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2 07:14:10
但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形成，绝非一个国度或民族独具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内隐着深层的人类文化学机制，带有人类的普遍规律。文学中的各种文体，说到底，是人类在各种环境中不同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情感心态的表现形式、生命体验的物化形态，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话语秩序与文本体式。所以，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文学殿堂的瑰宝，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当然，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应是一种平行比较，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而这种平行比较，反倒更有益于发现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本身所具备的属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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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化学与符号学的眼光观察文学艺术史上的文体演变，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文体作为按照一定的话语秩序形成的文本体式，实质上是人类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为了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互相进行交流，而从事的一种符号的编码方法与体式。这种特定文体编码活动的最后操纵者，是所处时代的总体文化背景。一旦时代环境发生变化，既定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就会与时代精神、社会心态失去对应性，产生矛盾与悖逆。于是，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文体的符号编码活动就必然出现变革，产生新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
英国随笔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就是这样在各自历史时代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的骄子。这种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有三个共同点：
一、时代环境，需要政治的松动与思想的解放；
二、物质载体，需要有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
三、读者对象，需要有企望革旧出新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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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体的产生，除了外部条件之外，还有文体自身运动的原因，需要适宜的民族气质的陶冶与文学土壤的培育，经历长期的积累与演化。
中英两国散文发达的原因是：从思维方式上看，都不偏重系统性的理论思维，而擅长片断、零碎、偶感式的机智发现；从民族气质与文学表现形式上看，都不侧重体系化的高深大论，而喜好随意、形象、感应性的灵活体式。
散文文体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人的觉醒、自我的个性意识的复苏。17世纪初，法国蒙田的“Essais”被译成英文，传人英国，冲击了长期统驭英国散文的古罗马拉丁文模式，给英国散文注入了活力。其后，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种种变迁，积累了从培根到艾狄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哥尔斯密、约翰逊等众多作家的写作经验，才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人的觉醒、自我意识的复苏，出现了以兰姆、赫兹里特、李·亨特、德·昆西方代表的19世纪浪漫派随笔，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使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形成气候。从蒙田到兰姆，竟经历了二百多年!
中国的随笔式自由文体的形成过程更加漫长。从现有材料看，三千年以前写于商代的《尚书·盘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初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魏晋时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家的传世杰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摆着架子，拘着套式，纵然到了宋代，出现了坡等人的随意小品，却总不能成气候。经历两千余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纪上半叶，才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催促下，涌现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为文坛主流。晚明小品作家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冲溃了模拟古人的陈腐樊篱，吹来一股清新之气。试与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浪漫派随笔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晚明小品与英国浪漫派随笔这两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之间，在文体运动内在机制中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人的觉醒、自我意识复苏的思想运作中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自由随意。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经历了清代的严厉镇压与残酷统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时，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也就随即灭绝了。直到20世纪初叶五四文学革命爆发，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决了古文的禁锢，实现了白话文的语言体式变革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复苏、觉醒，这种随笔式自由文体才应运重生。
所以，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与英国随笔一样，都是外部条件与内部机制共趋成熟的情况下，适应本国的民族气质与文学积累应运而生的一种特殊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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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文体具有哪些特质?它算不算文学作品?算的话，文学属性表现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研究鲁迅杂文时遇到的疑难，也同样是英国文坛讨论英国随笔时总要产生的困惑。
英国散文的历史没有中国久远，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理论探讨却早于中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1916年出版的一本《英国随笔》(TheEnglishFamiliarEssay)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作出这样的界定：“或许没有人能够否定这种说法，Essay的定义既不能广泛包括散文的各种不同类型，又不能非常严格地区分Es-say的特性，使之与其它比较短的文章区别开来。试去看一看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兰姆的《论烤猪》、麦考莱的《华伦·哈斯汀斯》、卡莱尔的《关于彭斯的随笔》和安诺德的《美与智之融合》，就会发现这些多样的文学作品不属于任何单式的统一的文体，然而却被通称为essay。因为人们习惯地感觉到这些作品具有这样一种明晰的共性：essay的作者不涉及公事或系统性的思想资料，而是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所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因此，essay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限定——或许最好称之为“familiaressay。”
而早在1903年，一本大部头的《英国随笔家》(TheEnglishEssayists)就在扉页上印了赫兹里特的一段话，对familiarliaressay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它不论述矿石或者化石，也不研究植物的特性或者行星的影响，它也不涉及信仰的形式或者哲学的体系，不热衷抽象虚悬的精神系统；然而，它与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记录他们的行动，追溯他们的动机，抓住他们的念头，描述他们个人的和无穷领域里的所有追求，嘲笑他们的荒唐，揭露他们的悖谬，‘像给大自然照镜子一样，反映时代的变迁与主潮，形势与困厄’；细致入微地表现我们的服饰、面貌、思想和行为；显现我们自己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又不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生活的全部戏剧。……它是最好、最自然的课堂……探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已经成为什么样了，今后应该是什么样。”以上界定，本身就是英国随笔味儿的：不故作高深大论、系统辨析，只是随随便便说几句，宽宽泛泛划几条线，就非常明晰、极富趣味地谈清楚了。
对以上界定可以作这样的概括：essay，即英国随笔的第一特质是说理，是思想者的识见，属于一种论文。然而，其中所要表达的识见是个人的，而非公事的；是片断的，而非系统性的；是个性化的，而非公式型的；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而非旨在教训。因而，作者须“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抱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也就是说吸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学性质，以使群众便于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识见。所以，随笔是一种多类文体交叉、渗透而成的特殊文体，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它应该算是文学作品，但是属于文学中的亚类，其文学属性主要表现为理趣。
以这种界定标准衡量鲁迅杂文，其文学属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鲁迅杂文的文学含量远远高于这个横竿。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对英国随笔非常推崇的论者，反倒要竭力排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将其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呢?这就不能不归咎于他们的政治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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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因此，二者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共同规律是：因为都旨在真诚地坦露自己的个性，与读者自由交流，所以必然都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实现语言体式的明白与自然。共同特征则可概括为五点：闲、随、杂、散、曲。
闲。蒙田和英国随笔家们都爱自称“闲人”。蒙田在《自画像》中坦然宣称：“我悠闲，而且十分喜欢无拘无束，我是有心要这样做的。”鲁迅是最赞成勤奋的，他一定反对“闲”吧?恰恰相反，鲁迅也主张要有“闲暇”，认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他们之所以赞美“闲”，实质上是为了挣脱道统和教条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创作的灵气。中国古代的所谓“懒道人”、“拙叟”、“痴翁”以至老庄禅宗之类，也都与这种“闲”同源。“闲”，实在是人类智者的共性，写好杂文、随笔的第一要旨。这种“闲人”的素养乃是这种随意性文体的基础和灵魂。
随。既为“闲人”，就必随意。蒙田的随笔，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澎湃无涯。英国随笔家们也是越写越随便，越自如，越得随笔之妙谛。鲁迅也是深得此妙谛的，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自称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在《怎么写》中又强调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但是，人们往往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散文这种随意性文体强纳入所谓正轨。有识见的评论家和创作家们总在不断地敲响警钟，努力使散文回到随意自然的状态中来。
杂。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介绍essay的文章时，把“E8saysof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这里的“杂”字极耐人寻味!表现了鲁迅对“杂”的钟爱。兰姆也同样极其喜爱随笔的“杂”色。他视17世纪上半叶的两部奇书——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而这两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杂”。这是一种文体的“杂”，以论为灵魂，而杂糅进诗、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的素质；是一种内容的“杂”，大至宇宙，小至苍蝇，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是一种色调的“杂”，赤、橙、黄、绿、青、蓝、紫，浓烈的，淡雅的，鲜明的，阴暗的，形形，驳杂搭配，而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失去了这种“杂”，也就失去了随意性文体的本色。
散。“闲人”随意杂谈的文章，自然会是“散”的。不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现形态上的散。《空城计》中诸葛亮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只有“散淡的人”，才能写出具有散淡美的好文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非对称性能表现空寂、孤远、闲静的美。英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英语“东倒西歪的表达方式自有它的美处”。这种非对称性美与东倒西歪的美，正是一种高境界的散淡美。蒙田的随笔，挥洒自如，巧横闲技，具有特别的散淡美。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病后杂谈》、《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等，悠远、深沉，于不经意中谈出深刻的哲理，也具有一种炉火纯青的散淡美。
曲。随意性文体虽然随意、散淡，却绝不可直陋，须在曲折表达方面下刻意的功夫。蒙田是一位惨淡经营的文体家，是以曲折坎坷的心灵表达深邃内容的先锋。兰姆的随笔，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鲁迅的杂文，更是极尽“曲笔”之妙，下了极大功夫，才锻炼成精锐的一击。
为什么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上述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开头所说的文体研究的人类学回归上去。因为随意性自由文体是人类为了真诚地袒露自己的个性、互相自然交流而形成的一种文学体式，所以必然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必然如斯威夫特所说的那样：“把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用兰姆的话来说就是“从容于自运”。这样，这类文体也就必然呈现闲、随、杂、散、曲五种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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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英国文学专家张若谷先生发表过一个怪论，核心观点是：“与其当鲁迅先生是小说作家，毋宁说他是随笔作家的更来得恰当。”
这一观点当时受到一片反对。其实，这是一桩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应予重新评价的公案。张若谷的文章纵然有措辞欠准之处，然而对鲁迅并无恶意，并且从自己具有英国文学素养这一优势地位出发，对鲁迅最突出的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当然，鲁迅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小说作家。他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现代小说从他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能列入世界小说名著之林的少数几篇中国现代小说之一，而且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在首位。所塑造的阿Q典型，则可以说是惟一能立于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中国近代文学人物形象。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倘若仅以小说作家的身份在世界文坛上排名次，鲁迅自然无法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也不能与巴尔扎克比肩，甚至与狄更斯、司汤达、福楼拜、雨果以及短篇小说大家莫泊桑、契诃夫等等也都难于相比。一个民族，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伟人，给予恰当的定位，是一件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事情。人们往往喜欢单纯地从民族感情出发，把本民族的文化伟人定在最高位，使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坐首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舒心。然而，文学地位是由客观实绩奠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中国作家，小说又在文学中占据重镇，就把鲁迅列在世界小说大家的一流行列。
但是，从世界散文史的视野去观察鲁迅杂文，情况就大不同了。仅以世界散文的高峰——英国随笔家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鲁迅是无人可比的。就世俗批判与社会讽刺类作品而言，无论是讽刺的深度、成熟性，还是涉及的广度与作品的数量，鲁迅都超过了斯威夫特；就对社会感应的敏锐性报刊文章来说，鲁迅也远在《闲话报》与《旁观者报》的艾狄生、斯梯尔之上。若与擅长抒情的英国浪漫派随笔家相比，也更显其异彩：鲁迅能像兰姆那样娓娓动人地倾诉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人生世态，却无兰姆式的絮叨与琐屑；能像赫兹里特那样文思体势，磅礴如潮，却比赫氏更为凝重、节制；能像李·亨特那样趣味横生，构想奇妙，却比亨特博大沉雄；能像德·昆西那样具有敏锐、深邃的心理洞察力，却不像他那样有枝蔓冗长之病。
散文作为人类自由表达识见和情感的随意性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股分流：一股是“评他”，即鲁迅所说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触角主要伸向外宇宙，从而延伸为杂文；一股是“述己”，即主要侧重叙说自己的人生体验、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触角主要伸向内宇宙，从而发展为正宗的艺术散文或抒情小品；一股是“诗化”，更多地吸取诗的素质，但又不押韵，保持散文的语言体式，形成为散文诗。当然，这三股分流并不是绝对的，时有相互的交叉与渗透，但是总以一股为主。鲁迅不愧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体家，在散文的三股分流中都起到了开创作用，并都创造出了极品：“评他”的杂文有堪称史诗的十四本杂文集及其补遗在，不必多言；“述己”的艺术散文有《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诸篇和晚年拟总题为“夜记”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焕发着恒久的魅力；“诗化”的散文诗，则一本《野草》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在世界散文史上，有哪一位作家能有鲁迅这样的成就，能对本民族和全人类的灵魂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呢?
斩不断的只有坚强的自我，不存在我的失败，除非我不想赢。
孤戚长言痛人心扉，只因刺中人情的间隙，或为软肋……
风物被撕扯，变不回过去的迷人；回忆被撕扯，拼不回过去的韵味；心脏被撕扯，凑不会过去的真情。
共享人世繁华，三生石上留下你我的牵绊，体会人生沧桑，断肠崖前守望你我的羁绊。
然而，痛苦的期中考试就在这个痛苦的天气中展开了。
丁零零的考铃声响过，一阵匆忙之后，考场上的同学被拉开很大的距离，考生的表情不一：有欣喜、有着急 、有自得 、有叹息。我默默注视他们，手上的钢笔被自己捏地很紧，一摸，上面竟粘起汗水，黏黏糊糊的。我说不清监考老师手上的密封袋里装着什麽。希望？憧憬？还是伤感？哭泣？咬紧嘴唇，我再次仰望苍穹，乌黑的云朵在我心中无声无息划过，竟带着些雪白。排列地很整齐的座位，我安在第六组的第三个——很吉利的数字。可昏暗阴沉的气氛，正在压抑着在座几十颗紧张的心。
监考老师的年过半百，严肃庄重的神情，还有设计得十分规矩的动作，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他的老练 、 睿智足以看清一切的行为。他拿着密封袋在组与组的空隙穿梭，皮鞋声音打响了地板。 猛地，他极迅速地抓住一个男生的手，指着皮肤上抄的许多小字，问道，这是什麽？大大的眼镜后，冰冷的面孔，眼睛里放射出严峻的光。
我们全都站起看着，看着，为男生捏了把汗。
全给我坐下，看什麽看，有什麽好看的。一声严厉的怒喊如利剑朝四周的同学直逼，我们顺从地坐下，心惊胆战地看着他。结果，男生被引到外面水池旁，他高大的身影似乎有些不服。
外面哗啦啦的水声，重重地滴在我的心上，我不禁不寒而傈。
密封袋被撕开了，“嘶”的一声响，确定了在场疑惑的心。白纸黑字，过目永恒。我机械的拿起笔，在历史卷子上划出黑色的痕迹。浓重的墨水，渗透进了无限的辛酸。几个星期的抄背记写，我已经麻木了，唯一剩下的，也只有这苦涩的辛酸吧！盯着试卷上的题目，心中一片安慰。回想背诵历史的枯燥和艰辛，一股仿佛快要堵塞的感觉冲入我的喉咙，眼眶顿时潮湿了。我弄不请这是为什麽，我只知道，这次考试，我渴望嬴，也必须嬴。在这个高手如林的实验班里，我显得如此软弱无力，我要嬴回尊严。
雪白的纸张，已经书写完了它需要的成分，时间还早，但我感觉离交卷不远了。索性把它压在本子吧！顺手抓住涂改液，往桌子上乱涂乱画，尽管我明白自己现在做的事情的可耻性。画完了，涂完了，改交卷了。天啦，还有半个小时，我百无聊赖地又在本子上涂鸦。考场很静，静得可以听见风吹的声音，是监考老师之前的举动震撼了他们吧？我想一定是的。当时他凶神恶煞的摸样谁见了不害怕呢？坐在最靠窗户的位子，我静静盯着云朵，依旧可以和我压住的试卷颜色形成极大的反差。怎麽还不下雨？我有些闷热。这是，我忽然闻见了一种熟悉的味道，跟平时河水的味道一模一样。我欣喜起来，听即将发生的声音。果然，雷声响起来了，好响好响，好想好想，厉害的声音响彻天空，于凡间荡漾。我看见很多人捂住了耳朵，老师趴在窗户向外看了看，我看见监考老师的嘴角浮出一丝微笑。
接着，就下大雨了。淅淅沥沥，洋洋洒洒，浸湿了植被，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天空明朗起来，空气清新起来，世界弥漫着一股和悦 、爽朗的气味。
——残留的记忆
儿时离别
“不哭要爸爸背去学校！”娇小的身影混杂着稚嫩的声音渐渐飘远。亲切道别后，转身跨入校门。
小学中，无知的孩子对老师萌生了敬意。几年后，与启蒙老师告别后，不哭，昂首步入新的殿堂；与稚嫩离别，微笑着挥挥手，我长大了；告别母校与相处了6年的同学，仍是嬉笑，高声交谈，最后一次一起坐在这个教室，似乎仍然觉得，过了假期，仍然是走入这熟悉的学堂。微笑的离别是最美的吧！对！最美的。我们应该用最美的微笑去面对！但，渐渐伤感了，脸上呈现出倦意，又有几分不舍。不哭，不曾带有眼泪。“不哭”多好听的名字。
茶话会无形中变成了以往的班队会。没有离别时应有的感伤。拿着笔，在黑板上留下笔迹——“不哭”。
儿时的离别，不哭没有眼泪，微笑着去面对。
离别，爽朗地笑，明天我们会更好；
离别，挥手再见，迎接再次的离别；
离别，默默悲伤，眷恋悲伤前的美；
拭去悲伤，亮出最动人的微笑，离别是美丽的；
擦去眼泪，秀出最自信的步伐，离别不再悲伤。
残伤回忆
人，又怎么能一直坚强？胆小的，会去躲避挫折，恐惧困难。摔倒了，没有余力再站起来。终于，轻声啜泣，不哭还是哭了。
课堂上不哭的身影没了。成绩单上，不及格的分数那么显眼。不哭颓然坐倒在路边，钻心的疼。埋下头，不敢回忆伤悼。惨白的月光投下，不哭蹒跚走入家中。空空荡荡。四处弥漫着陈旧潮湿的气息。仰身躺在地板上，不哭目光呆滞地凝视前方。
“啪嗒——”眼泪掉了。
不哭：“不哭答应过爸爸，永远不哭的。但不哭真的好累，不哭没有亲人了，没有温暖了。不哭什么都不怕，只怕孤单……”闭上眼，沉沉睡去。。
雨毫不留情得砸向地方，夏夜的风，不冷，不哭却在发抖。一个人徘徊在地铁站——
“不哭的气球！”不哭越过了黄线，跳了下去，奔跑着追逐气球。远处地铁的车灯耀眼，地铁驶来。“不哭——”随着一阵地铁轰鸣声，不哭瘫坐在地上。她在找爸爸，但是爸爸从此没有再出现。不哭知道，爸爸走了。。。
不哭再一次越过黄线，蹒跚行进在铁轨上。“爸爸，你在哪里，不哭好想你。”远处，车灯再次投来。不哭止住步伐：“原来不哭好胆小，不哭什么都怕，现在，不哭也怕。是不是，不哭的生命快结束了。？爸爸……”地铁驶过。成绩单飘落，年轻的生命消逝。。
成绩单上鲜红的分数好刺眼。老师的鼓励没有人理会。成绩单的最后，有一行清秀的字迹：我也想好，但我尽力了。。
后记：
儿时的美丽离别，怎么会想到跨入青年后的惨伤呢？还是怕孤单吧。。
地铁站的离别，没有眼泪，
——不哭
五年前，我在新浪网开博，在自己的博文分类设“另类随笔”一栏。曾有多位读者询问我：“何为‘另类随笔’？你的‘另类’有什么明确的指向？”这个问题直截了当，我若绕弯子，就对不起他们了。
我承认当下的许多随笔作家不乏风流蕴藉，他们有顶上功夫将历史、文化抟泥吹活，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但对现实的注意力总是不太集中，也不敢太集中，这与言论的尺度有关，地球人都明白。许多随笔文章看似随意，其实该避讳的都避讳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未遭天阉而自我去势的作者绝非少数。应该说，吟风弄月还不算太过分，吹牛拍马遛狗卖驴的“文章”随行就市，那才真叫给心窝子添堵。因此之故，在读者的心目中，随笔这种文体的名声远不如杂文好。我将一些随笔提拎出来，贴上“另类”的标签，就是要让读者留意，这些短文不像一般随笔文字那么温吞乖巧，也不想热脸伴冷屁股，跟谁谁谁套瓷。我的“另类随笔”或绵里藏针，或锋芒毕露，总之，它们不会脱离现实去虚拟高蹈，更不会胡乱“穿越”。
为什么我不直接将“另类随笔”命名为“杂文”？这样做岂不是更加省事，也更加方便读者接受吗？
在我心目中，杂文应该对现实采取强势的干预和批判，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投枪匕首当然是此类文体淋漓尽致的表现，至少也应做到艾火炙头，或冷水浇背，发挥药石之功，令人打上一激灵。我的“另类随笔”鞭笞现实中的假恶丑和假大空，走的固然是杂文的标准路线，但它们未能形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以至于网漏吞舟之鱼。对现实的冷静批判只能点到为止，这是我常感无奈和乏力的地方。客观地考量，我的“另类随笔”之“另类”就在于：它们比正宗杂文少一些火力，却比普通随笔多一些锋芒。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越多，雷区越大，杂文能够闪展腾挪的空间就越小。功夫小子在梅花桩上练罗汉拳，固然虎虎生风，颇具观赏性，但与武松打虎总是两码事。杂文的探针往往遇到铜墙铁壁而屈折，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现实中假大空和假恶丑的声讨，杂文都做足了工夫，但面对那些难以抵达的区域（和雷区），则只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这是杂文作者的普遍悲哀。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只有一个？邵飘萍和林白水比他走得更远，被杀害的结局也更惨。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投枪，邵飘萍和林白水的时评则是马克沁机枪。与鲁迅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下笔皆是雷霆万钧，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相当给力，特别爽气。
当今社会，拜金主义甚嚣尘上，是非标准极其混淆，杂文作家还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实属难能可贵。我们还能要求得更多吗？
《上海法治报》前身为《上海法制报》，创刊于1985年。草创时期，每周一期的四版小报，副刊“芳草地”便占有一席之地。“芳草地”的“杂谈”栏目偶有杂文界名家佳作亮相。随着报业发展，版面扩大，迄今已是每周五期、每期十六版。专版栏目多有变化，但副刊始终存在，且增至每周二至三期。副刊的分量日渐重，比重日趋大，已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进入新世纪时，报名易为《上海法治报》，全面改版，“芳草地”更名为“法治随笔”。自从我接盘副刊后，首先着力改变副刊光是“政法人士谈政法事――自家文章自家看”的狭窄生存空间的状态，突破副刊只写“政法事”的畛域，明示办刊宗旨：从法制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以随笔的形式诉诸文字。由此作者群和读者群都发生了质变，“法治随笔”副刊不再是“政法界”创作的自留地，而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培育的百花园。“法治随笔”的栏目全面更新，突出内容的思辨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作为法制专业报的副刊，文章自然做在“法”字上。“法”的内容很实在、很具体，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现象，现实生活诸多与法不相符合的典型事例，表现形式不一的司法腐败问题，中外法制的比较，法与道德的关系，现代公民的法制观念，国计民生亟待立法的吁呼，家庭婚姻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如何用随笔等文艺作品的形式而不是案例报道或论文的形式予以关注和诠释，成为本报副刊生存的理由，并为之拓展提供了用武之地，像“法治随笔”那样每期都集中刊出谈“法”论理的文章，这在其他类型的专业报或综合类的报纸的副刊都是不可企及的，它成了我们的优势和强项。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法治随笔”刊出的文章大多是杂文（当然质量不一）。“法”是硬性的，但我们要求的文章不可写得硬梆梆的，相反，主张形式上的多样性，诸如寓言故事、动物对话、域外珍闻、絮语短章、书信等。而内容的思辨性则可以从“法治随笔”开设的栏目窥其一斑：“并非闲话”、“世象纵论”、“文坛走笔”、“史海一勺”、“零思碎想”、“随感录”等。每期领衔的“名家茶座”更是“法治随笔”的亮点，鄢烈山、何满子、朱铁志、邓伟志、徐迅雷、王乾荣、鲍尔吉・原野、毛志成等杂文界宿将都是“名家茶座”的常客，他们的杂文名篇颇为抢眼，当为“法治随笔”添彩增辉。
常言道：生活中处处有法，以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理性感悟来谈法，无论名家还是平民都有同等的话语权。只要言之有理，我们都将一视同仁，都有面世的机会。近年来，“法治随笔”每月都有上百篇的自由来稿。虽说作者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作为编辑，我则有一定的选稿标准。我优先择发下列几方面的稿件：一、说真话，虽然不一定全是真理，但不屑装腔作势和矫情造作之文；二、不惮深刻的片面，它总比四平八稳的公允之论更为引人深思；三、并不一定要有结论，不求把话说满说全说尽，给读者留些思索的余地；四、唱反调，只要有理有据有节，异端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体现。
然而现实中，有相当部分的一线语文教师，甚至有相当部分的从事语文教学理论研究人士认为，这种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论述内容“太简单了，不值一写”。其实不然，只要平心静气地，认真细致地思考，就一定能够发觉，这些所谓的“太简单了”的论述内容，虽“熟视”但未必“熟识”。比如大家最熟视的为学内容，“勤奋学习”和“认真学习”。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勤奋学习或认真学习的“意义和效果”有较深刻的认识，即唯有“勤奋”或“认真”，才能更快地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才能更快地提高知识能力水平，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等等，然而，对勤奋学习或认真学习的“内容、态度”以及“方法、要求”等方面理解认识不够深刻。现实生活中，对于中学生来说，最需要了解掌握的恰恰又是勤奋学习或认真学习的“内容、态度”以及“方法、要求”等。那么，勤奋学习或认真学习包含哪些详细的“内容和态度”？哪些具体的“方法和要求”？这就是写作前，作者必须有较深刻地理解认识的问题。
试比较下列三组内容区别。
第一组：
A.勤奋学习才能多增知识，
B.勤奋学习才能多长智慧，
C.勤奋学习才能多出成果。
A.认真读书才能收获广博知识，
B.认真读书才能参透深邃道理， 意义和目的
C.认真读书才能学到真正本领。
第二组：
A.勤奋学习就要争分夺秒，
B.勤奋学习就要持之以恒， 内容和态度
C.勤奋学习就要迎难而上。
A.认真读书就要用心，
B.认真读书就要用功， 内容和态度
C.认真读书就要用时。
A.用心就是专心致志，
B.用功就是竭尽全力， 内容和态度
C.用时就是争分夺秒。
第三组：
A.勤奋学习就是尽量多读，
B.勤奋学习就是尽力多记，
C.勤奋学习就是不断思考，
D.勤奋学习就是经常练习。
A.认真读书就要有目标，有计划；
B.认真读书就要能吃苦，能钻研； 方法和技巧
C.认真读书就要有恒心，能坚持。
以上是分别从“意义和目的”、“内容和态度”、“方法和要求”三个方面对“勤奋学习”和“认真学习”两论题进行分析讨论比较得到的认识。由此可归结，其一，即便针对同一对象，“勤奋”与“认真”所表达的意思是有所侧重的，是有明显区别的；其二，要明确这一种区别，只有通过耐心细心地思考分析，才能由“熟视”达至“熟识”；其三，有一些论题的“内容和态度”与“方法和要求”是交叉关系的。
时下的散文概念，始自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开始用白话文写作而形成的。当时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十六世纪后期，法国作家蒙田，创造了一种用以直接表达作家个人的经历和见解的随笔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前辈，便把散文定位于西方文学中的随笔这个位置上。我想，这就是“五四”以来，散文被约束在比较狭义范围里的原因。如今的散文，只局限于抒情的美文、写意的随笔、玲珑的小品、精致的杂文等项。
中国文学之有“杂文”这个名目，却也是久远以前的事了。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但刘勰的“杂文”与“五四”以后出现的，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即时而深刻地针砭时代弊端，以篇幅之短小精悍、主旨之言简意赅、文字之隽永犀利、风格之各有不同为特点的“杂文”，名相同而实相异，风马牛之不相及，略无共同之处。
所以，我国当代洋洋大观的杂文，是个新事物，屡经风雨，屡遭挫折，屡覆屡起，屡灭屡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第一，它是这块土地的产物，时代的产物，绝对说得上是中国特色的文字，故其扎根深；第二，中国之所以有这种文体，是与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悉心提倡、身体力行分不开的，故其渊源远；第三，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做“杂文”也不易》一文里，鲁迅先生说过：“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故其使命重。因此，从有当代杂文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杂文作者的责任感。
虽然，在当下否定鲁迅的潮流中，重提鲁迅先生与中国杂文的生成史、发展史，有些不合时宜。可是，谈到杂文，不能不谈鲁迅，说到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更是离不开他的杂文。但从民国初年的《新青年》、《现代评论》和当时的《京报》、《晨报》开始，一直到今天，凡报纸副刊，凡文学刊物，总有散文、随笔、杂文、小品之类，或分不清究竟是散文，是随笔，抑或是杂文，是小品之类的文章，撑起一片天地，你无法否认这都是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
杂文之杂，杂在多而且乱，杂在繁而且复，杂在头绪万千，杂在变化纷纭上，然而，三千弱水，取一瓢饮，这就是杂文的萃取之力、凝练之功、文字之精、立意之深的长处了。杂文虽短，篇幅不大，但其作用，不可小视。如同一桌盛宴，七碟八碗，光有菜肴而无碗筷，那席面上该是多么尴尬？如同一台大戏，生末净旦丑，而无文武场面帮腔唱和，那戏台上有何精彩可言？所以，那些巴掌大小的“花边文学”，千把来字的“小块文章”，议题新颖的“金玉良言”，轻松活泼的“俏皮话儿”，就成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伴侣，出门在外离不开的朋友。一篇杂文在手，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阅读，获最新的信息，得最准的启示，又怎能不被读者接受，并受到欢迎呢？唯其如此，就产生出可观的市场价值。
所以，我一直认为，所有这些非小说，非诗歌，非戏剧，非文学评论，非报告文学的文章，无不可以按照《文心雕龙》的分类法，算入“杂文”行列。要将杂文写好，视野要大一些，眼光要远一些，学问要多一些，体会要深一些，这样，才能将杂文写得或鞭辟入里，或提神醒脑，或意味隽永，或会心一笑，或怡神养性，或乐中有教，或语重心长，或茅塞开窍。
鲁迅先生对杂文的态度认为：“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从那天起，杂文的这份主旨，也就是杂文得以存在的生命线。但是，一，“文无定法”；二，文学是一个永远不会停顿的过程；三，任何文学体裁总是一种适应社会，反映现实，契合时代，与民同声共气的产物。所以，我认为，杂文，还是应该更杂一些，才有看头。天南海北，上下古今，引经据典，讲究文字，嬉笑怒骂，发至心声，意气风发，率意求真的杂文，也许更能吸引读者眼球。
真正喜欢上杂文，是末期。农场里爱看书的人多了起来，各有各的圈子，在圈子里传看各种禁书，小说居多，但也有散文，诗歌和杂文。这种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了鲁迅的单行本。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杂文，圈子里流传的书少，逮着什么看什么。活了十几岁，经历了初期的动荡，也算有了点社会阅历，对于鲁迅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很是入眼。正好这时候我负责给学校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看到鲁迅，心痒手痒，试着写几篇登到板报上。学生倒是欢迎，学校领导不高兴了，于是只好收手，继续大批判。
中学毕业，还没结束。我因为闯了祸，惹出文字狱，中学毕业证都没得到，就给发到一个偏远的兵团连队养猪。好在连队还有个图书室，里面有一套鲁迅全集，其中杂文的分量很大。于是，我就跟连队的文书（她负责图书管理）磨，开始一本本地借，后来整套都借出来了。横竖有的是时间，可以让我翻来覆去地看个够。那个时候，鲁迅杂文中的某些篇章，我都可以背下来。无论是谁，只消提及鲁迅的话，我就知道它出自何篇。末期，兵团的知青中，流行打架，比谁会打，流行下棋，到处找人下。比试，掐尖。还有就是比试看谁博学，看谁读的古书多，谁看的外国小说多，谁知道的成语典故多，还有一项是比谁知道的鲁迅文字多。当年我在我们那一带，已经有了点读书的名气，因此，经常有知青前来比试，扬言掐尖。我的运气好，几乎每次都让挑战者铩羽而归。
后来，上了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再后来，做了所谓的学者。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学者是不能写别的文字的，否则就是不务正业。我当然也不能免俗，所以，有好长时间，一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学者，在故纸堆里吃灰，乐在其中。杂文，被彻底搁在了脑后。唯一跟别的学者不一样的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时不时地会放纵一下自己的笔，让文字好看一点。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想过后来会跟杂文有什么关系，打死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人称为杂文家。
我再次跟杂文结缘，是因为大学在上个世纪末，突然开始变糟了。教学和科研环境，在官僚挟带金钱的操弄下，变得乌烟瘴气。身在其中的我，气愤难消，不知不觉中，嘴上的牢骚发多了，就会写在纸上。正好那一阵我写学术文化随笔有了点小名气，好些报刊约我写专栏，写来写去，我的随笔也有了怨气。于是有报人就建议，干脆你写时评算了，想骂就直截了当地骂。
这个主意很好，于是我在教书之余，写随笔，随笔之余写时评。有些时评或者随笔，过于金刚怒目了，人们就管它们叫杂文。渐渐的，杂文是越来越多，几个杂文刊物也都在选，而且好些编杂文的高手，年末也都选我的杂文。于是，在杂文圈子里，我就成了杂文家了。成名成家，人之所愿，但做成一个杂文家，对一个学者而言，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好些人口中不说，眼睛里含着讽刺。
不过，在当今之世，这个多事之秋，尽管有这么些的人讥讽嘲笑，想让我收手重回象牙塔，不再用杂文管人间的烂事，似乎是不大可能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做学院派好？还是做入世派好？我真的想不明白，也没工夫去研究这方面的理论，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转回去，真的再次躲进象牙塔，不问人间疾苦，我会很难受。而且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学界，也没有什么象牙塔了，大家都在捞，捞钱，捞权。学者本身，已经变成了我杂文抨击的对象。
“周末茶座”、“纵横谈”、“法眼”和更早以前的“社会走笔”是南方周末极具影响力的几个言论栏目。除“法眼”是专业论坛之外，其他几个栏目均以针砭时弊的杂文为主。
杂文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尤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甚。以《申报》的“自由谈”栏目为标志，杂文成为中国文人在媒体上发言的一种主要形式。陈子展先生在写文学史时对二三十年代此种现象的解释引用了两句话，一是庄子说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一是约翰・穆勒说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杂文写作上确有不少方便之处，庄亦可，谐亦可，直接叫骂亦可，指桑骂槐亦可，说家国大业亦可，说鸡毛蒜皮亦可。可能跟对鲁迅的推崇有关，新中国的一大批文人都投身过杂文事业，至上世纪80年代曾蔚为大观，小小《杂文报》销量扶摇直上。我自己也曾经迷恋过鲁迅杂文的种种况味，也写过几篇，深深体会到其中那种难以言传的快意，那是一种在曲折婉转中的畅快淋漓。
但是杂文在结构上、在语言上还是挺讲究的，要求起承转合，文气贯通。现在流行一种更方便的文体，叫随笔。
我编南方周末头版以后，逐渐淡化了“周末茶座”。我希望它让位给真正的时评。时评是在我们的报刊中几近绝迹的文体。本来各报社论应该是正宗的时评，但我们把它弄成了国家大事的动员令或者节日应酬篇，跟时评没有关系。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也大抵如此，只是地位稍次。其实，在中国传统中有不少文人在谈时论事时还是老老实实讲道理的，新语文中则以上世纪40年代储安平所办《观察》为典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职业传媒人在恢复时评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最见成效的是一些专业领域的评论，如法律、财经等。社会、时政方面的评论，则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南方周末的“时事纵横”中偶尔可见。
我的许多同事和报社领导跟我的想法一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已经进步到可以正经八百说话了，不需要再藏着躲着绕着弯子生闷气。一张严肃的大报应该有自己的时评，周报则更应该以见解独到见长。此前我们是通过深度报道，也就是对事实的挖掘来表达见解的，现在我们应该弥补时评这一缺项。至于杂文和随笔，则可以在后面的版面中继续它的风范。
在这三种文体中，杂文是最憋气的，所以它动辄嬉笑怒骂气喘吁吁。随笔则将气尽量泄掉，直至软绵绵疲塌塌都无所谓。时评是一种正常的呼吸，文体上要端庄、整洁，气度上要公正、严肃，内容上要积极、理性。最大的区别在于，时评属于新闻范畴，在选题上具有时效性、必然性和重要性。杂文随笔则可以随心所欲，像杂文大家鲁迅的有些文章标题就叫“偶感”、“偶成”，随便拣个事情就可以说开去。在写作上，时评很纯粹很老实地讲道理，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搞隐喻、讽刺、指着自家小孩骂邻家大嫂，更不会在说事论理时掺进个人恩怨。
时评的题材有必然性，但是我们在选择上却必须有所保留；有一些话我们必须涂上保护色，这样就影响了它的纯粹性，甚至显得似是而非；有一些道理我们只能点到为止。总而言之，我们在对“每周快论”严格把关自律之后，发现一些逻辑往往会遭到腰斩或者藏头去尾，也就是说，它在内容上更像杂文，而在文体上却采用了时评，所以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尽管如此，新任主编看到这个栏目时仍然惴惴不安。最后，它终于难以为继，至是年底无疾而终。
从“周末茶座”到“每周快论”，从头版的最底部到最顶部，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南方周末的新闻职业探索中的一次历程，也是我们力图变革中的一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