力极度缺乏。如果人们能够重新找回感受生态美的固有能力，充分发挥生态美感体验的神经机能，就会感受生态美、欣赏生态美、维护生态美、创造生态美，就不会为金山银山而听任青山绿水变为荒漠浊流，就不会为了经济指标而毁灭极富美感与生命力的大自然，就不会为了满足膨胀的物欲让珍稀生物变为翠冠华服或珍馐佳肴。

3、专项扶持，优化文化生存空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形成的环境和自然基础，各种文化产生环境的差异性孕育了生态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在当下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和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文化构成了我们当前文化生态的根基，根深才能叶茂。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我们才能在这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留住传统文化的精神，优化文化生存空间，对于构建生态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效保护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保护与恢复其文化产生生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整体地和永久地保存生态文化的生命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汉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如果不深入研究认真比较，渝东南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将逐渐消失，到时，除户口本、身份证上能看出是少数民族，其他都看不出，失去了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的环境，民族生态文化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价值。因此，在传承保护生态文化的同时，应特别注重对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必须通过专项扶持，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比如说以旅游开发的方式保护古村落；利用神话传说资源创作动漫艺术；利用民间手工艺术开发旅游纪念品等等。

4、利益共享，出台生态补偿制度及机制。加快人口的有序转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根据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渝东南地区应向外转移人口80万，能转出去的基本上是"精英阶层"，如果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要想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与全市一起走向富裕是不可能的，而留下来的人必定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索取力度，使得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同时，应尽快出台生态补偿制度和机制。制度解决该不该补的问题，即生态能否作为商品出售；而机制则解决怎么出售的问题，即如何定价，即通过何种途径和价位让消费者购买生态产品。应从区域补偿、流域补偿、功能补偿多层面进行补偿，尽早研究出台生态资源的量化和换算标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可兑换，才不致使渝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并使之逐步恢复和好转。

生态文明的创建并非工业文明顺势前行的自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个需要我们人类自觉逆转的艰难过程！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定位，意味着责任、使命与担当。渝东南要发挥它的生态服务主体功能，不仅仅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种配套政策的有力支撑，但更需要该地区300多万各族人民形成最为广泛的生态保护共识，具备更为坚实的生态文明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单保庆等.生态文明观的演进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经济，2001，（1） .

[2]白葆莉.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王继英.民间信仰文化探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4]李伟、马传松.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J]，重庆社会科学，2007（3）.

作者简介：马红珍（1982-），女，土家族，重庆市秀山人，硕士，重庆市秀山县委党校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