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通向全球史的两条路径

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共同体内部、人类共同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自20世纪中期兴起以来,全球史日益得到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两条路径及其互相间的渗透,使全球史的问世成为可能。

首先是历史学家的“内在”路径。

19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在那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日益形成的时代,欧洲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共同体应当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中的基本单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日益关注于个体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而面对工业化和对外殖民的进程,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才实现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正好相反,始终处于停滞和一成不变的状态。他们提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模式也完全依据欧洲的历史经历。到19世纪后期,许多学术研究都反映出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欧洲学者也将这些学术研究活动进行了整体分工: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政治发展史,包括欧洲的世界扩张;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考察当时的欧洲社会;东方学者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很早就跨入文明时代但是通常被认为停滞不前的社会;人类学家则负责研究非洲、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那些无史料记载、通常被认为缺乏任何自有历史的民族。

然而,到20世纪中期,世界遭到的巨大震荡刺激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人类的共同体。世界大战的遭遇、核毁灭的威胁、非殖民化的推进、种族歧视的世界性批判、国际组织的产生、新的世界移民浪潮、多元文化论的扩展,所有这些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孤立地决定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说,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到更广大的交流网络体系中,这种网络体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应当以更大的外延来定义人类共同体。另外,传统史学领域的专门化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碎化,在相当程度上使历史失去了意义,不论是学者、教师还是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要求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历史学家日益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始探求历史上大范围进程的发展动力。例如,长期以来,对于16世纪世界上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16、17世纪的全球白银流动这样一些历史表象,历史学家都非常熟悉,但直到最近他们才试图寻找哈布斯堡西班牙、莫卧尔印度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这样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才系统地追溯白银从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向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流动。在这种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从全球联系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一些历史模式,更好地追寻历史的意义。这便是源自历史学科本身的通向全球史的“内在”路径。

其次是科学-文化的“外在”路径。

在民族国家历史主导兴起中的历史学专业的时代,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却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和思考着身处其中的世界,这最终推动了历史学的转变和全球史的兴起。

早在18世纪,威廉·琼斯爵士就设想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家族,其中包括的语言很广,从不列颠岛的克尔特语到古代印度的梵语。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人口进化论,而亨利·梅因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深入研究人类早期的氏族制度。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地质模式,探索大陆漂移。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中心,试图用所有这些新知识来重新描绘人类社会的宏大图景。到20世纪中期,上述理论有一部分得到了证实。古生物学家的发掘确立了人类演化的模式,碳-14和钾氩测年法通过实验证明了社会和地质年代的跨度,地质学测定出大陆漂移的大致情况。这些领域的学者通过其广阔的视野、种类繁多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开拓了通向全球史的“外在”路径。

最近几十年来,关于环境变化、疾病历史和人类演进阶段的知识增多了,语言学、考古学和化学等学科也揭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这种良性互动日益形成。随着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于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形成了全球的视野,传统的历史学遭到严重冲击,全球史的兴起就势不可挡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时间范围和课题跨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例如,在区域研究中,专业历史学家把研究欧洲和北美历史的方法运用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研究。区域研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推动地区间的比较,这也就带动了全球史的探究。在社会史中,重视性别、阶级、人种和种族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劳工史、种族史、移民史和大众文化等新研究领域的兴起。这标志着超越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而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互动。不仅如此,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人类自身,探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史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历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日益丰富,源自生物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历史学所用,而源自经济学的定量与统计方法早已为历史学家所熟知。第三,历史“文献”不再局限于外交书信和官方统计报告,而且包括口述传统、语言模式、血型、地质和考古遗物、音乐乐谱、树木年轮、天文观测,等等。

两条路径的互动造成历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这可以用环境史的发展来说明。环境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是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处于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活动确实改变了自然环境,但是环境也经常会令人类大吃一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依据考古学和植物学资料,潜心研究人类最早的农业中心,包括西亚、中国、中南美洲、西非,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他指出,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当人类开始耕种作物、驯养动物的时候,植物是成片耕种,动物是成群饲养的,这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 生活质量,同时也为病原体创造了理想的栖息地。在欧亚大陆,大牲畜的驯养导致疾病在人类与牲畜间的传播。其结果是,欧亚大陆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人口不仅密度大,而且携带着形形的疾病的微生物。这类疾病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是经常的但却是有限的,因为久而久之那里的人们获得了极强的免疫力。与之形成对照,在美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由于一万年到六万年前智人的突然出现,大牲畜基本被灭绝了,除了美洲驼等个别例外,可供驯养的寥寥无几。相应地,那里的人们极少会受到欧亚大陆那种特定病原体的感染,也缺乏相应的免疫力。如果某一种剧毒的病原体,例如天花病毒,扩散到这样的社会中去,就会引起大规模毁灭性流行病的爆发。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历史上惨烈的一幕幕在上述地区陆续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