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杂文情缘

我给报刊写文章,得追溯到四十余年前的大学时代。后来在机关里耍笔杆子,起草报告、讲话、文件,日子久了,备感枯燥乏味,于是读鲁迅杂文,读报刊上的杂文,如饮甘泉,深孚我心,渐渐地就爱上了杂文。

但提笔写杂文,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了。回想起来,我的杂文情缘与《文汇报》“笔会”副刊和杂文编辑朱大路同志,关系甚大。可以说,是“笔会”副刊和大路同志,把我领进了杂文写作的大门。

电视剧《水浒传》的投拍,曾在九十年代初轰动一时。尤其是招募剧中潘金莲这一角色的消息,使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诸多女明星趋之若鹜;而包括大牌影星刘晓庆在内的一批女演员,也在媒体上张扬、炒作,摆出潘金莲一角舍我其谁的架势。对此等文化现象,我找来小说《水浒传》,又读了鲁迅关于这部小说以及《金瓶梅》的论述,旁及周作人对娼女的议论,信笔写下《何苦争演潘金莲》,投给了“笔会”副刊。文中,我对某些女明星热衷于演煽情戏、床上戏做了批评,指出影视作品以“拳头加枕头”的套路去媚俗、走俏市场,是艺术的歧途,“竞逐金莲意欲何,乱抛媚眼堕浊流。有艺德有良心的明星,当慎自为之,好自为之。”出乎意料,没过几天这篇杂文就在“笔会”副刊登出,十多天后还发表一则“读者来信”,称拙文“宛似且介亭里的投枪”,“如饮咸亨酒店里的老酒”。学步之作蒙此谬赞,自是愧不敢当;但这些对于我此后的杂文创作,起到不小的激励和孵化之功。由之随读随想随写,每有杂文便第一个投给“笔会”,与杂文编辑朱大路同志,书信往来,电话联络,变得熟识起来。就这样,我由一个杂文读者成了杂文作者,前前后后在“笔会”副刊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其中一些篇什被收进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杂文三百篇》和《世纪末杂文二百篇》。我与杂文的情缘随之与日俱增。

在近二十年的杂文写作生涯中,我以为,遇到一个好的杂文编辑,实为三生之幸。约摸在十年前吧,我由李长之先生《批判鲁迅》一书的遭遇,写了杂文《“批判”正解》,对“批判”一词的被扭曲、误解,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例,予以澄清、辩证。大路同志在编发时删节了一些琐屑的枝蔓,突出了“批判”的几个科学要素,还将标题改为《“批判”有何不好?》,增强了杂文的现实针对性,还特意给杂文画上一条“尾巴”:“恢复‘批判’的公民权吧!”短短一句,画龙点睛,余韵悠长。编辑妙笔生花,堪谓“一字之师”!我曾打电话向他致谢,他在电话那头却只是淡淡两句话:“呒啥呒啥,应该应该。”我想,2000年“笔会”被《杂文选刊》评为广大读者最喜爱的“五个杂文园地”之一,大路同志也被称作“杂文名编”,当是实至名归。也因为“笔会”副刊和大路同志的牵线搭桥,我结识了杂文界的诸多作者、编者。新朋老友,共谱杂文,不亦乐乎!如果没有一批有担当、有见地的杂文编辑,如果没有像“笔会”、“花地”、“今晚”以及《杂文选刊》、《杂文报》、《杂文月刊》这些杂文园地,新时期杂文的崛起和繁荣,难以想象。

从“五四”算起,中国现代杂文走过了九十个年头。陈独秀、胡适之、鲁迅、瞿秋白等“五四”先辈,他们个个是杂文好手!其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九十年的杂文之路,呈现着高、低、高的马鞍形发展态势。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我不胜此任,却也存一管之见:写杂文不难,可要写好杂文不易,好杂文而又能流布于世则更不易!窃以为,真正的好杂文,要有风骨、有见地、有文采,三者缺一不可。鲁迅早就说过,“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而今,一批中青年杂文家的涌现,昭示着中国杂文的希望和明天。

将奔古稀之年的我,精力不济,杂事缠身。辍笔数年,再续杂文情缘,大半年间,长长短短草成十多万字,但自感满意的了了。多蒙《杂文选刊》不弃,推出一组近作,使我有些惶恐,就算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一个汇报吧。祈望得到杂文界同行的教正。

作者漫像 / 杨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