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父亲给我的力量

父亲教我学会忍耐和善良

1958年,我出生于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瑶沟,父母亲都是农民。家乡给我的记忆,就是一道道无穷无尽的山梁和父亲那黝黑的脸庞上无尽的汗水和满脸的疲惫。

我们家条件不好,父亲还有气管炎,犯了病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大姐也一直腰疼,往往是一躺好多天不敢起来。以现在的医诊,这也就是所谓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股骨头坏死。但在那时,怎么也检查不出病因来,治好更是不可能的事。

在贫穷的环境中,我却感受着富裕的疼爱。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善良做人,忍耐行事。他以自己的勤劳和忍耐,给我树立了人生的榜样,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艰辛和美好。

我的父亲曾经打过我两次,打得我眼冒金星。两次,全是因为我偷别人的东西。

第一次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农村的风俗,每年春节前,大人们都要把一些面额大的钱换成崭新的零钱,过年时发给晚辈,父亲也不例外。可是那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却发现,那几十张一毛一毛的钱却不剩几张了。原来,我过年前就发现了父亲藏着的新钱。家里穷,平常没啥好吃的,我嘴巴馋,忍不住,就在上学时从中偷偷抽出一张,在路上买了烧饼吃。

那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的脸上没有任何不正常,他让我欢欢喜喜过完了年。初六早上,父亲问我:你从家里偷钱没?我不敢承认,就告诉父亲说没有。

父亲生气地让我跪下,问我到底偷钱没有。我还是说没有,父亲气坏了,朝我脸上打了一耳光,继续追问。我摸着火辣辣的脸,还是说没有。这次,父亲的怒火再也忍不住了,他左一下,右一下,不知道打了多少下,直到我承认偷钱了他才住手。打完我,父亲就把头扭到一边去了。等他转回脸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哭了。

我第二次挨父亲打,是因为和几个同学到别人家地里偷黄瓜。偷瓜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偷了人家那一季卖黄瓜的钱,那是人家一年的口粮钱和零花钱。等来告状的人走后,父亲把大门闩上,让我跪在一块石板地上,先噼里啪啦打一顿,才问我偷人家的钱没有。

父亲没读过什么书,不会给我讲什么做人的道理。但他一直在用他的一言一行告诉我,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家里穷,孩子们馋,父亲知道。他的一生都在和艰难的生活抗争,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和他一样生活,但他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诚实和善良的品格。他不能容忍孩子撒谎,更不能容忍孩子去偷。

我对父亲充满愧疚

1975年,我17岁,有一天忽然在大姐的床头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书的内容提要里介绍张抗抗说,她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小说,从北大荒的农场里调到了大城市哈尔滨工作。我才知道写文章也可以改变命运!

于是,我开始偷偷写作。白天上学,晚上点灯熬油,拼命地写。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300多页的时候就中断了。当时我高二刚上了一个学期,父亲和姐姐的病越来越严重,家里需要人挣钱买药,我不得不离开学校,出去打工。

亲戚介绍我到河南新乡的一家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我和一个叔伯哥哥一起,每天从火车站往10公里外的水泥厂拉1000多斤重的煤车;还一天干过16个小时,从山上往山下的水泥厂运石头。

我把挣到的钱留下一点儿吃饭,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钱虽然不多,却是家里一月一度的希望。

可是,我不想一辈子都过这种苦日子,我希望能够走出去。

20岁那年,我迫切地想去当兵,逃离土地,逃离农村的苦难生活。所以,有一天夜里我站在父亲的床前说:“我要去当兵。”父亲的脸上非常平静,一点儿也没有我所设想的吃惊。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轻轻地却又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我参军入伍,最终成功地跳出了农门。可是,我在心里一直认为自己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责任,我的逃离,等于把沉重的担子完全搁在父亲的肩上。

我离开家时,父亲跟我说的话是:“连科,你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可是,我走后不久,一家人紧张的日子就开始了。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好转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里再次复发,并且更加严重起来。

父亲给我无穷的力量

当兵之前,我没日没夜地写作,幻想着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部队,在老家时练笔的功底让我成了营里的文书。为了完成各连的宣传任务,我绞尽脑汁地写。春天来了,就写篇小草发芽的散文;八一到了,就写一首小诗……一年下来,竟然还立了个三等功。

几年很快过去,我该转业了。父亲听说我在部队入了党,很高兴。他觉得入了党就够了,回老家以后就可以当村干部,不用担心受别人欺负。可是,命运偏偏让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那时候,我已经坐上退伍的火车,准备回老家了,部队里传来了我写的剧本参加军区会演并获奖的消息,部队紧急决定将我破格提干。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部队派出来的人把我从火车上找回来,我最终留在了部队。

提干以后,我开始大量读书,拼命写东西,慢慢地开始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还开了作品研讨会,也开始有人约稿了。那几年,我写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把腰都写坏了。刚过40岁,我眼已经花了,背开始驼了,干很多事都力不从心,确实辛苦,可是当我想起父亲,我就觉得,与父亲经历的事情相比,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家盖正屋时的情景。那时候,父亲先是和母亲一起,走200多里地,冒着被到处乱窜的野狼袭击的危险,到深山老林里去把一根根杂木椽子扛到路边再拉回来。盖东边那两间厢房时,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4个,大冬天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返家时,因架子车装得太满、分量太重,到了河中间,任凭父亲在前边使劲拉,我们姐弟几个在后边使劲推,也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和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架子车也陷在了泥巴里。这时,父亲回过身,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3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下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时,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

这些年来,我写的东西也受过不少批评、引起不少争议,还招来一些麻烦。我的《丁庄梦》出版后竟有一场官司。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想起他当年吃的苦和受的罪,内心里就充满了力量。

我将永远铭记的事

1982年冬天,我已经在部队服役4年,算是个老兵了。父亲的病不时发作,越来越严重,窘到极处,就想到了我,想让我联系一下部队的医院,看能不能来看看病。

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回家把父亲接到了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辗转,终于在天黑前来到了师医院的大门口。这时,父亲突然把我和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从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里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我哭了,为父亲的不幸而伤心,也为自己不能给父亲做更多的事而内疚。我把师文化科长帮着开出来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给父亲看,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不要钱。”父亲看了信,高兴地说:“想不到这辈子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的话,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父亲来部队医院治病的那段时间,是我有生回忆起来最感欣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子,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父亲床头伺候他。

住院的最初半个月,父亲的精神头很好,病似乎也有些好转,有次看了一晚上露天电影也没咳嗽几次。可是,没过几天,忽然下了一场大雪,温度骤降,父亲的病再次严重起来。他不吃药、不打针就难以正常呼吸,甚至到了离开氧气就不行的地步。医生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催我们尽快出院。父亲说:“是得赶紧走了。不抓紧回家,恐怕会‘老’在外边。”我就这样带着遗憾和内疚结束了一生中最令自己欣慰的日子。

1984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中午,我带着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病危的父亲床前,泪眼模糊地看着父亲。父亲使劲地睁着眼睛看着我,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

父亲说完这话不久,呼吸就困难起来,脸憋得青紫。我爬上床去,把父亲抱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在我胸口,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身体往下倒了过去――他停止了呼吸,原本抓着我的手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从眼里滚了下来……

25年了,我时时想着自己的父亲。我记得他给我说的很多话。我也把他说的话讲给儿子听。父亲去世的时候,妻子正怀着孩子,所以,儿子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爷爷。可是我会经常给他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和父亲的故事。我觉得,儿子在北京长大,在上海上学,他的身上不会缺少现代的东西,他身上缺少的,是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我希望能够从这方面给儿子更多的影响。

儿子学习成绩不错,高中在清华附中读,但有一次,他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就从原来的初中同学中找了一大帮朋友,找到学校和人家打架。这次事件属于打群架,学校认为性质恶劣,要开除他的学籍。当时,我和他妈妈正在老家,儿子吓坏了,坐在我们军营的操场上,一天没吃没喝没回家,一直给我们打电话,说是出事了,要我们赶快回来,也不说到底是什么事。

这一次我没打他。学校要开除他,他吓坏了。他已经知道自己惹的祸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受到的惩罚已经够了。我赶快带着他赶到学校,和他一起向学校领导、老师反复检讨,向对方赔不是,总算保留了他的学籍。

经历了几次事件,儿子渐渐地懂事了。他的学习、为人都成熟多了。现在,他在英国留学,继续学习法律专业。但他每年回来时都会到老家看奶奶,会去给爷爷上坟,会去看他的伯伯、姑姑、弟弟妹妹,会给亲人们带些小礼物。虽然他现在花的还不是自己的钱,但是我心里却感到特别欣慰。儿子身上,流淌着家族的血脉,隐隐地流露出当年父亲一再教育我们要保持的做人的善良……

现在,我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平常主要是写东西,下学期会给学生上课。不写东西的时候,我经常会回过头来想过去的事情。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可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父亲的想念。现在,父亲坟上的柳树已长成了大树。我仍然会想起安葬父亲的时候,大伯规划坟地位置时,指着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我知道,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下,等着将来和儿子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我今世为父亲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到另一个世界和父亲相会时,我会努力去做父亲膝下孝顺的儿子。

(陈璐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