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8工程”上海大会战

“728工程”，知道这个名称的人不多，但秦山核电厂却家喻户晓，它是被誉为“国之光荣”的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厂，是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重要里程碑。泰山核电厂的建成，使我国成为世界上7个能够自主设计、自主建造核电厂的国家之一。

那么，什么是“728工程”？它与秦山核电厂之间有啥关联？笔者所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原华东化工学院），当年又是怎样参与其中的？

一

继1964年10月16日、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在西部戈壁滩上试爆成功后，党中央与一些科学家又把眼光转移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核动力电站的建设上（之前的1954年，苏联率先建成了世界上首座核电站——澳布灵斯克核电站。紧接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相继建成了一批商用核电站）。而1969年底，来自上海的一份紧急报告写道：“上海是我国命脉产业的基地，由于少煤缺电，许多工厂面临停产，更有新办的工厂不敢开工建设，上海的运输能力已承载不了更多的运载任务，仅用煤一项就占用了上海海上运输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的一半还多……”这令中央有关领导着急和担忧，并且更坚定了要尽快筹建核电站的决心。

1970年2月8日（正月初三），总理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指出：“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但你们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从长远看，要解决能源问题还要靠你们自己。国外都在搞核电站，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写个报告上来，我支持你们。”并批示道：“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和平利用核能，搞核电站。”此后，上海方面很快采取了行动。

经过工厂、大专院校、研究单位、设计院等20多家单位3个多月的紧急准备，上海拟建的核电站选择当时世界上技术最为先进的高温气冷熔盐堆核电站，装机容量初定为2.5万千瓦。有关方案经二机部审查、修改后上报了中央，并获得批准（事实上，相关工作由市里原来的“112工程”筹备处负责。此机构早在“”开始时就已设立，就是为筹建上海的核电站作准备的）。

1970年6月1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期各级机构都改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科学技术组会同工宣队一办、三办、工交组和警备区，召集机电一局、仪表局、冶金局、化工局、华东电业局、教育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热工仪表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开会，拟定成立上海核动力电站工程领导小组（为保密起见，对外统一称“728工程”，取意总理批示之日），准备以“大会战”的形式建设此项工程。最早“参战”的阵容初定为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闵行发电厂、先锋电机厂、跃龙化工厂、上海化工机修总厂、上海碳素厂、上海试剂厂、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原子核所、有机所、热工仪表所、材料所、工程物理所、钢铁研究所、情报所、工业卫生研究所、华东电力设计院等（这样的排列顺序与当时挂在嘴边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有关）。会上，也对该项工程的设计、试验、制造、安装、调试、运转、维修等工作作了大致分工，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中同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工人为主体，发动群众，只争朝夕，‘革命加拼命’，缩短工程周期，争取一年内完成任务，向建党50周年献礼”。

1970年7月16日，“728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经上海市革委会批准产生。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为组长、许言为副组长（具体负责人，即现在惯称的常务副组长）。“728工程”常设机构为会战办公室，负责工程日常指挥工作，下设总体组、政工组、后勤组，办公地点设在卢湾区永嘉路上。至此，“728工程”会战全面铺开。

二

1970年8月12日，工程会战的第一批任务下达。华东化工学院与上海原子核所、跃龙化工厂、复旦大学等联合负责核电站的前、后处理系统工程研究。华东化工学院主要承担熔盐纯化工艺流程的研究，如氟化铍、氟化锂、四氟化钍、四氟化铀的制备、提纯和元素分析，以及这些化合物的熔点、沸点、密度、黏度、蒸气压、导热系数、热容等性状参数的测定，并对熔盐纯化所需的设备的构造、流程提出具体方案。另外还承担核电站的工业废水和生活用水的化学分析和处理，确保水质中的放射性水平符合排放标准和不受污染。为此，华东化工学院成立了“728工程”科研组，下设工艺组（组长曹瑾）、设备组（组长吴添荣）等，抽调了校内的金同樵、徐君镐、吴树森、吕瑞东、陆耀南、甯全根、陈德康、王家贤、邱康华、胡国传，以及复旦大学的冯天锡、上海原子核所的有关人员约30来人集中进行攻关。主要工作放在学校的第二无机大楼内“秘密”进行，部分工作也需要到外单位去做，如上海试剂三厂跃龙化工厂等所有研究经费由“728工程”会战办公室统一下拨。根据要求，参加会战的同志还要有“过硬的政治条件”，要成立临时党支部，书记由吴添荣兼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承担会战任务的单位分“负责单位”和“协作单位”，后者牵涉面更广。据载，两者先后涉及180余家，会战规模可见一斑：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是只要会战任务有需要，大家都要“无条件”接受或予以全力支援。

至1970年10月，经过全体攻关人员的共同奋战，我国第一个原子能大型设备——熔盐堆临界反应装置模型在上海初步建成，并取得了一批与临界质量等相关的基本物理参数，向核电站的建设迈出了第一步。

三

1970年12月15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汇报。在了解了丁程进展情况后强调说：“为什么叫你们上海搞核电站？你们缺乏能源资源，发展核电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上海的科技力量强，工人技术水平高，克服困难的能力也强。你们要同各方面团结协作，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搞上去。”并提出搞核电站要贯彻“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但真要建成一座核电站，可不比盖一栋楼、造一座桥那样来得容易。一是当时国内没有先例，二是许多专家、权威还在“牛棚”里接受“改造”，三是国外技术情报严密封锁。基于这种环境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上海要建核电站，实际上其条件是受制的，困难是巨大的。“728工程”的头头们，刚开始以为一年内就能建成核电站，但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对要啃下建核电站这样一块庞大的“硬骨头”，需要集“高、精、尖”各学科技术于一体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核电站到底是啥样子。另外，参与会战的人员，都把“728工程”当作政治任务来对待，指导思想上的赶、超，导致工作上的盲目服从现象不可避免。还有，当时各会战单位主持工作的领导均是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他们大多是外行，一味地“讲政治”，片面地追求“多、快、好、省”，对会战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一不懂，二也不可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之，故工程会战中也发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事，甚至“误入歧途”。

下面略举几例：1.刚开始时，下达的任务过于笼统、粗糙，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某项系统研究工作，三言两语，仅有技术指标和限定完成的时间，而缺乏周密、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具体的过程要求。因此，各会战单位只能自行摸索，走一步看一步。这些问题，从研究经费的预算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如特别简单而又“节约当头”。从1972年9月后的有关档案看，这些情况较前有所改进。2.基于上述原因，某些试验因陋就简、甚至“土法上马（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都会出现，但参战人员搞的是“世界上技术最为先进的高温气冷熔盐反应堆”（此时，国外也还处在试验阶段，未有此类堆型的核电站诞生），是在与会伤人的放射性物质“打交道”，显然要出事。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工宣队要我们发扬教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先把样品搞出来，然后再考虑防护设施。”“我是党员，又是组长，应该带头冲在前。体检发现氟化铍（吸人性）中毒后，肝肿大四指半，但还是不敢说出来，怕影响到其他同志的工作情绪。”3.反应堆“堆型”上选“熔盐堆”而非技术相对成熟的“压水堆”，显然为“冒进（冒险）”之举。就我国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一大截。如要求熔盐中所含的杂质硼、镉等的含量要小于0.1PPM数量级，即要达到千万分之一以上的纯度，且不说分析手段是否具备，单就上千度的高温、接近真空的超低压和长时间的蒸馏技术也难以做到，何况这些熔盐都具有剧毒和放射性，其操作过程本身还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还有制备、纯化、测定过程中产生的蒸汽（尾气）的吸收，废渣、粉尘的防护及处置等，都极为棘手和困难。

当然，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1971年9月9日，和中央专委钱学森、朱光亚、刘伟（二机部部长）等一起，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听取上海“728工程”建设汇报。当提及“熔盐堆”的种种优点时，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美，要实事求是。科学家要讲科学，不要跟有些干部学（这里隐指、马天水等人），话不要说得太满，要留有余地，实事求是。”谈话中，还就核电站中的“二三废”处理问题作了特别强调和指示。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设计是一回事，具体的实施又是一回事。“728工程”会战大约又持续了年把光景，后因搞“熔盐堆”的技术要求实在太高，而且就当时国内的科技和工业实力，真的很难达到，所以，经过有关科研人员的反复讨论和慎重研究，约于1973年初决定放弃“熔盐堆”而改搞“压水堆”。此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主要工作放在上海原子核所进行，且投资经费上千万元，建造了3000平方米的试验基地。“728工程”继续推进，但不再以原来的“大规模”会战形式搞。1973年5月22日，华东化工学院“728工程”科研组就地解散，有关人员回原单位，一部分人在校成立辐射化工科研组，从事明胶辐射接枝和乙丙橡胶辐射聚合等研究工作。但该校四川分院的许志立等数人又于1974年2月11日奉命调入上海原子核所，继续参与“728工程”的研究工作。

恰巧，当时“”大环境形势也有一些变化，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一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陆续“解放”，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如后来担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副院长、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的欧阳予，就是于1971年10月在湖北钟祥县的“五七”干校当猪倌时，接到刘伟部长“回京待命”的紧急通知的。不日，他带领二机部所属的13名科技人员，前往上海支援核电站建设，并由他开始全面负责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上文提到改变“堆型”的主张，就是他来上海后力主决定的。1974年3月31日，为了充实和加强“728工程”的科研和设计力量，再次指示二机部所属院所和各高等院校要派遣专门人才予以大力支援。一时间，群贤毕至，上海成了我国核电站建设的主阵地。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28工程”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79年12月，邓小平指示：“我国的核电站还是要搞的。”1982年初，上海向中央上报了《728核电站开展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报告》，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审查后，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预算总投资12亿元，厂址选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镇的双龙岗上，电站定名为秦山核电厂。1985年3月20日，秦山核电厂正式开工建设1991年12月15日，30万千瓦核动力发电机组并网发电，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厂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人也能使用上核电的梦想。

据华东化工学院叶家琪、谢璐依等参与过秦山核电厂建设的校友回忆，当年秦山脚下到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早年毕业于这所被誉为“化学工程师摇篮”的同行，他们与他们的老师一样，为我国的核电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728工程”大会战开始到秦山核电厂建成，中国的核电创业之路整整迈过了20个年头，其中既有无限的艰辛和曲折，又有不尽的感慨和自豪。回顾这段历史，有几点共识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一是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核电事业；二是成千上万名核电人发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献身核电事业；三是全闲数百家单位团结协作、全力支援核电事业。基于此，我国后来的核电事业才有新的辉煌不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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