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家和一所大学的渊源

1877年，颜惠庆出生于上海；1879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梵王渡开学。1950年颜惠庆在上海病逝；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其院系被并入其他院校。世事就是如此奇妙，颜惠庆和圣约翰有着一生的情愫，存世的时间竟也是一样。

圣约翰之于颜惠庆，是童年时代美好的记忆；青年时代，他在此挥洒青春，教书育人；叶落归根时，圣约翰是他心灵的慰藉。颜惠庆之于圣约翰，是自己的私淑弟子；是圣约翰教师群体中光荣的一员，为圣约翰增光；在政坛时，颜惠庆为圣约翰学子和圣约翰大学多方奔走，支持校务，推荐学生出国留洋，不遗余力；晚年苦苦支撑，正是有了颜惠庆为代表的一批圣约翰人，使得圣约翰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下，依旧得以维持；在坚持不向中国政府立案的尴尬中，度过了20年的历程；由于校友们的奔走，于1947年向国民政府完成立案，正式成为中国教育体制内的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颜惠庆获得新生，以圣约翰为代表的教会大学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执教圣约翰

卜舫济掌校初期，“由于教会所供经费有限，优秀的理科教员无法罗致。幸而在这个时候，卜舫济找到两个极好的帮手，方能渡过难关。……第二位是颜惠庆。颜的英文功底极深，在译学方面那时可称首屈一指，对于数学也有研究。那时‘约园’若无此二人，其进展决不能如此迅速。”这是1897年入校的徐善祥的回忆。他毕业于1904年，恰巧是颜惠庆在此执教。

颜惠庆自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不久，大哥颜锡庆带他到梵王渡圣约翰书院，拜访当时校长卜舫济。双方相谈甚欢，颜惠庆向卜舫济报告了他在美国的学习成绩。卜舫济对此很满意，当场决定聘任颜做英文教师，月薪为100银洋。对于彼时的初任教职者，这个待遇很丰厚了。

颜惠庆于是年秋季开始工作，每周上24小时课，教授的学生包括预科和大学本科。预科的课程主要有：地理和英语（包括阅读、作文、翻译等）。本科的课程有：数学、修辞学写作等。由于圣约翰是英文教学，所以使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课堂教学亦如此。除了讲课外，他还要批改作文和论文。他全身心地投入，时间都用在教学上了。颜惠庆后来在自传中提及这一段时期，“读大学时，我的数学成绩勉强及格。因此，教课，特别是高等数学，对我来说，绝非易事。为了讲解几何学、三角学中的新题，往往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去备课。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通过教学，才能真正地掌握一门学问。”

由于颜惠庆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高材生，自身学识水平很高。因此他是圣约翰大学第一个与外籍教师享有同等权利和待遇的中国人，在执教的几年中一直与单身美国教师们住在一起。由于颜惠庆志向远大，不想毕生致力于教书，故婉言谢绝了卜舫济提出的聘他为正式全职教师的建议。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六年中，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英语教学。与他共事的圣约翰美籍同事，对他的英文水平一致认可。

颜惠庆在教书之余，还兼任商务印书馆的英文编辑。1908年商务版的《英华大辞典》，即是出自他的手笔，是他与圣约翰几位师生共同智慧的结晶。

他还与圣约翰同事陈荫明合作了《英汉成语辞林》。在教书过程中他发现，英语成语是中国学生和外籍教师一致认为的难关，因此，他致力于英语成语的翻译，颜惠庆主要在后期做校订工作，赴美一段时期内大概有两个月时间都在校订这本词典。这本词典问世后，反响也不错。

在上翻译课时，由于彼时的中国英语教育不占主流，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科书，颜惠庆只能自己动手，从当时的各种书报中选取英文文章或段落，以供学生在上翻译课的时候用作素材。这些文章段落经过颜惠庆的筛选，按照难易程度进行分级，内容包涵广泛，题材各异，涵盖各个学科。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他积累了足够的素材，时机成熟后他汇集成册，题名为《华英翻译捷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乎意料，这本教科书颇受欢迎，售出了数千册，使我挣得一笔可观的稿费。30余年后的今天（指的是抗战时期），这本书依然畅销。”（颜惠庆自传）。颜惠庆还曾将沃克的《政治经济学》翻译出版，虽销路不佳，但充分证明他在翻译方面的天赋和兴趣。

颜惠庆在圣约翰一教就是6年多，这是他的宝贵经历，后来每念及此，都很满意。他认为自己的教书生涯使他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不但获得了许多可贵的经验，还充实和巩固了原来从大学里学得的知识。“作为教师，天职使其严谨、纯朴、真挚，与文化界人士有着和谐的关系，有余暇时间读书和钻研问题，能在讲台上发挥演讲的才能，有较长的假期可供休息、调剂身心，职业安稳，享有与好学上进的青年人交往的快乐，凡此种种，都是对教师工作的回报，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他曾教过数百位学生，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其中很多人在社会各界和诸行业中成为出类拔萃者，他们当中有外交家、政府官员、企业家、金融家、实业家和牧师。著名人士，有外交家顾维钧；教育家周诒春；牧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金融家张嘉甫；基督教徒、社会学家朱友渔；基督徒顾子仁；实业家刘鸿生；医学家牛惠霖、牛惠生；政府官员严鹤龄；医学家颜福庆；清华学校副校长赵国材等人。

外交家顾维钧曾回忆道：“颜在圣约翰教过翻译课，我上过他的翻译课；我对他在使馆所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就不知道他自己喜不喜欢。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并不太忙，英文函电大部分由当时的一等秘书姜桂先生处理。我渐渐感到他对中国学生十分关心。他常打听他所认识的学生，想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也想知道我做些什么。”（顾维钧自传）

二、出任圣约翰校董会主席

曾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认为圣约翰的董事会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完全为差会所控制，没有什么实权可言。……经济、人事问题完全由差会决定，但是董事会、特别是通过董事长颜惠庆先生对外起联系、宣传和号召作用，尤其是在进行募捐时，在政界和工商界起推动的作用。圣约翰在上海是比较吃香的，董事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比较大的。

涂羽卿做过约大校长，自然对圣约翰很了解，有发言权。他对校董会的认识很独到，但亦有失偏颇。关于校董会在募款方面的作用认识很深刻，但是他所谓的“董事会完全由差会所控制”，却不符合历史事实。圣约翰大学董事会共15名校董，除由美国圣公会指派和江苏教区议会选举共计7人外，其余8名校董分别由同学会、校务会自行选举，无须得到圣公会和江苏教区的审批、聘任或认可，圣约翰大学的中国人选举董事会的权力被大大增强。圣约翰大学校友因感恩母校而对母校抱有深厚情感和回馈之心，其中的佼佼者如颜惠庆等人更是出身社会名流，且具有很高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圣约翰大学教员则由于身处教学第一线而对学校发展需求感同身受。因此由圣约翰大学同学会和校务会选举其优秀代表人物参加校董会，必然对该校的顺利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贤达名流的加盟，进一步密切了圣约翰大学董事会与中国社会各界的联系，有利于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扩大社会影响，并借助诸多董事利用社会有效资源来发展校务，增添世俗色彩。在这样的人员组成格局中，尽管出自教会背景之校董在数量上多达7名，但是在比例上属于少数，何况，由教会指派或选举的这些校董，除可能更为重视宣教事工外，并非一味服从于传教事业，而是对教育一般也有着相当高的热忱。圣约翰大学校长（监督）的直接任命权被成功地从美国教会渐渐转移到中国人包括校友、教员和社会人士的手上，在本土人士占有相当份额的学校董事会手中，圣约翰大学实现了与美国教会总部的疏离。

以颜惠庆为代表的这些中国校董对学校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在于，他们不仅直接向学校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他们无形中对学校的庇护，使得圣约翰大学长期游离于中国教育体制外而独立生存，长达20余年不立案，这也是当初卜舫济倡设校董的真正意图所在。

尤其是在抗战开始后，颜惠庆领导的校董会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教会势力慢慢消退，由中国人组成的校董会，开始全面掌握学校大权。抗战胜利后，美国圣公会重掌大权，但是经过1947年向国民政府立案，圣约翰加入中国教育体制内，中国校董会的权力还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圣约翰最后几年校政动荡，校长一职几经更迭，作为学校董事会主席，颜惠庆实际上担负起了校长的职责，很多重要事务都要向他请示。

颜惠庆的人生轨迹与圣约翰的发展历程有巧合之处。1905年圣约翰在美注册，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学校规模日渐壮大，学校事务蒸蒸日上；1906年颜惠庆赴北京参加为留学生举行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直到1926年步步高升，从驻美使馆参赞到公使，从外务部主事到外交总长，直至内阁总理，政坛生涯达到顶峰，1926年被赶下台，暂时隐居在天津英租界。圣约翰则在1925年遭遇“六三事件”，光华大学分离出去，对学校的发展是一次重大打击，自此以后再没有之前的风光，而且在华第一教会学府的称号被燕京大学夺走。1931年，为纾国难，颜惠庆再度出山，出任国联代表和驻苏大使，到1936年仕途相对顺利，只是再也没有在北京政府的自由和权力，增加很多掣肘。圣约翰大学历经“六三事件”后，虽受打击，毕竟底蕴还在，再加上宋子文、俞鸿钧、颜惠庆等约翰学子的大力扶植，在抗战前夕，还是江南第一教会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颜惠庆本人和圣约翰都遭遇战争的困扰。他们一起在战火中艰难维持。到1942年颜惠庆出任紧急校董会主席，失去美国人庇佑的圣约翰和颜惠庆一道直面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到抗战胜利，终于迎来光明。颜惠庆短暂复出，为保上海战后顺利恢复秩序。不久以后内战爆发，圣约翰经历沈嗣良走后的动荡期，迎来涂羽卿出掌校务，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发展的日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颜惠庆和圣约翰都获得新生，但随即而来的是颜惠庆的离世，1952年高校大调整，两者都进入历史。

笔者惊异地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颇有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说明作为私立大学的圣约翰的兴衰与颜惠庆等成功校友在政坛上的浮沉有莫大的关系。

作者单位：青岛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