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夫妻争吵引起自杀案件的刑法思考

在婚姻法律关系上，夫妻应当是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的，当男方丧失劳动能力，妻子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尽心照顾，这本是段让人感动的佳话，却由于某一天的口舌之争导致两方情绪激动，你来我往之中上演了一幕丈夫喝农药的悲剧，实在是可悲至极。对于妻子的行为如何定性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

自杀解救因果关系宽容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芳系农民，小学文化。1981年与张成结婚。婚后半年，张成即患“小脑萎缩”，不能生育。二人抱养一女。患病后的张成四肢哆嗦，全身乏力，疼痛，丧失劳动能力。全家生活由刘芳一人打理。2003年以后，张成病情加重，因疼痛难忍，每夜无法入眠，不停。张成因此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并让刘芳为其买毒药，但刘芳均未理睬。

2010年11月8日凌晨3点，张成再度因疼痛无法入睡，低声。女儿被吵醒，指责张成，张成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控制不了，想死死不了，活受罪。”刘芳安慰女儿，并说：“你睡吧，别管他。”张成因此情绪激动，与刘芳争执。刘芳激动之际，想起柜子下有用来灭苍蝇的敌敌畏，遂拿出来倒在一个蓝色花玻璃杯中，放在张成床边小桌上，说：“你不是想死吗？这里有毒药，有本事你就喝了。”“谢谢你！”张成回了妻子一句，拿起杯子便喝。刘芳见状赶紧上前抢夺，但张成还是喝下了一口。刘芳赶紧另外盛了白水喂丈夫，希望能把毒药吐出来。但由于敌敌畏遇水会加速生效，结果适得其反，张成昏迷过去。女儿建议打急救电话，但刘芳说：“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赶紧打电话叫你姑姑他们来，处理后事吧。”女儿无奈打110报案。女儿报案时，刘芳将敌敌畏瓶子和蓝花玻璃杯子扔进垃圾堆。警察赶来后，张成已死亡，刘芳被抓获。

二、争议问题

1、提供农药由丈夫自行服下后采取抢救措施但是却加速药效，丈夫昏迷后并未进一步采取有效救助措施而导致丈夫中毒身亡的，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2、对被告人刘芳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三、理论分析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故意杀人案件，由于被告人刘芳提供农药后，是由被害人张成本人自行服下，故对刘芳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以及如果构成了故意杀人罪，那么在肯定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前提下如何处罚，均存在一定争议。

（一）提供农药由丈夫自行服下后来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丈夫中毒身亡的，构成故意杀人罪

刘芳的行为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将农药提供给张成，并对其进行了言语刺激；二是见张成拿起杯子喝农药赶紧上前抢夺，未果；后赶紧盛水喂张，结果导致农药效遇水加速，张成昏迷过去；三是在张成毒性发作昏迷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关于第一阶段的行为，刘芳向张成提供农药，并对张进行言语刺激，“你不是想死吗？这里有毒药，有本事你就喝了”，导致张成喝下农药中毒身亡。在此有两种观点：1、案发前张成多次有过自杀的念头，刘芳只是为张成的自杀创造条件，其行为不必然导致张成服毒死亡的结果发生，该结果在刘芳的意料之外，故刘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刘芳在知道张成长期以来一直有自杀意向的前提下（“张成因此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并让刘芳为其买毒药，但刘芳均未理睬”），还向其提供农药，并以言语刺激其脆弱心灵，刘芳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们认为，对帮助自杀的行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根据帮助者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情况而定：如果帮助者没有意识到他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且所提供的帮助行为与自杀后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帮助者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帮助者主观上明知他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客观上仍通过言行进一步强化他人自杀的决意，并提供自杀工具或者帮助他人完成自杀行为的，应当认定帮助行为与他人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帮助者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属于后一种情形。被害人张成多年患有遗传性小脑萎缩症，近年来病情恶化，因不堪病痛折磨，常在夜间叫喊，并多次产生自杀念头：案发当日，张成因病痛再次在深夜叫喊，引发女儿和刘芳的不满。张成因为刘芳的一句“你睡吧，别管他”而情绪激动，与刘发生争执。刘芳一气之下将家中的农药敌敌畏倒入杯子，并提供给张成，同时说了一些 “你不是想死吗，这里有药”、“有本事你就喝”等之类的对张成有精神刺激的言语，导致张成服下杯中的敌敌畏。

张成曾有过轻生的念头，“敌敌畏”也是张成自己服下的，但是我们说，轻生念头并非意欲轻生者固有的心理，而仅仅是特定情境下消极心理支配产生的“一念之差”，一旦度过危机，便有可能会重塑生活的信念。然而，被告人刘芳非但没能宽慰其被病痛折磨的丈夫，反而雪上加霜，在与张成发生口角后主动向其提供毒药，以积极的方式推动了本可以避免的死亡结果的发生。试想一下张成当时的心情，本身承受着病痛的煎熬，因病影响了他人休息还要受到家人的谴责，伴随伤心、无助、无奈、绝望，其实这时候哪怕有一句暖心的话，就有可能重燃他对生活的希望。然而，被告人刘芳却在自己的非难声中，向张成递去了一杯冰冷的毒药，张成会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本案表面上看，确实是张成自己服下了毒药，但其实，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无异于是刘芳借张成的手，杀害了张成。可见，刘芳主观上明知张成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并意识到将敌敌畏提供给张成会发生张成服毒身亡的后果，客观上仍向张成提供农药，并通过言语刺激进一步增强张成的自杀决意，最终导致张成服毒身亡。刘芳所实施的行为与张成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关于第二阶段的行为。刘芳见张成拿起杯子赶紧上前抢夺，未果；于是又赶紧另外盛了白水喂张成，希望能把毒药吐出来。从此处可以看出刘芳有所悔悟，想中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是刘芳是农民，并不知道敌敌畏遇水会加速生效，于是导致张成昏迷。根据刑法第24条的描述，中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未实行终了的中止，又称为消极中止；一种是实行终了的中止，又称为积极中止。不论消极中止还是积极中止，都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时间性要件。即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二是任意性，即必须基于自己的意志；三是客观上要有中止的行为；四是有效性要件，必须没有发生侵害结果（没有既遂）。本案中，刘芳的行为属于实施终了的中止，发生在犯罪结果还没有发生之前，故具备时间性要件；由于当场没有人别人的指使，故刘芳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具有任意性；刘芳“赶紧另外盛了白水喂丈夫”，我们可以看出其客观上有中止的行为；但是由于刘芳是个农民，缺乏科学文化知识，不知道敌敌畏遇水会加速生效，所以她喂水的行为缺乏有效性，反而加速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本案中，我们认定刘芳喂水的行为不具备有效性，不能按照中止犯的特征，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关于第三阶段的行为。刘芳在张成喝下农药毒性发作昏迷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张成中毒身亡后果的行为，符合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且能够履行而不履行.从而导致危害后果发生的情形。不作为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2）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3）不履行作为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作为义务的来源主要有四种，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

本案中，刘芳具有救助张成的义务，且当时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故其第三阶段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第一，刘芳有救助的义务。该义务来源包括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和基于社会公共伦理而产生的道德义务。首先，刘芳具有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致使法律保护的某种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从而产生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刘芳向张成提供农药，并通过言语刺激进一步强化他人自杀的决意，刘芳的这一先行行为导致其负有防止张成死亡结果发生的义务。其次，刘芳具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这种扶养包括夫妻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照料、互相供养和互相救助。刘芳是张成之妻，刘芳看到张成喝下农药毒性发作昏迷而不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违反了夫妻间互相救助的法律义务。此外，刘芳具有由社会道德伦理衍生的救助义务。如果张成的服毒地点是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广场等公共场所，如果刘芳不实施救助，他人还可以实施救助。然而，本案发生在较为封闭的私人住所，不可能期待他人实施救助行为，因此刘芳具有由社会道德伦理衍生的救助义务。第二，刘芳有能力救助而未实施救助。张成昏迷后，刘芳明明可以想办法对其进行救助，如送其去医院或者请邻居亲戚帮忙，但是刘芳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助措施，且阻止女儿拨打120，“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赶紧打电话叫你姑姑他们来，处理后事吧”，故属于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综合上述两点，刘芳对张成有义务、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放任张成中毒身亡的结果发生，符合不作为故意（间接故意）杀人罪的特征。

（二）对刘芳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这里的“情节较轻”如何理解和把握，目前尚无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明确。实践中一般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犯罪的起因、动机、目的、手段等情节，犯罪的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认定。把握的一般尺度是，对社会危害性较小，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较小的，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例如，青年男女因婚前致女方怀孕产子后，因无抚养能力而杀死婴儿的；近亲属对一贯为非作恶者“大义灭亲”的；长期受被害人迫害者因不堪忍受折磨而将被害人杀死的；等等。

对于本案被告人刘芳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可能会有争议。有观点会认为，刘芳在张成喝下农药后，自己不予救助，还阻止女儿打急救电话抢救，犯罪情节较为恶劣，不应认定“情节较轻”。但我们认为，综合本案案情，应当认定刘芳的行为“情节较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张成多年身患重病，其因不堪病痛折磨曾多次产生轻生念头，刘芳能够长年坚持扶养和照料，不离不弃，已尽到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第二，近年来张成因病痛折磨，经常在晚上无法入眠，低声。案发当天深夜，张成又在叫喊，招致女儿和刘芳的强烈不满，引发了刘芳与张成进行争吵。刘当时处于激情状态，容易作出过激反应。第三，刘芳向张成提供农药并进行言语刺激的行为，虽然与张成服毒身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毕竟张成先具有自杀念头，且系本人服毒自杀，这与直接将农药灌入被害人口中的行为大相径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可同日而语。第四，刘在张喝下农药后也试图对其进行救济，只不过作为一个农村妇女，缺乏科学知识，结果适得其反。但是其主观方面的悔改意识还是要肯定的。

综上，被告人刘芳的行为应该构成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

四、结语

一个农村妇女对自己脑瘫的丈夫尽心尽力几十年如一日的服侍，当丈夫对自己的生命自暴自弃，妻子也忍耐到了极限而发生口舌之争做出过激反应而引发丈夫死亡的悲剧上演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位妇女。毕竟当她做出过激反应以后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企图拯救她的丈夫，但是可悲的是一位农村妇女缺乏科学知识，结果却适得其反。但是，刑法毕竟是严厉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彻底免除妻子的责任。我们要努力做到罪行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4.303.

[2]马克昌.刑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2.

[3]马克昌.刑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2.

[4]马克昌.刑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