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回家看看”:法律困境与道德尴尬

【引言】

《老年法》（全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其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一规定被通俗地表述为“‘常回家看看’（将）入法”。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叫好派”“质疑派”和“温和派”各持己见。“常回家看看”该不该入法，它后面有着何种背景，折射出什么样的现实，这是一道游走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难解谜题。不同立场的对垒，不同观点的碰撞，不同心态的呈现，对于我们认知现实、优化思维、严密逻辑、锻淬语言、学会质辩，或许不无裨益。

【背景回放】

原先的《老年法》是1996年通过的，十几年过去了，我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旧的法规已经“赶不上趟”了。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约1.67亿，大中城市空巢家庭达到70%。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严峻的养老形势：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在今后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纯老家庭”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部分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比例会大幅增加，他们不仅在生活上需要子女的照顾，也渴望精神上的慰藉。孤独成了老人的精神杀手，于是，就有了成都一位老人花10万元为陪伴他的小狗举办葬礼；北京一位老人因保姆要回家过年，跳楼自杀。至于独居老人死在家中，子女竟然不知的事情，也屡见报端。这些极端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虽然大多数子女在对老人的精神赡养方面，不是不想为，而是力不从心，但也要看到在传统孝道日渐衰微的大环境下，极少数为人子女者感恩意识严重缺失，不能奉亲尽孝，特别是不顾老人精神需求，极少看望老人，致使老人精神生活的“亲伦一角”成了冰窖。获取“亲伦慰藉”，是老人的重要精神需求，据媒体报道，有的父母因子女长时间不回家，主动设立探望奖、吃饭奖；郑州一对老夫妇为把4个不常回家的儿子叫回家，竟演了一出吵架摔东西闹离婚的“苦肉计”……

老人为维护“受照料权”“受探望权”而与子女对簿公堂的事情也屡见报端。郑州一对老夫妇，因为小女儿5 年来“从不回家探望”将之告上了法庭；天津市68岁的徐大爷状告儿子，只字未提物质要求，只要求儿子承担照料义务；江苏姜堰市一位80岁的老教师，状告小儿子“不来看望父母”；南京市86岁的李老太因二子一女“很少来看她”而他们，诉讼请求竟只是“要求法院判决子女们每月打一个电话，每年过春节都要回家团圆”。亲情需要法律来助威、仲裁，这本身就是法律的困境。

在法律困境与道德尴尬之间，众说纷纭。因为有爱，才去关注，因为关注，才会发声，百鸟异鸣，共为孝道大义、社会和谐。明乎此，争议之声反倒悦耳动听。

【正方辩词】

（一）“‘常回家看看’入法”体现了法律的与时俱进。“叫好派”认为，新《老年法》写入“常回家看看”内容是法制的进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物质赡养争议正逐渐减少，老人的精神抚慰已成为新形势下的迫切需求。老人这样要求绝对不过分，但确实有一些子女不能经常甚至不回家看望父母。当赡养老人成为一种伦理义务时，老人要求儿女看望就是一种伦理权利。可是，目前社会伦理还都是由道德秩序保障，这对于不孝儿女显得疲软无力，法庭只能在“调解层面”疲于应对。新规有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规范公民义务，体现了立法的前瞻性。“‘常回家看看’入法”可谓顺应时代，有益于个人和社会。

（二）“‘常回家看看’入法”有利于弘扬孝行。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要让亲情看望世代相传，仅仅靠道德力量远远不够，必须用法律强制培养儿女的孝行，既规范儿女的看望义务，也培养一种“慰老”习惯。此次新《老年法》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给老人一份法律权利，给儿女一份法律义务，以法律推动孝道走进新时代，则是立法的进步，是法治精神的升华。

（三）“‘常回家看看’入法”为法院提供了立案依据。新条文解决了法院受理老人告子女“不看望”的案由问题。老人告子女“不看望”以前一般不受理，而如果草案中“常回家看看”的条款获得通过，那么以后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想诉诸法律，法院就要立案审理了。当然，此类案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诉讼，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多方面决定的，既有司法上的判决，也有行政上的督促，还有调解组织的调解等”（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语）。

【反方辩词】

（一）“‘常回家看看’入法”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首先，一遇到问题就依赖立法，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逻辑。法律和道德的适用性存在差异，用法律去强制伦理或干涉道德，只会适得其反。其次，将“看望老人”入法，客观上降低了善和爱的品格。本是一件关乎道德伦理的温馨之事，诉诸法律后就变得冷冰冰了。再次，将“探老”轻率入法容易导致法律威严降低。私人为主体的民事法律，惩处对象一般要有“民事过错”或“违约”。“不常回家看望”既不属于“民事过错”，也不属于“违约”，因此不具科学性。这种无视科学基础的立法有法律教条化之嫌，只会葬送法律的威严。

（二）“‘常回家看看’入法”不具备可操作性。首先，“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的“经常”太模糊。由于“经常”缺少客观量化标准，量刑或处罚存在问题。其次，如果赡养人违规，如何处罚很棘手。估计实施起来最可能成为“罚款条例”，而如果不能“常回家看看”的原因是没钱，那么罚款恰恰使探望主体雪上加霜。再次，考虑到万一有老人状告子女，就得取证。如果双方各执一词，子女说经常回家，父母说极少回家。这就迫使双方平时都得将回家次数登记造册并且提供人证（邻居证词）、物证（如车船机票、照片、录像、录音等），加以证明。这样一来，是否会伤害亲情呢？这还没有考虑到极个别的“刁蛮老人”或“健忘老人”，如果遇上这两种老人，那赡养人只能受冤枉了。又次，不具可操作性的法规只会空耗资源。没有预见性的法律，除了耗费资源外，别无作为。

（三）“‘常回家看看’入法”实际效果堪忧。父母对孝顺的子女也应该适当存有感谢心，但一成为法律就不存在了。对于不愿意回家的人，就算被迫回家，也只是走走形式，做做表面工作，对于父母，这样的看望又有多少作用呢？这样的法律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子女的关爱吗？看望父母，本就是子女私人的事情，而试图用法律的“限制”来强行塑造和带动一种社会行为，极有可能让家家这本难念的经变得更加复杂。擅自将法律强加于道德伦理亲情之上，对于家庭来说，其实“很受伤”。首先受伤的是本来真心想孝敬父母的人，因为他们的良好孝行被视为法律胁迫下的“没办法”。其次受伤的是老人，如果本无心探老的子女迫于法律而回家看望，就没有好脸色，最终老人是“见人不暖心”，弄不好反而激化矛盾。甚至遇到品德恶劣的不孝子女，还会阳一套，阴一套。这“阴一套”既让老人精神受到伤害，又没法取证。

【温和观点】

（一）针对“法律越界说”，有关人士指出，要区分强制性法规与倡导性法规。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指出，《老年法》“属于社会类立法，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常回家看看”作为倡导性条文，不宜规定具体细节。但条文要想顺利实施，就必须对实施条件做出保障，否则“常回家看看”只能起到“督促”“引导”的作用。

（二）针对各执一词的片面强调，有人强调要考虑情况的复杂性。首先，现实生活中影响“回家”的因素很多，有的是因为“大家”与“小家”难以兼顾，无分身之术才三过家门而不入；有的是因为在外工作，距离、假期、交通成本等带来了阻隔；还有的是因为沉湎于个人娱乐，漠视老人；更有甚者是因为一己私利未得到满足，而迁怒于老人，故意冷落。情况如此复杂，原因差别较大，不宜一刀切。更复杂的是，探亲动机与效果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子女经常回家，帮助父母料理家务，陪老人聊天，当然会给老人带来愉悦。但也有子女是经常回家“啃老”，或与父母兄妹吵闹，给老人带来无穷烦恼。这样的“探望”，还不如少来或不来。

【良方佳策】

有碰撞就有火花，有火花就有温热。我们需要争论、辩驳，更需要建言献策。从政府态度和民众反应来看，良方佳策自然不少，此处略言其三。

（一）建立多层次社会养老机制。据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先生的说法，社会化养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层面，强调社会照料要进家门，养老机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上门为老年人服务”；二是“以社区养老为依托，自治组织、养老机构要在社区里搞一些社区医疗服务、社区护理、文化活动设施，短期托养、日间照料等要在社区里开展起来”；三是“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服务机构在民间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

（二）约束赡养人的同时为他们提供配套保障措施。基层政府应该发挥好“儿女”的作用，建议从制度上进行保障，无论什么工种，所有的劳动者都应该享有类似带薪年假之类的权益保障，甚至可以由雇主报销“探亲差旅费”等。努力并尽快改变社会福利制度缺失，政府对公民福利投入不足的现状。在严格监督企业保障职工探亲休假权利之外，国家和政府也应完善福利制度，拿出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入到公民，特别是老年人的福利保障中。

（三）努力使“常回家探老”成为公序良俗。精神赡养不仅是家庭范围内的事情，与整个社会都有密切联系。如果老年人只是在家里得到尊敬，在社会上得不到关怀，就很难说精神赡养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仅仅局限于家庭的范围来理解精神赡养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不仅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也来自社会成员、社会机构的支持。因此，全面赡养老人应该成为一种公序良俗。老年人在社会层面的精神赡养质量，反映出一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和社会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