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应寻求在市场中获得更大发展

长篇小说激增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其创作产量从1993年的300部,急速发展到近年来每年出版超过1000部。但与庞大的出版规模不相协调的是,每年大约只有五六十部新作能获得评论和关注,谈得上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更是不多。因此提升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在品质、提高长篇小说的社会关注度,就成为其发展的重中之重。不少作家认为,面对日益浮躁、不断追求快速消费的阅读市场,如何平衡文化市场和长篇小说创作的关系,使其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无疑是未来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思考的课题。他们结合近年来创作长篇小说的实际经历,谈了自己的见解。

毕飞宇感触最深的是,相较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更钟爱主观性内容的文体而言,长篇小说则一般注重客观性。在当下的读图和音像时代,人们的阅读节奏很快,一部作品中有大量对客观事件的“描摹”,很容易让人读不下去,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脑海中的“审美软件”已经更换了。如为了交代一场宴会的场景,作者可能不惜笔墨作了详细刻画,但这样又势必造成小说拖沓以致于不好看。因此作者不得不删去很多过分客观性或背景性的内容,哪怕它是非常必要的。于是,这种做法与长篇小说自身的审美要求、厚度和体量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这也使得长篇小说创作愈发困难起来。

东西则提到了另一个矛盾。现在的阅读和写作都在讲求换代,如何应对当下的市场让作家们感到焦虑。有些畅销书读毕令人没有任何收获和审美的享受,而作家坚持创作的书却并不畅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我国的长篇小说数量巨大,但经过过剩的生产之后,没有多少能够被读者记住。怎样才能既使自己愿意写又能为市场所接受,这确实很难调和。写作有时也是一种竞赛,当看到别人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像标杆一样树立起来时,我们会有一种想与之挑战的冲动。如果树立的标杆不那么让人有所触动,作者的积极性也会受到一定打击。

阎真指出,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文学观念。但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在创作时要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要揣摩读者的心理。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作家要很清楚自己的作品与时代、市场和人们的内心有哪些契合点,以使自己的长篇小说在内容题材和写作方式上都有所创新。尽管自己秉持着崇拜经典、艺术本位的基本文学观念,但不能忽略市场、故作姿态,还是应该考虑与市场融洽地结合起来。毕竟作品的价值是在读者的阅读中体现出来的。

目前不少作品为了迎合市场而出现媚俗化倾向,很多人认为这是“时尚”在作祟。潘向黎对此说,其实很多人对“时尚”这个概念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虽然时尚不停在变,但它并不是没有灵魂的。有的作家很怕只要被时尚的某种因素所吸引,或者自己的作品中透露了时尚的信息,就会显得肤浅和媚俗,其实这是多虑的。时尚本身有其时代背景和心理基础,并不等同于媚俗。作家没有资格用此为自己没有鲜活生命的作品辩护。

杨志军指出,任何一篇长篇小说都有三个层面的评判标准:第一是叙述价值的层面,第二是反映历史和生活的层面,第三是精神层面。中国的长篇小说在前两个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但在第三个层面上还有不足。文学不论畅销与否,要想真正走近读者,都应明白一部好的作品一定要有所属的读者,不论是多少人;作品一定要传递作家的独特经历,并体现出作家自觉的担当意识。我们过去的很多作品都是概念先行的产品,但写小说最难的问题并不是观念的表达,也不是情绪和结构,最主要的还是故事,长篇小说尤其如此。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既不能重复自己,也不能重复别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能量,要耐人寻味。林那北对此有相近的看法。她认为故事对小说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应巧妙地把自己的经验、思想、情感渗透到我们的小说中,因为真正的故事需要在其中渗入作家的智力因素。

除了国内市场之外,海外市场也不容忽视。在加拿大籍华人作家张翎看来,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依然有限。中国每年出版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但进入国际市场的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文是非常难翻译的。以荷兰为例,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可以将中文直接翻译成荷兰文的译者,必须借助于先将中文译成英文,再将英文译成荷兰文。除了语种限制之外,国际经纪人体制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恰恰是一部作品进入国际视野所不可或缺的。要让西方读者接受和认可中国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要准确理解它的背景。国际经纪人不仅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了解国际市场,因此能在对海外的宣传营销等方面把握得更加到位。国际经纪人对中国文化进入国际视野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