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评估标准

摘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倡导“本真性”原则，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从学理角度都进行过梳理和阐释，然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一直缺乏有效的评估标准。这种缺失源于从文化变异的程度来确认其是否具有“本真性”，而忽略了作为文化承担者和传承者的民族成员本身。在此，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从文化认同功能的角度阐述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普遍认同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评估的首要标准。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伊玛堪

中图分类号：C9134.25；G1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是一个近几年在学界迅速蔓延的明星概念。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国内便激发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极大热情，政府也开始把这项工作当作公共文化事业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促进文化创新，实现民族认同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不同于具有固定形态的建筑、器物、经籍等物质文化样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世代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形式的传承中，既保持着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又呈现出活态的流动性和变异性。中国许多民俗学者都曾经论述过其这一特质，并基于此提出“活态”保护、“整体”保护、“本真性”保护等原则，以便使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可以生存，又能够发展，最终不会丧失其质的规定性。

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保护本真的、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是在现代化前进路径中“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完成现代转化。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功利的追逐已经超出了对意义的追求，在上述两种论调中，后者往往占据支配地位。更有甚者，短视地将能够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助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追逐功利的手段，使保护工作无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与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悖论问题逐渐彰显。当作为传统社会中地方性知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化的全民族的公共文化体系时，语境的转换必然打破原有的传承节奏和轨迹，引起文化表现形式的变更，失去“本真性”。如何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中国学者们反复论证的课题。而长期以来对于“本真性”标准和程度界定的模糊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变异性发生的有效幅度，成为确立保护工作步骤和评判保护工作成效的障碍。也就是说，只有确定“本真性”的概念自身的衡量标准，才能确认“非遗”项目的利用和开发可以多大幅度内使其变异和流动而不失“本真性”。“本真性”既是“非遗”保护工作追逐的目标，也是评价的标准。然而，在纷杂的“非遗”对象面前，这个抽象的概念如何去界定和使用，本文拟就一个具体项目的保护进程和现状分析提出一些思考。

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评估标准

“本真性”(Aufhenticit)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希腊语的“authentes”，意为“权威者”或“某人亲手制作”。20世纪60年代文化工业兴起，机械复制时代来临，一系列现代性的光晕遮蔽了艺术作品的“本真性”，也激起了人们对于“本真性”的渴求和追寻。来自民间的、传统的文化事象被认为是“本真性”的代表，从而整合了不同领域中的相关事象之后确立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的合法地位。“本真性”由此进入了文化研究领域，成为建构民俗学的基本要素。

目前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本真性”诉求越来越成为主流话语。那么，什么是“本真性”呢?著名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在界定“非遗”保护中的“本真性”时说：

“我这里所说的‘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嘲刘魁立先生的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明确了“本真性”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对民族文化本体的重要性。

“本真性”成为民俗学及其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尺。在流动发展的现代化潮流中，关于达到“本真性”评估标准的论证一直付诸阙如。正如德国民俗学家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所说：“欧美民俗研究伊始之时，便受到渴求‘本真性’之强烈影响。坦率而言‘本真性’一词，隐含着对真实性的探求，因为这种探求具有多义性和不易把握的本质，学界和社会均难以达成共识。”

我们习惯将量变引起质变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逻辑起点，秉持“本真性”的原则，在探讨“非遗”项目保护工作时反复强调而不越雷池一步，生怕文化变形的幅度过大，就引出了“变质”的恶果。多少的“量变”是一个合适的尺度，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直在尝试界定，然而林林总总的文化事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异性，要找到一个量的规定性，似乎是强人所难和不切实际的。这种模糊标准和过分强调“本真性”往往又使保护工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我们倡导的“活态”保护原则以及“非遗”项目自有的流动变异性相抵牾，同时造成了这个概念本身的逻辑冲突，最终导致文化的“失真”。正如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所言：“学者的裁断将‘民俗的真正范例’放置到了一块不断缩小的土地上，将之从动态的文化进程中隔离出来，而这种进程正是人类交流传播的一种特质。简言之，对真实性的保护，必定导致适得其反的非真实性。一旦一种民间习惯、一首民歌、一篇民间叙事作品被宣称为‘真实的’，它势必更为引人注目，会变得僵化守固，会被市场化，按照‘本真性’的说法，它就成为虚假不实的了”。

那么，导致概念本身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应当如何去化解?笔者认为，对于“本真性”概念内涵的界定和理解并没有问题，只是过于强调学者眼中的“本真性”标准，忽略了“本真性”判定的主体――民族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应当尝试从文化创造主体和文化功能的角度分析和反思，重新建构“本真性”的评估标准。现行一系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的从宏观看来是要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为人类文化的持续和创新发展提供助力。具体到某个民族层次，就是为了实现该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使其持续生存和发展。因此，检验保护工作是否成功，保护策略是否合理，都要以上述保护目的是否达到或者实现的完全程度作为标尺。作为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该民族成员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主体，评估“非遗”项目的“本真性”也必然应当以该民族成员是否认同作为判定标准。长期以来，对于“本真性”的讨论陷入了一个误区，即忽视了谁是“非遗”的文化主体。作为民族文化旁观者的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理想中的文化发展模式，并作为文化事象“本真性”的评价标准，这种对文化主体的误解使得整个逻辑推理开始于一个主观先验的起点，最终使得“本真性”的论证自相矛盾。基于这种逻辑判断，笔者结合一个具体的项目，即赫哲族史诗“伊玛 堪”的保护进程来进行分析和论证。

三、赫哲族“伊玛堪”的保护进程和现状分析

(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玛堪”的文本表述

赫哲族史诗“伊玛堪”于2006年第一批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保护项目，并于2010年由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濒危保护项目，是非常有特色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对于“伊玛堪”的文本介绍如下，可以看作是比较权威的传统“伊玛堪”的描述。

赫哲族“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流行于黑龙江省的赫哲族聚居区。据现有资料，它最迟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形成。“伊玛堪”的表演形式为一个人说唱结合地进行徒口叙述，大体上以说为主，以唱为辅，没有乐器伴奏。传统节目长、中、短篇均有，代表性作品有《希尔达鲁莫日根》、《满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英土格格奔月》、《亚热勾》、《西热勾》等。

“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及演出风格有“大唱”和“小唱”之分。“大唱”即“伊玛堪大唱”，是指以说为主的表演，侧重和擅长表现英雄传奇性内容的长篇节目，如各种英雄故事和赫哲族人的创世传说；“小唱”即“伊玛堪小唱”，是指以唱为主的表演，侧重和擅长表现抒情性内容的短篇节目。“伊玛堪”的唱腔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流行地和艺人的不同，所采用的唱腔曲调也各有区别，常见的曲调有“赫尼那调”、“赫里勒调”、“苏苏调”、“喜调”、“悲伤调”和“下江打渔调”等。“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还具有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功能，价值独特，意义重大。

(二)传承中的“伊玛堪”

笔者先后于2009年2月和2010年2月到赫哲族聚居的佳木斯市敖其镇敖其村和同江市街津口乡进行调查，与国家级传承人吴明新和吴宝臣以及传习所的学员们进行访谈，同时开展问卷调查。目的是想了解“伊玛堪”的传承现状，以及当代赫哲族人对于“伊玛堪”的理解和认知。2010年11月，笔者又参加了在同江市举行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玛堪’第三届培训班汇报会”。自2008年以来，

“伊玛堪”汇报会每年举行一次，以各个传习所为单位的学员都在汇报会上以比赛形式进行演出。因此，该会可谓最集中地展现了“伊玛堪”在现代的保留形态及其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结合“伊玛堪”申报文本、文献资料和笔者的调查报告，现从表演的形式和整体特征上将传统的“伊玛堪”与实施保护工作后现实中活态传承的“伊玛堪”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现在流传或者说我们传承和保护后的“伊玛堪”与传统的“伊玛堪”相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上世纪30年代凌纯生采录的“伊玛堪”和后来80年代“伊玛堪”的传统曲目和形式大致相似，而且篇幅往往较长，甚至可以演述几天几夜，唱调丰富，讲唱结合。现代我们可见的舞台上的“伊玛堪”则只是传统曲目中的一个或几个片段，讲一段故事，或者表演一段萨满舞。现在传承中的“伊玛堪”表演场域已经从赫哲族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情境中转移到了灯光四射的舞台上；曾经一个人面对一个熟人圈子的说唱，变成了一个或者几个人面对更大规模的陌生群体的艺术表演；日常生活着装也变成了华美的节日盛装；乐器、音响设备逐渐代替了徒口的无伴奏讲唱。由此可见，当下传承的“伊玛堪”讲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伊玛堪”。这种变异是不是破坏了文化本身的“本真性”呢?笔者认为，这种变异恰恰是“伊玛堪”从赫哲族传统社会积极转变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赫哲族人民根据自身文化特点进行的文化传承和自觉创造。

首先，各种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的综合运用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场景布置、服饰、语言等传统文化元素的充分运用，展现出赫哲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同江市街津口乡国家级传承人吴宝臣等人表演的曲目《日出一族》，模拟再现了赫哲人撒网捕鱼的场景。表演者身穿华丽的传统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渔网被当作道具搬上舞台，展示了传统赫哲人的生活历史，他们自称为最早看见太阳的“日出一族”，彰显出赫哲人丰富的渔猎文化和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

鱼皮服饰是赫哲族独具特色的民族符号。六十多岁的尤文凤是赫哲族鱼皮文化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汇报演出的时候穿上了她亲手制作的鱼皮衣裙，戴着鱼皮装饰的帽子进行表演。由于年纪较大，精通赫哲语，因此她的“伊玛堪”讲唱流利生动，表情丰富。但因为台下的观众已经不再是单一的通晓赫哲语的人群，缺乏共同的知识结构和沟通载体使得表演者和观众的互动产生障碍。所以每讲完一段，老人就会用汉语把情节和内容大致翻译一遍。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濒危的时候，常常将口头传统危机的直接原因归咎于民族语言的困境，这是现实也是恢复传统的最大障碍。现在懂得民族语言的赫哲人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在用赫哲语演述之前先用汉语翻译情节、交代背景逐渐固定为现代“伊玛堪”表演的模式。尽管如此，赫哲人却没有为此放弃使用民族语言讲唱“伊玛堪”，赫哲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此，在传习所进行“伊玛堪”传承的时候，不仅仅要模仿唱段，语言和民族历史文化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

其次，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都是以符合当下审美需求的形式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表达。现行的“伊玛堪”除了对民族文化符号加以运用外，还广泛借鉴融入了现代传媒技术和外来民族文化元素，体现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对于大众传媒的大胆借用，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伊玛堪”表演的艺术形式。总体来看，大量现代舞台表演元素的介入使得“伊玛堪”的表演形式发生了较大改动，而其演唱的曲调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在保留原有唱腔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符合了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除了表演形式的变化，在“伊玛堪”的传习过程中，传承人和学员们也在有意识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行自觉的创作。在2009年第三次“伊玛堪”汇报演出中，“伊玛堪”国家级传承人吴明新老人就表演了自己创作的新曲目《美人鱼姑娘》，借鉴了西方童话中美人鱼的原型，同时加入了汉族龙女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三江交汇的地方，赫哲人世代以打渔为生，有一年当地闹起鱼荒，一位美丽的赫哲姑娘为了族人能够富足生活而离开亲人跳入江中，被龙王救起化为人鱼，以后每年春天的时候，这位姑娘都会赶着大批的鱼来家乡造福族人。面对这种全新创作的“伊玛堪”，大多数赫哲人表示能够接受，还有一起学习“伊玛堪”的赫哲族老人和学员对这个故事提出了改编和完善的意见；也有人认为新“伊玛堪”在内容上因为过于现代和缺少历史感而不能被接受，只有传统的“伊玛堪”才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代表。这个内容创新的“伊玛堪”能否进入赫哲人认同的文化体系之中。还需要时间检验。重要的是，从中我们看出赫哲族的成员在以自己情感和认知对“伊玛堪”传承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选择和判断，寻求一种彼此认同的民族文化样式作为民族象征和心灵归属。而作为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他们的判断和认同才是文化“本真性”最权威的评价标准，也是推进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

四、结语

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市场资本等多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复杂工程。当较为脆弱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全球化浪潮冲击得奄奄一息时，有了政府部门的制度支持、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和市场资本的积极推动，才能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也由此在评估文化保护项目的“本真性”时，往往由代表学术权威的专家学者充当评判者，而关于“本真性”的认定和标准却总是难以达成共识。问题就在于对文化事项中“人”的忽视。“构成‘本真性’的基本要素是该事象的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形态和作为主体的个人、社群、族群对该事象的价值评估。”认知人类学认为，任何个体和民族都有不轻易为他者知悉的心灵世界，真正的文化存在于“文化负荷者”的心中，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传播者和分享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要将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样式重新唤醒导入现代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外力作用下变形的民族传统文化被嫁接和植入后是否能够被接受和存活，是由民族内部全体成员来选择和评判的，而并非单纯地靠理论推断能够代替的。因此，在该民族之外的成员以他者的目光审视这种民族文化样式是否具有“本真性”的时候，既要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又要以“文化负荷者”的判断和选择为论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