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佛章敦煌梦

“中国人没去过敦煌是一种遗憾，对艺术创作者而言，那更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茶香氤氲中，与沪上篆刻名家沈鼎雍聊及创作心得，他开门见山地道出了对敦煌的慕恋。

想要了解沈鼎雍，就得从他的佛像印说起。他大胆取法敦煌壁画，创立鲜明的个人风格，开启了当代佛像印的新局面。十多年来，沈鼎雍在他的“韬光书斋”，纵情笔凿，所作的佛像印已达数千方，一枚枚形神自在，祥和灵动，尽得前代造像之韵，又能别开一面，妙意天成，其印式独具韵味，被众多篆刻家及爱好者视为范本。而在沈鼎雍心目中最重的一方“佛印”，却是他2006年造访敦煌后创作。

1991年，沈鼎雍开始临摹沪上名家来楚生的佛像印章，来楚生将北魏佛像风格和意趣融入佛像印，所刻作品笔触简洁，轮廓生动，刀法洗练，于厚拙中寓巧思。潜心研习“来印”半年之后，沈鼎雍产生了求新求变、自寻蹊径的念头。彼时，他一年去六七次上海博物馆，备好干粮水壶，从开门看到下午三点。“真是入了迷，已经不是单纯地观摩，仿佛在跟一件件艺术品的作者进行心灵沟通，有种不断开悟的感觉。”沈鼎雍回忆起昔日情状，仍然颇多感慨，“敦煌壁画最让我心折，那里有古代北凉至元代各时期的佛教壁画，婀娜多姿、形神兼备，我开始尝试着把它们与篆刻结合在一起。创作时我发现，来楚声的佛像以‘静’为美，敦煌则以‘动’见长，我个人认为：静，神态慈善也；动，多姿传神也——动静相宜最能传达佛学的和谐自然。”

不知不觉，八年寒暑，沈鼎雍拿着自己的300多份印稿请恩师韩天衡过目，之前这位印坛巨子曾要求沈鼎雍至少花十年潜心佛像印，但在看罢这300份印稿后，韩先生微笑颔首：“你的佛印可以出来了，可以发表了！”果然一鸣惊人。

2002年，沈鼎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集行世，全书共收入54枚印章，嵌入佛像一百零一尊，每句经文配一至三躯佛像，文印相辉，读来如沐春风。《心经》刊行，一时传为佳话。2005年，又出版了《沈鼎雍佛像百印卷》一书，从沪上乃至全国各地，均有临摹沈鼎雍佛像印者。虽然得到各方赞誉。但沈鼎雍仍然有一桩心愿未了，古人早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游历、思考、颖悟，是学艺之人提升境界的不二法门，沈鼎雍渴望有朝一日，能踏上他心目中的最佳旅游目的地——敦煌。

2006年，沈鼎雍如愿以偿来到了敦煌圣地，每个旅行者都有自己的旅行方式，或放松或激越，只为偷得浮生片刻闲，沈鼎雍却丢不开艺术家本色，且别具一片“痴心”。五天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早早赶到莫高窟景区门口，花100元购入门票后，便一头扎进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圣殿，心追笔摹，喜不自胜。“虽然上海曾经办过敦煌艺术展，但到实地一看，就会发现复制品与原作的差别太大了！” 沈鼎雍感慨道，“那种震撼与看图册完全不同，回来后我又有了许多想法，创作了一批全新作品！”篆刻一直以来是平面的艺术，缺乏雕塑的立体感。沈鼎雍从敦煌壁画中领悟到一种飞扬的神韵，当他回到书桌上再奏刀时，脑海中翻涌的是飞天的千姿百态，菩萨的神采飞扬，佛像印缘此添了无限灵气，仿佛在对观者喁喁说法，情态栩栩，历历如生。

正如每个艺术家心头都有对文化苦旅的一段情分，对于敦煌佛教题材的创作也是极为辛苦的。有的人能找到艺术上的知音，结伴苦旅。想起1942年，古画鉴定家谢稚柳在重庆接到了张大千从敦煌发出的邀请信，他便只身一人，来到戈壁中的敦煌莫高窟。两人在艺术上相知相会。敦煌莫高窟内的几百个洞窟分布在鸣沙山的悬崖绝壁上，虽有栈道或小路相连，但年久失修，行走十分困难。每个洞窟中间都有佛龛，即使是较大的洞窟，佛龛四周也没有多少空间，人一走进去，支起画架，没有些许容身的余地。况且每个洞窟前都有一段甬道，光线经过甬道遮掩，真正能照到壁画上的光线就十分微弱，两侧的壁画就更看不清了。这些神秘莫测的上古遗作，对任何一位临摹者，都是挑战和远见的潜力释放。他们两位艺术大师的创作是在没有照明设备，只能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下壁画的。遇到大的画面，还要在洞窟里来回匍匐。艺术的执著就是这样，篆刻家沈鼎雍也在自己走过的敦煌路下，找到自己的大美印章。

也许很多游客走过敦煌，其中回味的是绚烂精深的莫高窟佛家造像，还有神秘清越的月牙泉，奇丽无匹的雅丹地貌。沈鼎雍在敦煌游走的足迹与体会，是出于对古老文明的景仰，他不无遗憾地说，750多个洞窟，近5万平方米壁画，3000多身彩塑，我尽力去寻觅，这些让我心驰神往的艺术精品，他虽阅历五六十个洞窟，常叹远远不够，以后一定还要去！说起敦煌对他的影响，沈鼎雍总结道，敦煌可谓三大圣地合一，即佛教徒朝圣的圣地、游客观光的圣地，更是艺术家汲取养料的圣地，我从中收获的传统与灵性似如敦煌一梦，只愿长醉不愿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