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政府改革实处破题

5月13日，深受各界关注的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落下帷幕。会议期间，几天时间里，“幸福非恩赐”“官员财产申报试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等成为上至庙堂下至坊间热议的话题，刮起了今年自3月份全国“两会”后的又一次舆论风潮。

从三十多年前的“杀出一条血路”到当前的“革自己的命”，改革环境的恶化成为最大的隐患。如广东省委书记在参加深圳组的讨论会时所提出的改革之问：“现在的环境至少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

现在来看，改革已经越来越对准政府本身，由于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遏制了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权力不适当下放，职能转变最终会是一句空话，改革的一切努力也会“事倍功半”甚至付诸东流。正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如果不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发展理念，就难以走上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实际上，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谈改革未必惊天地，更需要“吐故纳新”，在具体事项上有所突破。例如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广东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人，却表现出了碰硬的勇气和决心。如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提出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是击中了当前官员财产申报短板的“命门”，让公众看到了“接地气”“真监督”的希望。

打破改革僵局，改善改革环境，首先要从政府自身做起，勇于“革自己的命”，在这一点上已经形成共识。千百年来，历代执政者无不幻想江山永固，但结果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改变不了改朝换代的宿命。其最大的症结就在于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我们当然不能重蹈覆辙，可“革自己的命”又谈何容易？依然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例，近日《学习时报》刊发署名文章，提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乐观角度估计来看，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但是如果政府具备足够强大的反腐决心，贯彻这项制度也许指日可待”。有评论指出，以中共中央党校之权威，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表，引人关注，但“至少还需要10年”的说法同样令人感到沮丧。原本让“已着手起草建议稿”、“一步一步做起来”等官方表态燃起的些许公共期待，被这个十年的“乐观估计”消解殆尽。

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的调研数据，70%的公职人员认为官员财产应当公开，并赞成扩大财产范围至私车、股票等收入，对此持赞成态度的厅司局级官员比例甚至高达91.3%。所以，如果数据无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职官员并非改革的最大阻力，却可以成为政府自我改革、推动反腐的动力。

十年之期固然“漫长”，也让人难言“激情”，不过既然中国公职人员对官员财产公开有如此高的认可度，既然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级别越高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认同越高”，不妨就以十年为期，明确路线图，一是吸取过去由基层入手屡遭顿挫的教训，从较高层官员开始；二是定期向民众、媒体公开路线进展情况，重建民众信心。

面对结构性制度性僵局，面对事实上正在发育的改革共识，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事物，执政者不妨先从官员财产公开这一项做起，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步步落实，给予民众信心，变革社会风气，这种吐故纳新、落在实处的改革，对中国社会而言有着异常珍贵的价值，如此，人们有理由期待广东接下来将要推进的这项改革“试点”。

巧家爆炸案：控制舆情就是遮蔽真相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5・10”巧家爆炸案发生至今已经一周，目前案件处理的种种迹象显示，该案的办案人员的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昭通市委书记夜礼斌要求此案“控制舆情”的重要批示。

5月12日，巧家县官方通报称，经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及现场监控录像等有关证据证明，这起爆炸案系一名叫赵登用的男子所为，并非此前传言的带孩子的妇女，还特别强调爆炸案与拆迁无关。这一阶段巧家官方控制舆情的方法是，仅允许三家媒体观看了案发现场监控视频片段，而这三家获得特权的媒体也满足了巧家县官方的愿望，在报道中异口同声地引用了巧家县委书记方宗辉“爆炸案与拆迁无关”的说法，并予以强调。尽管此前传言爆炸案与拆迁有关，但是，正所谓人命关天，针对一个死伤达20人的血腥暴力案件，巧家县官方如此急于将其与拆迁撇清关系，就不免显得十分突兀，让公众心生疑问。

尤其是官方在指认嫌疑人赵登用时，在作案原因上使用了“疑为报复社会”的措辞，只声言“据调查，赵登用性情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情绪”，而并无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证据，却意图以此为案件定性。这一做法，甫一公布，立即遭到舆论和公众的强烈质疑。

面对舆情陡然升温而并未有效控制的形势，5月14日，巧家县委宣传部、公安局为回应舆论的质疑，召开了“5・10”爆炸案的新闻通报会。这次通报会不允许在场的11家媒体录音录像，可算是进一步贯彻昭通市领导控制舆情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在通报会上，巧家县官方公布了案发现场监控视频片段。还公布了两年前赵登用在网络留下的聊天和文字等资料，称之为赵登用之所以为嫌犯的证据证明。同时，面对嫌犯作案动机、案件炸药来源以及作案过程等关键环节，缺乏过硬可信的证据支持的质疑，巧家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杨朝邦称：“我可以以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从杨局长这句显见不合常理常情，同时缺乏法律常识和大失职业水准的话中，不难察觉巧家县官方迫切控制舆情的心情和努力。

既然缺乏关键证据，证据链无法有效建立，在犯罪动机、作案准备到爆炸实施的各个环节，必然有太多的缺环和疑点。按照常识，这样的案件存在着许多可能性，在获得确凿证据、真相大白之前，不能轻易下定论，只能称之为疑案或者悬案，匆忙武断贸然予以定性，则有酿成错案甚至冤案之虞。具体而言，目前巧家县官方通报，并未消除“5・10”爆炸案的疑点，除了前述作案动机、爆炸品来源和爆炸实施等诸多未知要素外，赵登用网上的过激言论以及邻里熟人对他的描述，不足以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证据。而警方及观看过视频的记者的判断，在现场六个探头监控视频未全面披露并得以彻底分析的前提下，也未必就是公认的定论。

特别是官方通报中反复强调的爆炸案与拆迁无关的说法，更是难以让人信服，倒是很容易让人不难察觉，官方如此匆忙地下结论，迫不及待地将爆炸案与当地的拆迁切割，其中可能大有隐情和玄机。此案中一个简单事实，即可以印证如此质疑是不无理由的：警方虽然证明赵登用与白鹤滩镇的拆迁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却尚未证明赵登用是否与拆迁有间接的利益关系。

而对巧家县，特别是案发地白鹤滩镇拆迁情况有所了解的人，则不难理解，巧家县官方在爆炸案处理过程中急于与拆迁切割和撇清关系，有明显的背景和丰富的潜台词。4月19日，巧家县老店镇发生了该镇官员因强拆违建致人死命案，至今尚未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另外，在网上流传着一篇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5位村民实名举报当地政府违法征地的网帖，图文俱全，其中就有“在实（失）地农民的鲜血洒在我们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相信在巧家为非作歹的官员们也将付出血的代价”的字样―而据报道，案发现场，则正是当地签署补偿协议的服务大厅。面对如此明显的相关性，在巧家县官方的舆情控制动作中视而不见，是否有欲盖弥彰的倾向？进一步而言，爆炸案即使真与拆迁无关又如何？面对一个4死16伤的惨案，主导拆迁的当地政府官员们，难道与拆迁无关就与己无关，人道灾难要由全社买单而轻松免责吗？

纪念灾难 严肃对待“失独问题”

特约评论员 沈彬

在“5・12”汶川大地震四周年之际，《广州日报》报道了汶川地震中三分之一丧子母亲无法再生育这个残酷的现实。

在四川地震灾区，已有超过2000位失去孩子或子女伤残的母亲怀孕生子，她们的怀孕年龄大部分在35岁至45岁，她们的生育经历着高龄产妇的巨大风险。据志愿者组织“妈妈之家”介绍，有三分之一的母亲由于年龄和经济状况，“几乎已经失去再为人母的可能性”。原本在这个巨大的灾难面前，白发人送黑发人总是难免，但是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很多独生子女家庭骤然“失独”，这让天灾显得越发凄然。

事实上，“失独”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失独家庭有多庞大，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先生有这么一个估算：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占了15.6%；2005年高达64%。假设2006年到2010年独生子女比例也是64%，那么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死亡率计算，假设母亲平均在26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2.18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51岁的时候，有1000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

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近1000万母亲可能失去了独生子女，这是个冷酷的概率。失去孩子，一般只是家庭的悲剧，但当2.18亿家庭面临这种风险，在某种概率之下有的必然成失独家庭，这就是个社会风险。德国社会学家UlrichBeck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突发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危机的破坏性不断扩大的风险社会之中。”家庭因意外失去孩子，原只是一个分散性危险；但是已然执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却把分散性风险拧成了社会风险。

生物界的规避是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不使自己的基因遗传中断。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谁家里有兄弟十来个，那就是村里的大户；即使其中有若干夭折，家族依然可以保持兴旺。所以，传统社会中不说是“绝户”，就是“三代单传”都是值得社会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古代刑法甚至有针对独子的死刑赦免政策，叫“存留养亲”。

1973年，我国开始执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相对缓和的。改革开放之初，因为之前“”造成经济凋敝，以及回城知青就业等原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在那个节点爆发了；更因为那是思潮更新的时代，人们对计划生育有了新的认识。国家在1978年提出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雪原的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之后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立即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会议上定了计划生育的国策。

会后的1980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这封公开信并非是提倡，相反中国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时代,独生子女时代来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决定计划生育的讨论会上，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一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二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三是对“四二一”结构的论证。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年之后，所引发的人口红利锐减、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问题，都是当年决策时不曾预见的问题，更别说当下日益“鲜明”的失独问题了。

有人对“失独”提出了特殊养老政策、孤老与孤儿结对子等具体政策，本人认为首先应由决策层全面调研这个问题，很显然目前的“失独”研究还是很草根的。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应由决策层作出全面评估，再谈应对。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前不少改革初期政策的临时性、机会性、缺乏统筹的弊病日益凸显，所以才有了告别“摸石头”，需要“顶层设计”的呐喊。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也需要进行全面审视。

收入分配失衡须动大手术

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回顾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我们极易发现，近乎所有的改革均是形势倒逼使然―拖沓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可能于今年下半年方才启动，其原因亦是如此。

无论是作为家庭收入个体，其最高与最低之间高达65倍的巨大落差，还是作为居民收入整体，其仅占我国GDP比重40%左右的超低水平，均充分说明我国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亦因如此，对于我国当下的经济现状而言，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无比紧迫―这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居民收入占比的过低，不仅会使“促内需”成为空谈，更会给深化市场化改革造成民意阻碍。

无比重要且无比紧迫的收入分配改革，为何会拖沓至今年方才可能启动呢？这是我国当下经济的衰退严重倒逼使然―5月15日，商务部通报今年1-4月我国商务工作运行情况，其中：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378.81亿美元，已呈连续6个月负增长态势；累计贸易顺差（1-4月）仅为193亿美元，是2004年以来探底200亿美元以下的第二次。如果再结合此前统计局的4月份发电量创16个月新低以及央行的4月末M1余额增速仅为3.1%（增速与今年1月份相同）再创2005年以来最低值，对上述四组经济数据进行分别解读，则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已从去年下半年显示的“探底苗头”，恶化为当下的“探底明确”。

实际使用外资的连续6个月负增长，说明我国经济风险敞口的持续加剧，外资已选择加速“逃离”；外贸顺差的收窄严重，说明我国外需拉动型模式已难以为继，“稳增长”遭遇困境；发电量创下16个月新低，说明我国实体经济的严重不景气，“调结构”难上加难；M1余额增速再创2005年以来最低值，则说明我国消费潜力的持续弱化，“促内需”瓶颈难破。

在我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之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显然是无奈但必须为之的举动。决策层试图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在增加民生保障供给、减小贫富差距的同时，相对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以便挽救我国经济衰退于狂澜。但是，对于当下积重难返的我国经济而言，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仅是造成其今日大病的病根之一，除此之外，行政干预市场过度、资本市场效率过低，亦均是滋生于我国经济体内的关键病根。

对于当下而言，如果我们不对经济衰落的内在病症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决策层讳疾忌医，其结果均会使病毒持续扩散，以致使我国经济进入极为可怕的萧条阶段。而如对此仅进行应急刺激，甚至简单地认为过度刺激可以激活我国经济，那么其结果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极可能使我国经济的病症更加严重。

实际上，任何过于注重短期效果的应急方案，对于已积重难返的我国经济而言，其作用已不明显。这从“五一”前后频繁出台的A股政策利好以及5月12日央行年内第二次调降存准率的实际效果，我们即可感知。可以说，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大手术，我国当下经济的严重衰落，极可能迅速演变成极其可怕的全面萧条。当然，如同针对任何一个大病患者手术前需要适当调养一样，对于已然呈大病之躯的我国经济而言，适当的货币宽松、投资维稳等“政策调养”手段亦为必需，以此为结构性大手术提供合理的过渡期，防止未经调养即激进治疗从而使我国经济出现“休克”。

多重病根交叉感染并裂变扩散的我国经济，在合理的“政策调养”期之后，必须尽快进行旨在彻底清除病根的大手术。基于此，除亟须启动收入分配改革之外，还应尽快去除行政干预市场过度以及资本市场效率过低两大病根。通过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从而减少当下实体经济（尤其是民企）恶化的波及幅度并为其进行产业升级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降低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逐步健全基本民生保障，从而不仅使全面启动内需具备起码条件，更减少全方位经济改革的民意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叫停行政过度干预市场，减少“逆市场”对我国经济所形成的人为阻碍，从而大幅提升我国经济运行效率并以此倒逼行政职能的真实转变；对资本市场的低效率亦应尽快扭转，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强化功能监管，从而不仅大幅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更大幅降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仅是构成我国当下经济衰退的病根之一，而欲真正激活已呈衰退之势的我国经济，我们必须对滋生于我国经济体内的多重病根，进行全面透析并施之以符合病理程序的大手术。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我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惨状；亦只有如此，我国经济在度过一定的衰落期后，才有可能再次进入全新的持续增长期。

欧元区解体 狼来了

特约评论员 孙兴杰

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关于欧元区解体的传言如同“狼来了”的寓言一样，从爱尔兰到南欧四国，每次都会想起欧元的安魂曲。2012年5月初，希腊和法国举行大选，主张紧缩的政党铩羽而归，提前举行大选的希腊，政府难产，连团结政府都不可得。西班牙第三大银行急需政府纾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西班牙日渐陷入泥潭之中。“末日博士”鲁比尼断言，2012年欧元区尚无解散之忧，明后年“欧猪国家”将先后退出欧元区，欧元区最快三年内土崩瓦解。

其实自欧元流通以来，“诅咒”欧元的断言就不断传出来，从正统的货币理论而言，欧元是一种怪胎：没有统一的政府信誉为靠山的信用货币是很难长命百岁的。笔者曾撰文认为，欧元危机是三重危机，即货币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2012年5月，欧元最后的防线正出现松动与溃退的迹象，欧元足以依赖的政治意志力慢慢销蚀。

欧元的出现既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大进展，也是英法等国领导人试图将德国“束缚”在欧洲框架之内的政治博弈。欧元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先天不足的命运：没有统一的财政部；也没有以统一政府信誉为基础的债券市场；有一个不能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欧洲央行。欧元危机之后，默克尔为核心的“法德战车”试图弥补欧元“基因缺陷”：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签订了至为重要的财政纪律契约。

欧元危机的纾困计划及其实施体现了德国人的思维和利益，默克尔试图建立一个德国版的欧元区，让“欧猪国家”学会勤俭节约，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欧元的危机管理机制正在陷入危机之中：德国人已经受不了“欧猪国家”的挥霍无度与反复无常以及“吃饱了再减肥”的态度；而“欧猪国家”则认为德国人正在扼住它们的喉咙。

希腊大选中，左翼政党联盟从第五位“连升三级”，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而且得票率与第一位的新不相上下。民意调查显示，下次大选，左翼政党联盟将成为第一大党，正因为如此，齐普拉斯无意参加联合政府。左翼政党的一个口号就是撕毁希腊曾经签署的纾困协议。从长远来说，希腊人必须经受一个痛苦的紧缩过程，低下的生产率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高福利体系，但是，紧缩并不能等同于绝食。希腊混乱的政局显示出，民众对紧缩政策已经没有兴趣了，共渡难关失去了“共识”基础。

希腊的GDP已经严重缩水，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50%，没有增长的紧缩只能导致政治社会危机。与希腊一样，西班牙的失业率高居欧元区榜首，除了爱尔兰有0.5%的增长之外，“欧猪国家”无一例外是负增长。各项经济指标创1999年欧元流通以来最糟糕记录，整个欧元区的失业率创新高，而制造业活跃程度则接近新低。一个开放统一的欧元区内并没有遵循“趋同铁律”而共同富裕，而是陷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之中。因此，欧元区不仅是个货币联盟，更像一个帝国，有明确的核心区与边缘区。

欧元使德国作为欧洲老大的地位更加巩固，没有关税、汇率的障碍，德国制造业迅速“殖民”了“欧猪国家”。信誉良好的德国不但没有分担“小兄弟”们的苦难，反而受益良多，当“欧猪国家”国债收益率屡创新高的时候，德国国债收益率却不断走低，因为德国成为避险之地。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20%，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也突破6%的心理底线，“欧猪国家”未来的融资前景一片黯淡。然而，德国人愿意向“欧猪国家”转移支付吗？如果默克尔有这样的想法，估计第二天内阁就了。

“欧猪国家”的困境如果算得上是肘腋之患的话，那么法国大选以及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则显示出“心脏衰竭”的征兆。奥朗德愿意与默克尔合作完成“紧缩”这段舞蹈吗？即便奥朗德愿意，明年大选之后，默克尔是否会步萨科齐的后尘也是未知之数，从目前来看，德国选民对这位欧洲铁娘子越来越不满。

曾经欧元是欧洲人的信仰，深陷困境的选民们对欧元的信心正在消散，即便欧洲领导人想力挽狂澜，但是多党议会民主制度让一个又一个领导人黯然下台，萨科齐是第八位，很快会出现第九位。对欧元的信心没有了，狼，就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