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和《俄狄浦斯王》叙事学的比较看早期中西方叙事文学

【摘 要】《左传》在文学意识的初步觉醒、文学技巧的巧妙运用和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外汉学界从文学角度研究《左传》主要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正如《左传》是中国叙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也可以说是西方早期叙述文学上的一座丰碑。通过将国外研究《左传》的思路和方法反观《俄狄浦斯王》也可以发现中西方在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上的一些端倪。

【关键词】《左转》；《俄狄浦斯王》；叙事文学

通常认为，抒情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中国的叙事文学到了元明清的阶段才有了真正成熟的发展。而在叙事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先秦的历史散文对后来的叙事文学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其中《左传》在文学意识的初步觉醒、文学技巧的巧妙运用和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国内的《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国外汉学叙述学角度分析的影响。正如《左传》，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也可以说是西方早期叙述文学上的一座丰碑。通过将国外研究《左传》的思路和方法反观《俄狄浦斯王》也可以发现中西方在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上的一些端倪。

一、从外部叙事艺术来看

1、巧妙的故事安排。《左传》相比较《春秋》单纯以时间安排故事的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左传》的主体部分仍然是按照编年来叙述事件的发展，然而其中已经出现了倒叙、插叙等其他的叙述手法。最常见的就是《左传》中经常出现的“初”字。如《宣公二年》传“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中，在写到赵盾的故事时，有“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即而与公为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造而退，遂自亡也。”插述了灵辄之事。《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最为著名的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始就采取了倒叙的手法，将人们带入了紧张、悬疑的氛围中。随着故事不断发展，一个个关键性人物的出场，直到最后证明神谕，俄狄浦斯王正是那个犯下杀父娶母的罪恶的人。因此弄瞎了自己的双眼作为惩罚，也应验了预言师提瑞西阿斯的预言：“富贵成乞丐，明目变盲人。”悬念的设置，叙述的层层深入都将读者带入了这个故事之中，环环相扣的叙述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我们关注两篇作品的情节安排时，我们不难发现，《左传》的倒叙和插叙都是为了解释故事的主要部分，全文形成了一个的强烈的因果关系。而《俄狄浦斯王》的叙述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更吸引读者的目光。

2、不同的叙述视角。叙述视角，简单来说就是故事由谁来讲。《左传》作为一部史书，虽然对作者是否是左丘明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左传》必定出自史官之手。史官自然是知道故事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者。然而《左传》的叙事中却很少看得到史官的影子，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中的叙事文》一文中讨论过《左传》的叙事特点，他指出：“《左传》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方法是‘无个性的叙述’——就是说，在叙事当中，作者很少现身说法，主动帮助读者去理解叙事的含义和目的。”另外，《左传》中“亦真亦幻”的历史叙述也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在《俄狄浦斯王》中，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俄狄浦斯王与命运的抗争更加突出了人的无知和神的全知，通过这种叙述手法从而获取了巨大的悲剧意义——人类对命运的抗争，对真相的追求。

二、内部的叙事内驱力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的《叙事的内驱力》一文中着重阐述了《左传》叙事内驱力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天’：人执行‘上天’赋予的任务。第二层次是人的性格：行为是人物个性的结果。第三层则是人的意志：人有意志地、自觉地作出实现某一目的的决定，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矢志不移。”并且强调了第三个层次在《左传》叙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故事的叙述者以意志和决心推动故事不断向前发展。人物的意志成为了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从编年向叙事衍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推动《俄狄浦斯王》故事不断发展的，一方面是俄狄浦斯自己的探索，但更重要的是上天命运的安排。俄狄浦斯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命运，虽然他想积极的挑战它，改变它，但始终摆脱不了。因此，《俄狄浦斯王》虽然有着人对命运的抗争的开拓，但还是以上天的叙事内驱力为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叙事艺术上，《俄狄浦斯王》发展的显然比《左传》更为成熟。然而，在叙事内驱力方面，《俄狄浦斯王》代表了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那《左传》中对人的意志力和决心的关注表明中国人已经开始更多的关注于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种作品具有不同的作者身份、面对着不同的读者受众。因而作品的写作目的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不同的写作目的驱使下，自然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艺术和叙事内驱力。《左传》作为史官文学。“秉承着史官散文固有的依事说理的特点，通过展现和反思历史进程，以古鉴今，探求社会公理的理性精神和表现方法。”它是史官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帮助后来的君王辅佐朝政用的。因为要以史鉴今，所以要强调历史上人物的错的一方，以避免犯相同的错误。而采取倒叙、插叙等手法正是强调了事情发展的因果关系。有了因果关系方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君王的治国策略起到方法论的作用，并以此教化世人。又正因为其具有的理性精神，才使史官们更为关注于人的意志和决心的作用，劝导人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推动历史的发展。史官是从早期的执掌“接神见鬼”的“巫”中逐渐分流成为专司记事的文职官员，巫可能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事情作出预言。而到了史官则不是依靠单纯的想象而是寻从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兴亡规律，这种理性精神事实上又是对以史鉴今的一个补充。

而《俄狄浦斯王》则是要演给人们看的戏剧。由于读者的不同，取决了他叙事策略的不同。作为一部戏剧所应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一个故事讲的更好听，这就必然涉及到情节安排的问题。通过倒叙的叙述形式能够设置悬念、一开篇便将人们带入一个情境之中，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出场，一步步的把人们引向真相，环环相扣，逻辑性极强。如此引人入胜才能扩大剧本的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而《左传》作为一本史传文学，没有对特殊的读者群的吸引要求，自然不会特意从故事的安排上苦下功夫，他对叙事艺术的使用是由作者决定的，是史官的文学自觉性使然。

由此可见，虽然先秦的叙事散文早已出现，但是其主要的接受对象并不是面向普通的大众读者，因而并不十分重视对文章情节结构等的组织安排。由于各种原因，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精英阶层掌握的东西，叙事文学作为一种俗文学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并得到发展。而西方的叙事文学则从古希腊悲剧时期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方法，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叙事文学之路。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M].岳麓书社，2006.

[2]（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李永祥.《左传》文学论稿[D].陕西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