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摘要：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原真性。国际通行以及国内长期认同的关于文化遗产的管理制度和规则，都是围绕着严格保持其本来面目、反对造假这一点展开的。无论是申报世界遗产，还是在入遗后持续展开的维护工作中，都应始终坚守原真性这一基本原则。

关键词：文化遗产；原真性；申遗；入遗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3-13(6)

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次大会于1972年11月16日正式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并制定《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在1985年12月12日成为《遗产公约》的正式签字国，1999年10月29日又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1987年，中国首批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后20余年里，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日益成为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步虽晚，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进展却极为迅速，目前，中国已拥有获准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38处(包括单纯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及文化一自然双重遗产)，位居世界前列。显然，这同我们民族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以及我们祖先创造的无数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财富，是有关联的。

申报世界遗产，最终旨在告别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状态，把中国同世界联结起来，把我们国内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迹完好地向世人展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重视，参与到保护和创建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进程中来，并通过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制度、保护和研究的经验技术，尽力争取各方面的援助拨款。申遗的初衷，或者说，最根本的目的应在于此。

文化遗产的概念，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具有杰出而普遍价值的文化财富，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的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一种已然消逝了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景观的杰出范例。简而言之，就是先人创造的那些最具历史文化价值、最值得永久性保留的优秀文物、遗址和建筑。

古代一般很难见到将物件、房屋甚至场景视作遗产而予以珍惜、存留的现象，无论东西方，皆然。文化遗产及保护观念的出现，至少是古代晚期、近代早期的事，欧洲大概一直要到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则更晚。随着那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急速推进，新旧更替日新月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扰动，公众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之后，开始关心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对已经或即将逝去的时代及其生活情趣、建筑和物件的留恋、追怀情愫，开始日渐凸显，以珍藏和守护历史旧物为主要旨趣的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可以说，这种将文化也看作是一种需要全力维护和传承的遗产的观念，归根结底是从近代工业文明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并一直延伸至今。而对中国人来说，文化遗产的理念也是一件取自西方的舶来品。中国近年经济发展的势头迅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遗产更加关注和重视。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当前的世界潮流。

文化遗产观念的提出，最终就是为了留住历史的记忆，将现实与传统加以连接。不管是一件古董、一座建筑、一处遗址，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是第一要义。保护，就要尽量使其原状原貌、原汁原味，是为了留住遗产本身包含的必要的历史信息，正确反映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不让岁月的流逝将其改变。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所体现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亦即真实性。

关于文化遗产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原则，概括起来，都是围绕着保持其本来面目这一点展开的。早在1964年5月，国际社会通过的《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首次引入并奠定了原真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严肃表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进一步确立了遗址遗物“原址保护”、“原状陈列”的基本原则。几个“原”字，所要追求的和实际体现的，就是最重要的文物的原真性。因此，随意搬动、更改、增减、粉饰和另起炉灶式的重造，都是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的。1994年12月，在日本古都奈良又进一步通过了有关原真性原则最重要的国际文献《奈良文件》，肯定了关于原真性在文化遗产中的定义、评估和监控作用。

作为这个基本原则的延伸或发挥，国际文化遗产界在面对一些亟待维修的陈旧历史文化建筑时，便一再强调必须做到“修旧如旧”，而不能整旧如新。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这一“修旧如旧”原则，其实就是从维护这一文化原真性出发的，以保持或恢复建筑的原貌。在这方面，中国文物管理部门与国际社会的总体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原真性原则在中国文物古迹的保护实践中，是一直被认可和实施的。1992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就明确否定了对那些已经损毁的建筑物实行重建的做法。2000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指出，保护的目的，就在于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保护的任务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措施，修缮自然力和人为造成的损伤，制止新的破坏。所有保护措施都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保持城市和建筑原貌的理念，在欧洲国家更为深入人心，做得也十分到位。巴黎的城市规划堪称举世无双，奠基于18、19世纪，至今看来，依旧优雅华贵，无与伦比。其房屋大多高不过三四层楼，从埃菲尔铁塔上俯瞰花都全景，绝少见有高层建筑，仅蒙巴纳斯若干年前建过一幢高层，至今“金鸡独立”式的矗立着。由于它破坏了巴黎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风貌和“视觉完整性”，当时即招致议会一片反对之声，从此便无人再敢斗胆越轨，乱砌高层了。俄罗斯圣彼得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城均被划入保护范围，除近郊有些苏联时期留下的建筑外，城内基本上保持了18、19世纪的建筑格局及文化氛围。彼得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原为全城建筑最高点，而现在依然如此，没有新建任何高层超越它，城市的天际线还是维持了原状。

这样的城市和建筑规划，显然比较原汁原味，因为它保持了过往的历史文化风貌，使之定格在了人们所要永世存留的最美好的那一刻。应该说，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原真性，堪称成功的范例。

一位中国的市长到某个北欧城市访问，东道主曾站在一座建筑的窗户前，指着墙上挂的一幅百年前风景画，十分自豪地告诉来访者，从这里看出去的城市风景，同早先画上的景色一模一样。显然，他把城市景色的没有改变、城市原貌的保持，看成是引以为傲之事，这同我们汲汲求变、刻意追慕“旧貌换新颜”的理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这位外国市长的话中，从他们的城市文化管理的理念中，我们不也可以得出某些有益的启示吗?

保持文物和遗产的原真性，可大到总体布局，小到具体的结构、材料这样的细节。巴黎的许多街道路面至今没有改铺水泥、沥青，而依旧维持着上两个世纪以块石铺砌的传统，这才能达到跟周边街景和气氛相契合的效果。不难设想，若遇上一支国庆节仪仗队，听着马蹄踩踏街面石块的响 动，准让人体味到那种淳厚的法兰西历史之韵。参观里昂的古罗马半圆形剧场遗址时，我还看到当地管理部门为尽量同历史原貌相协调，在设计遗址路面选材时，别具匠心地采用了柔性的窄木板条敷设，而没有简单地浇筑会损害历史感的水泥路面。这显然是出于不影响其原真性的考虑，窄木板条同古剧场的石结构错落相间，显得调和而别致，若干年后坏了还可更换，但水泥就会把一切封杀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维护遗产的原真性是严谨、执著、毫不含糊的，管理制度的设计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即严肃处理。它所针对的负面事件，足以让人警觉。

2004年苏州大会期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作出决定，以“视觉完整性”受周边建筑的扩展威胁为由，将著名的德国科隆大教堂列为“濒危遗产”。一旦成为“濒危遗产”，就意味着被列入了“黑名单”，这是非常严重的“黄牌”警告。所以，一个申遗项目即使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并不表明其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长期保护、恪守规则依然任重而道远。“濒危遗产”是一个警告信号，一般先给被发现问题者留出过渡期，督促其着力改善，采取紧急补救措施，及时解决存在的专业技术难题。若整改成功，可予摘帽，重回世界遗产名录；若拒绝整改或整改不力、难以达标，重则摘牌除名，剔出遗产名录。

2009年的塞维利亚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经投票表决，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定将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埃尔伯峡谷(易北河谷)从世界遗产名录中正式除名，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原来，几年前德累斯顿市政府为缓和城市交通，计划在入遗项目所在的易北河上兴建跨河大桥。教科文组织早就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此举势将破坏易北河谷风景的整体性，建议改用修筑河底隧道的方式解决，但遭到坚持己见的市政当局拒绝，理由是这个方案已经该市全民公决，并经联邦裁定。于是，遗产委员会便动了真格，以鲜明的表决除名，来维护其不可动摇的原真性基本原则。德累斯顿的除名案，并非首例，此前已有过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项目的除名。

这一风波向人们发出了明晰的信号，申遗也好，入遗后的保护工作也好，是来不得半点疏失和侥幸的，我们试图予以接轨的国际制度与规则，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不容置疑的刚性一面，维护遗产的原真性原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原真性观念本身，当然也有一个扩展、深化的持续过程。起初，人们还仅仅看重某些单幢城市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想到要给这些建筑物挂牌保护，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后来的想法进一步慢慢提升，发现还需要考虑历史文化风貌的完整性和整体性效果。于是，又发展出了对城市某些优秀建筑群实行整个街区的全面性保护理念。要将对点的原真性追求，扩大到线和面上。

富有文化眼光的成片保护主张，是由意大利罗马市率先提出的。墨索里尼时代对罗马城实施改造时，曾一度沉迷于将古罗马时期建筑的周围全部拆除干净，修建广场，号称把古建筑“亮出来”。但这一做法，恰恰会使这些建筑因失去同总体历史环境的有机联系而显得孤单、怪异、不伦不类，所以后来便遭到了摒弃。

所谓整体性保护，即不光要保留某个具体的建筑或遗址，还须考虑周边的整体环境，对城市的有关街区、乃至整个村镇、实施大面积成片保护，留住原有的居民，延续其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风尚习俗，尽力把它定格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欧洲不少城市，像罗马、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布拉格、布达佩斯、塔林、圣彼得堡，就是秉持这样的理念而保持了历史文化原貌的。漫步罗马的市中心，你会感觉到行走在真切的历史当中，至今可见成片的古罗马时期遗留的建筑废墟、遗迹，没有刻意的粉饰性修复，更没有那些名为“开发”实则破坏的所谓“重建“。所幸近年来国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一定改进，已开始意识到成片保护的可贵价值了。在全国上海市率先通过地方人大立法，设立若干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予以整体保护，控制大拆大建，这就在观念上跨出了一大步。其他一些城市也实际上开始实行了对某些特殊区域的成片保护措施，如在福州、镇江、大连、天津、赣州、西安等地所做的那样。

然而正如许多事情一样，理论认同、口头宣示甚至厘定法规是一回事，具体实施、落实则又是另一回事，在真正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目标，即维护原真性，在不折不扣地与国际惯例接轨等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国内的“申遗热”如火如荼，可谓喜忧参半。国人在文化上的自我推介，在国际舞台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过去的闻所未闻，全然不识，已变为积极参与，乃至争先恐后，既是好事，却也不乏隐忧，毋庸讳言，其中相当程度恐仍来自于扭曲的政绩观和利益的驱动。目前全国尚具“申遗”意愿的项目据说多达200个!中国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申报的先天条件虽颇优越，但也未必都能一一如愿。世界遗产名录不是终身制，不可能无限扩展，尤其依照不少地方的现状来看，主客观条件尚不充分。申遗和入遗后能否保住已有的名位，仍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很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风霜雨雪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也不是完全缺乏相应的保护技术，而是各种片面和错误的认识”。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以及申遗成功与否的关键，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对保持文化遗产原真性的认识，观念的提升，以及具体的操作力度。

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信息，遗产保护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实物遗存，要的就是一个“真”字。没有了原真性，或本有的原真性遭受了破坏，申遗则必无可能。譬如，上海外滩建筑群如欲申遗就难度很大。其麻烦倒不在于外滩的建筑将使人想起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入侵的历史，国人从民族情感上难以接受，因为带有类似色彩的澳门历史城区，已申遗成功多年，而在于，如今外滩的相邻和周边地带，已矗立起太多近年落成的新型建筑物，与原来的历史建筑风格极不协调，昔日那种原始状态下的“万国建筑博物馆”的整体景观已然大打折扣，这恰恰是申遗之大忌!香港、悉尼那些新旧错杂的建筑群，恐怕也都存在这类问题。

杭州的西湖风景区，原本也有很大的申遗机会，但因近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后激起的缺乏前瞻性的乱建高层狂潮，破坏了景区的轮廓线，申遗遂遥不可及。最为人诟病的是前不久西湖的雷峰塔重建，整个一个金光灿灿的新玩意，毫无历史文化价值，同多年来人们心目中的那个带有苍凉残缺美的雷峰塔意象，全然不匹配。可怕之处还在于，一座新雷峰塔起来后，引起一阵造假风，各地纷纷醉心于重建早已消失了的城墙、庙宇、亭台楼阁，像北京、曲阜、池州、沈阳、苏州，包括上海周边的一些江南古镇，有的已经建起，有的则跃跃欲试。

听说不久前无锡也打算通过重建老城墙，来为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助推。甚至还有人提议，为此去重新开凿运河，重建运河边的漕运总督衙门。类似的念头和举措，实际上只能与申遗的意愿背道而驰，大帮倒忙。

遗产保护保护什么?就是保护既有的状貌、特色，有什么保什么，有多少保多少，不使其继续遭受损毁，而尽量遵循其原样原风格。这绝不意味着要将当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而今已湮灭的 所有物质遗产(包括老屋旧城)全都予以复建，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如今复建起来的，根本就不是古物，而是新造的假古董，同货真价实的历史遗产则风马牛不相及，现在去重建，就是造假。我们总不能一方面破坏遗产的原真性，另一方面却又企望申遗获得成功。

当然，如在保真上到位，申遗成功还是有可能的。那就是通过努力，将遗产及其周边环境中多余的人为添加物拆除，力求恢复本来面目。2008年申遗成功的三清山，就得益于这种事前做的“减法”。有关管理部门将景区内近年所建的8000平方米宾馆设施一一拆除，让山光水色重归本真。如此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才为申遗扫清了障碍。

在维持遗产的原貌原状方面，政府主管部门的“作为”，也是应作区分的，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管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决不能为了制造“政绩”而胡乱作为；与其乱作为，不如暂时少作为、不作为，多听听各种意见后再决策；有时甚至不妨提倡一点必要的“无为而治”，此时此事的不作为，也许恰恰是最大的作为。

对已经入遗的文化遗产，也不能随心所欲，更要加强保护，善始善终，继续在秉持原真性上下足功夫。为福建土楼申遗成功曾不遗余力的漳州市官员，就清醒地认识到，申遗的成功，让他们感到的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意味着保护的力度要求更大了”。因为那实际上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对国人、对国际社会的一项郑重承诺，是一种严肃的历史担当。

不能不看到，目前中国在入遗项目、乃至一般文物的保护上，还存在不小的观念误区和实践错位，依然涉及坚持还是背离原真性的问题。十分突出的一点是，申遗所谋取到的声誉和名分，如今被曲解为单纯的发展旅游之需，文化遗产变味成了一块招徕游客、铜臭斑斑的金字招牌，这就从整体上发生了错位。

中国最早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城镇平遥和丽江，入遗后不久，就又是重建城门楼、开挖护城河，又在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忙着重建早已不复存在的木氏土司府，这是在“恢复历史”的错误观念引导下的不智之举。暂时赢得的可能是大把的游客和门票收入，失去的则恰恰是最可贵的文物本该拥有的原真价值。让人记住历史和尊重历史，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不一定非得再起炉灶。法国的古城格勒诺布尔，那里有完好留存至今的一段古代罗马时代的城墙，历经1700年风雨，斑驳旧貌，不加润饰，就那么全副本色地立于世人面前。该城历史上也曾有过中世纪时期所建的另一段城墙，但至今已荡然无存。法国人没有去刻意重建，而是别具匠心地作了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处理，即在原来旧城区的街巷路面上，每隔一段距离钉上一块锃亮的圆形金属标志牌，标示出昔日该城墙的大致方位与走向，行人一路走来，可对此了然于胸。此间无物胜有物，老城生活依旧，没有破坏现状，没有推倒重来，更没有物化的视觉强迫，它宁缺毋滥，决不做假，而在不动声色间，就把历史的记忆悄然植入了人们的心田。格勒诺布尔只是欧洲无数古城中的一员，尚非世界文化遗产地，有这样不凡的文物理念，实属不易，比那些耗钱费力、大轰大嗡的瞎折腾来得更高明、更富于远见。

循着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误人思路，便出现“戏不够，歌来凑”的怪现象。为了拼命抬高遗产地参观券的票价，竞相做大，又在遗产保护范围内，到处用钢筋水泥、木材塑料营造大批假景点，跟真正的历史文物搅在一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致原本很好的文化遗产项目而被冲淡、稀释，搞得品味降低，粗俗不堪。在嘉峪关和位于鸭绿江畔的辽宁虎山长城等处，就有真城墙上接出的假城墙，或完全谈不上是文物的新造建筑。在乐山大佛这样原真状态的宏伟遗产附近，居然去增建什么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仿制品，真是画蛇添足，滑天下之大稽!最匪夷所思的是，竟还有人主张，重建圆明园这样的历史纪念地。显然，其目的不是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只是在搂钱。有些人为了将文化遗产当做他们的摇钱树，已至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长城管理部门不顾起码的职业道德，甚至允许法国雪铁龙汽车商把车开上中国的长城城墙做广告，广告片播出后，倒是引起了法国公众的谴责。新疆若羌县当局为敛钱，不惜任由外国游客在楼兰古城遗址内随意踩踏，捡拾地上文物碎块，甚至随地便溺，交换条件只是向每人收取一万元的什么费。

在国内文物维修中，用材失当失真的也不少。笔者前不久出差山西晋城，顺便看了那里的两座古桥――景德桥和景忠桥。那是类似河北赵州桥样式的大跨度双孔石拱桥，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艺术价值。但听当地群众说，没人好好管理，河道淤塞，污物充斥，而且桥身桥面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景德桥雕有精美纹饰的石栏上，被安上高高的铁网罩，古韵顿减。原本条石铺筑的桥面，被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沥青，全然不顾文物本身的材质和景观的协调性。

为了维护文化遗产地的原真性和纯洁性，依照国际通行惯例，不仅绝对不可以在那里随意增添任何永久性建筑物，也不允许更改原来的建筑结构、用材和工艺，就是纯为旅游服务的商业行为，也要受到严格限制。以笔者曾经参观过的意大利蒂沃利罗马皇帝哈德良别墅，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地同中国的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样，同为帝王憩息的离宫别苑，而年代要更古远得多。那里的景区内非但没有招摇、纷扰的售货摊、遮阳伞，也不见商店、餐厅，不提供任何餐饮服务。据说过去当地的汽车站上就贴着告示，提醒游客参观时须自备食品。那么，这种给游客带来不便的规定，究竟出自何种考虑?我想，恐怕终究还是为着保有遗产地的一份安谧清静，守住历史文化氛围的原汁原味，当年的帝王宫苑哪有乱哄哄的?反观国内，恐怕就没有这等禁忌或表面上的“不讲人情味”了，主管部门居然“大方”到允许星巴克咖啡馆开进中国的头号文化遗产地――故宫!在外国老板兜里大把美元的租金诱惑下，原真性底线便守不住了。

文化遗产的中心在于原真性，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理念和原则，文物事业、申遗和维护遗产的工作才有可能健康发展。遗产保护要解决观念问题，必须加强对民众和官员的相关教育，首先要从官员抓起。在中国，但凡要办成事，没有官员的主导作用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他们的脑筋明白，思想开通了，事情才好办，也才能办好，毕竟官员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和权力。这也就是袁伟时教授曾经力倡的，开民智先要开官智。文化遗产的保护，官员意识理当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