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文体研究述评

摘 要： 学界对阎连科小说的研究由宁静到喧哗，渐趋成熟、完善。本文以文体研究为述评对象，描述研究现状的同时指出存在的一些有待发掘、完善的学术空间。具体从文体篇幅、文体结构、叙述语言这三方面加以分析、探讨。

关键词： 阎连科 文体风格 研究述评

在当今中国文坛，阎连科属于最受瞩目的一线作家之一，他在新军旅小说和新乡村小说上都卓有建树。但他又是当下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难以被整合进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阎连科在小说创作中很注重小说文体的运用，他在《寻找文体的支持》一文中说：“毫无疑问，新鲜、独到、个性的文体，会如灯塔一样，使一部作品闪闪发光。倘若这样的文体又正遇上了寻找它的故事，连腐朽的故事也可能会焕发青春，获得生命，甚至常青不老。”［1］故事使他保持了长久的写作热情，但当讲故事到了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时候，作家开始寻找文体的帮助。叙述技法的运用使阎连科的小说呈现出个性化的文体风格特征。新世纪以来对阎连科小说文体风格的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步兴盛。

总体而言，对阎连科小说的研究立足文本解读的个案研究比较多，相对的一些宏观把握的总体研究比较少。对阎连科小说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本文将主要就文体风格这一方面的研究加以梳理和考察。研究方法上比较式、综合式分析的采用、一些新的切入角度的引入使研究视域扩大。当然，也还存在着一些学术上的分歧和有待继续发掘、探讨的地方。

具体作品研究方面，长篇小说研究得最深入、最透彻，中篇《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名作广受重视，而短篇则常常被人忽视，研究力度并不大。

汪政《短篇小说存在的理由――以阎连科为例》一文号召关注短篇小说研究：“艺术的多样性方面其小说的各式文体中同样得到了同构性的体现。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阎连科不多的短篇小说实际上也可以成为研究其创作的样本，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侧面，去考察阎连科创作的价值取向与美学趣味。”［2］汪政的这篇文章通过对几个短篇进行文本分析说明短篇作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文体在表达人类生活时的有效性。

学界也有一些评论者开始重视对阎连科短篇小说的分析研究，如陈国和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书写――关于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一文中指出：“人们往往注意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其实，他的短篇小说在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中同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富有独特的艺术品质。”［3］陈国和在这篇论文中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将《黑猪毛白猪毛》中的刘根宝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认为新世纪的刘根宝们比五四时代的阿Q还要“虫豸”，时代进步了，而人的主体性却变得更为孱弱。鲁迅尖锐、讽刺和哀婉的叙述风格，在阎连科的笔下逐渐化为以同情与怜悯为主调、以尖刻批判为辅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的写作倾向。陈国和还对此分析了成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间身份定位和情感体验，阎连科对当下“疼痛的乡村”感到极大的无奈。因而他也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论者纵向比较的同时加以横向比较：“与同时代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对农村政治的冷峻剖析（如《羊的门》）也不一样，他显得更伤悲、更欲哭无泪。”［4］

而且阎连科最初是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坛的，他以后的长篇创作中的很多主题意向的确立、现代主义手法的采用、语言形式的试验都是从短篇开始的，通过对同一系列作品的短篇研究可以发现作家创作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痕迹。而对语言，阎连科也有相当个性化的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些艺术方式在其短篇中都可以得到确认。

陈思和在《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中曾评说“读阎连科的小说有一种比较共同的看法，觉得其小说中精彩片段的价值高于全篇，短制结构的价值高于长篇”［5］，这一说法也可看做是为阎连科的短篇小说正名，陈思和如此论说的原因是“阎连科在其艺术世界里提供的艺术细节实在太惊心动魄了，也可以说是太难以想象了，如果没有相应配套的艺术架构来嵌镶它们，就不能不影响和减低了那些艺术细节的充分表现。”［6］“艺术架构”指涉的是作品的文体结构问题，作为一位富有责任感的专业作家，阎连科很重视自己长篇创作的文体结构，并积极地进行着形式探索。

《日光流年》时序倒转的结构被王一川命名为“索源体”，他说：“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创造独一无二的索源体，其显著特征是逆向叙述，即文本时间进程恰是故事时间进程的逆向展开形态。”［7］《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结构也遭到了一些评论者的质疑，如被葛红兵称为“形式上的先锋包装”、“总体的结构上的倒叙并不能提升《日光流年》的形式价值，有的地方甚至让人感到做作、不成熟。”［8］但多数读者和评论者对其给予了肯定，姚晓雷《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论〈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的创作主题转换》一文从时间和意义两方面论述了小说所以要安排这样逆向否定性叙述的原因。李敬泽认为：“这种文体精致考究”、“小说中第一卷的高潮很高，二、三卷里有塌陷的感觉；这种结构是非常冒险的，连科不仅冒了这个险，最后化险为夷了，到第四卷就顶住了，文体上的调整，把单调给克服了。”［9］

《坚硬如水》中两条线索交错展开，一是线一是革命线。陈思和在《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中将这部作品的内部结构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部分显露着“阳性”特征，而“地下”的部分则充满“阴性”的词藻。

《受活》叙述结构上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文本内容和絮言的交织进行，陆汉军、韦永恒《寻找与突破：论阎连科〈受活〉的“絮言体”》一文认为“絮言体”形成了支撑文本的主干结构，对作品内容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很大部分能够独立构成情节，“絮言体”的运用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流程中带有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也是当代小说创作横空出世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

就这些单篇作品进行文体风格专论的文章有很多，在一些创作总论中也有相关论述。陆汉军、韦永恒《阎连科创作二十年论》认为文体上阎连科作了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屡屡开辟出新的叙述体式：《耙耧天歌》《鸟孩诞生》《寻找土地》《晶莹十二岁》《和平殇》《自由落体祭》《横活》等作品中的“死人言说”体、《坚硬如水》中的“语录”体、《受活》中的“絮言”体、《日光流年》中的“圣经”体，等等。

从《年月日》开始，阎连科已经找到了寓言化文体这个合适的力源，他大胆奇特的想象使得文本充满了夸张和荒诞的色彩。［10］寓言体小说的特征在《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受活》等文本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这些文本中，荒诞情节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王军亮在他的的论文《论阎连科“耙耧系列”小说的文体特征》中以借用的理论视角分析阎连科某些小说的体式特征，创建性地使用了“戏仿体”一词，他指出“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中的四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建构均是对原文本的一种戏仿。梅文斌《小说叙事学研究》一文中归纳了两种可以代表阎连科创作风格的文体特征――寓言体和狂想体。

文体研究无论是具体单篇作品的形式分析还是一些整体性的概况归纳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用一个个标签式的名词来描说阎连科小说的文体风格有利于整体的归总梳理和引导阅读，但对这些文体风格形成以及变化的缘由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探讨。有关阎连科短篇小说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另外未来可以尝试寻找合适的新的视角以推动、加强整体研究。

文体与语言联系密切，“小说文体的秘密在于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作家借助于他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将他的情感体验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1］研究语言能更好地把握小说的文体风格。在当代中国小说家中，阎连科是少有的不太固定自己的语言风格而根据作品选择语言的一个。在他的作品中，有豫西方言，有普通话，有对“”等特殊语言的戏仿，呈现出多语体的语言策略。

对于阎连科小说语言的研究，似乎还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涉及的内容也似乎多局限于作品中个别词类及其形式变化的层面，缺少对其小说话语进行的整体上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分析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论著中零星地散见着有关语言风格的阐述，但语言只占很小的比重。

有论述单篇作品谈及语言特色的，如刘峰《陌生的世界不懈的寻求――读阎连科的〈朝着东南走〉》一文中分析《朝着东南走》的语言时说“阎连科更注意词语的运用和修辞手法的完善，尤其是通感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达到使作品的语言‘陌生化’的效果”［12］，又举例说明用动写静，更有艺术感染力，这既是修辞的效果，也同时是小说的风格与魅力。葛红兵分析《日光流年时》指出：“《日光流年》用了一种诗化的语言，强调语言的意象性，意象的感官性。但是，这种语言的内在张力低于莫言《红高粱》以及苏童《一九三七年的逃亡》。”［13］

也有整体性的总论中涉及语言风格的，如梁鸿《阎连科小说创作论》中：《坚硬如水》使读者又一次陷入震惊之中。最明显的就是语言风格的突变，从以往的“黏稠、浓厚、沉郁”和“内在的密度”一下子变得“狂放、急切、张扬”。［14］

近年出现了一些宏观把握的专论阎连科小说语言的研究成果，如秦百川的《阎连科小说话语分析》，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分别对阎氏小说中政治话语和爱情话语的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又如陈学智《论阎连科小说的语言追求》一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阎连科小说题材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是伴随着他对文学语言的不断追求和探索同步进行的。”［15］主要结合例句分析阐释阎连科小说语言建构的几个主要特色：乡土气息、通感修辞、色彩描摹。这类研究还有汤玲的《论阎连科小说语言的民间性》。

还有些论文侧重从语言学角度，以修辞学理论为研究基点，如徐漫的《阎连科小说修辞现象浅析》，蔡淑美、施春宏的《重叠形式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阎连科作品中重叠形式的使用为例》。

总体上，现已发现、归纳总结的阎连科小说的语言特色集中于以下几点：通感、比拟、比喻、排比、夸张和转类等修辞格，常被作家带有个人标签色彩地纯熟运用；重叠词、象声词、语气助词及色彩描摹运用得极其普遍，重叠形式类型丰富，语用特征鲜明；语言具有方言化倾向、民间性。论述语言风格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会进行例句阐释，不同的切入角度会产生不同的划分标准，不同论者选取、侧重的点不同，具体细化分析的时候各有特色。

祝东平《阎连科小说语言ABB型形容词的新构》一文就是单论阎作中某一类常出现的词。梁鸿《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选取了方言写作特色这一点。刘宝亮《阎连科小说关键词解读》一文也侧重于方言这一块，认为阎连科为恢复和表达对乡土的原初感觉，有意地开掘和使用了方言。并解释了“合铺”“命通”“受活”这三个既是河洛方言，也是解读耙耧小说世界的关键词的词语。王晓丽《论阎连科小说悲剧化的语言》认为：“阎连科小说中的色彩词具有浓重、饱满的特点，色彩词不是一种客观表现，而是一种主观感情的投射。拟声词不追求相似度和真实感，而是造成拟声的失真和错位，使读者获得一种夸张和变形的超常体验。”［16］

从语言表达所获得的语言效果这个角度看，有语言的陌生化、狂欢化。使狂欢风格成熟化规模化是阎连科对当代汉语小说的重大贡献。具体作品的语言特色：《坚硬如水》狂欢化语言、“红色语言”的黑色幽默，《风雅颂》调侃反讽式语言。

由于现今还缺少对小说话语进行整体上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开展系统化的阎连科小说语言专论，先罗列共性的语言特色，再进行作品个性分析，当然还需连贯看其发展脉络，进而寻求规律、探究原因。要深层次地探究原因，必须对作家的创作历程、创作动机、创作心理等多方面都了解。而《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一书收录的对话中所包含的关于作家的创作历程、创作动机、创作心理等方面的探讨和作家本人的确认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准确而系统的资料上的准备。这本书的出版使对阎连科的研究迈进了很大的一步。

随着作家创作的继续，对阎连科小说的研究也将继续，一是实时跟进作家的步调，一是对已有的创作成果进行补充完善。文体研究有待进一步整合，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需加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术空间存在着，期待新的突破和飞跃。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机巧与魂灵：阎连科读书笔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95.

［2］汪政.短篇小说存在的理由――以阎连科为例.扬子江评论，2007，（5）.

［3］［4］陈国和.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书写――关于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名作欣赏，2008，（19）.

［5］［6］陈思和.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1，（3）.

［7］王一川.我看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文体新趋势.当代作家评论，2001，（5）.

［8］［13］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和不必要的先锋包装――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当代作家评论，2001，（3）.

［9］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研讨会纪要.东方艺术，1999，（2）.

［10］陈英群.阎连科小说创作论.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11］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226.

［12］刘峰.陌生的世界不懈的寻求――读阎连科的〈朝着东南走〉.当代文坛，2000，（2）.

［14］梁鸿.阎连科小说创作论.艺术学院学报，2004，（3）.

［15］陈学智.论阎连科小说的语言追求.黑龙江史志，2009，（16）.

［16］王晓丽.论阎连科小说悲剧化的语言.现代语言（文学研究版），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