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下的狂飙

【前言】十字架下的狂飙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路德宗认为，对人的救赎乃是已经由基督完成的工作，人的获救不能凭借自身之力，而是借助于基督以自身代人赎罪，才获得上帝的拯救。所谓“白白的应许”就是这样的含义。因此，与许多其他宗教包括天主教教义不同的是，路德宗信徒们的行善和事工不是为了通过这些行为来换...

摘要：传统上对于席勒《强盗》的讨论与批评，往往局限于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政治角度加以伸扬，忽视了基督教伦理尤其是路德宗对《强盗》的影响，这也导致了对该剧理解的狭隘。事实上，《强盗》是一个暧昧复杂的文本。在剧中所表现出的“不彻底、妥协和保守”无不与路德宗息息相关。本文充分考察《强盗》的宗教基础，着重探讨基督教路德宗对《强盗》的影响，并指出，《强盗》的悲剧意义更多在于启蒙精神对路德宗伦理的弱小。

关键词：《强盗》；路德宗；因信称义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强盗》在席勒作品乃至整个德国文学史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席勒的处女作，也是狂飙突进运动最重要的果实之一。以往对于这部剧作的阐释，通常被习惯性地归纳为“追求自由”、“歌颂豪侠”。但实际上，席勒在该剧中呈现的除了“行动宏伟的英雄”之外，尚有“限制行动的褊狭”，他笔下的强盗卡尔，不仅仅有激烈奔放、呐喊怒吼的一面，而且也有优柔寡断、悲观绝望的一面。这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因素，即16世纪以来，为基督新教先导的路德宗。《强盗》中几乎所有的保守性因素，都可以找到其背后路德宗伦理的驱动。

一

路德宗认为，对人的救赎乃是已经由基督完成的工作，人的获救不能凭借自身之力，而是借助于基督以自身代人赎罪，才获得上帝的拯救。所谓“白白的应许”就是这样的含义。因此，与许多其他宗教包括天主教教义不同的是，路德宗信徒们的行善和事工不是为了通过这些行为来换取拯救和幸福，而且笃信这些行为也不能获得拯救和幸福。对信徒而言，救恩是以基督的牺牲而白白得到的礼物，因此，善功不过是由于爱神敬神，自然而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人和上帝的地位得以固定——人对上帝有巨大的亏欠，人类的渺小奠定于这个亏欠之上，因此人应该努力寻找神，努力接近神。相应地，一旦远离神，人就会感到深深的不安。

在《强盗》中，“卡尔请求父亲的宽恕”与“父亲在离间之下拒绝宽恕”是全剧矛盾的出发点，卡尔就是在渴求宽恕、回到父亲膝下的愿望被拒绝之后，才呼号，愤而成为强盗帮的首领，进而加深了他的罪恶。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可以说，整个《强盗》的情节，就建筑在对这个经典故事的改写之上。

卡尔离家之后，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一个愤世嫉俗、放浪嬉闹的叛逆青年形象。这样一个浪子，何以肯定，他一定能获得父亲的原谅？仿佛他先天就应该获得宽恕与爱。而一旦不获原谅，为何又如此愤恨，怒斥“父亲的诚信”和“以爱还爱”，以至于称其父为“复仇女神”，甚至于愿意“毒化大海，让他们从所有的源泉都痛饮死亡”，最后竟然把父亲比喻为“毒蛇仔子”，要“刺中它的心脏，把它击成齑粉”？

如果不把卡尔的行为纳入路德宗背景来考察，就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实际上，卡尔的信心来自于《圣经》中记载的承诺。在释经学中，浪子父亲的态度，隐喻着全能的上帝对带有原罪的人类的态度——爱、忍耐和宽容，无论何时，只要肯于悔改，就一定会被上帝所接纳。如耶稣所言：“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①这样一个预设支撑着卡尔的信心，而在这个预设背后，则是一个恒定的信仰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构成一个具有强大吸附力的圆心，保障每一个个体的顺服，并给每一个个体“应许之地”，赋予个体们存在的意义——归附于上帝。由此建立起一种主——从、指导——被指导的结构框架。而父亲的拒绝则暗示着这个价值体系的坍塌崩溃，当圆心不再具备维持稳定的能力，得到肆意放纵的就只能是由自由意志所操纵的个体，而路德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坚定反对者——“在人类或天使，以及任何受造物里面，都不可能有任何自由意志”。②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其基本理念则是：“关于什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问题……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客观有效的答案……是现代性的最大特征”③，这也就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志具有先天的、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和优先权。无论是上帝还是政府，都不能优先于自由意志来决定个体的人生选择，如柏林所言：“如果像康德坚持的那样，所有价值之所以是价值乃是因为人的自由活动，而且只有当它们出自人的自由活动时才可称之为价值，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比个体更高的价值”。④因此，在卡尔身上，隐喻的是中世纪与现代、神权政治与自由意志、上帝与自我之间的撕裂与对抗。

这样一种分裂导致了卡尔在剧中的一系列矛盾行为，他在犹疑中抱有希望，在希望破灭后又追求复仇。最初他试图作一个服罪者，最后却成为了犯罪者。卡尔没有服从上帝的旨意和立法，因此在超验的领域，他成为了一个罪人。但他也没有服从世俗的习惯和立法，因此在世俗的领域他还是一个罪人。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而言，他没能够坚持自己的意志，没能够完善地为自我立法，始终问心有愧。无论从哪一个尺度来看，他都无法逃避罪人的身份。于是，卡尔的生命与罪、与罪恶感紧密相连，这一身份决定了剧情的日后发展，也决定了卡尔以后的命运。

二

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因信称义”理论是划时代的，它抛弃了神人之间的教会中介，摆脱了人神之间的交易关系，把是否“认信”确立为判定信仰的至高标准。以此为根基，新教的全部教义得以建立。

以路德宗伦理来看《强盗》，卡尔和弗朗茨这两个形象都颇值得玩味，卡尔代表着对认信的渴望，弗朗茨代表了对认信的拒斥，围绕着是否认信，两者在剧中展现了复杂吊诡的行动。

按照英雄叙事的一般逻辑，卡尔与弗朗茨两者之间的交锋，其顺序应该是复仇——斗争——胜利。但在《强盗》中有趣的却是，整部戏中，两人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对英雄复仇者的神话式描绘和对复仇对象的小丑化书写。为什么卡尔在目睹了弗朗茨禁锢谋害父亲的大恶之后，依然不能理直气壮地声讨弗朗茨？反倒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手下施魏策尔，而且一再强调要将活的弗朗茨带来，这一命令直接导致了忠诚的施魏策尔完全不必要地自杀身亡。而在弗朗茨一方，为什么他在遭到袭击前会沉溺于和一个牧师长篇大论，一再辩论上帝的有无，讨论罪恶的大小，直至他彻底精神崩溃？实际上，这与两人的罪人身份密不可分。

卡尔和弗朗茨都曾杀人、抢掠他人财物，这直接违背了“十诫”中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的诫命，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直接说道“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之下，两人皆属超验领域里的罪人；而在人类的传统中杀人也无疑是重大的罪行，这样，社群之中，两人皆属自然法领域中的罪人。而有趣的是，两人全都藐视世俗社会中的权柄，虽然地位有异、品格不同，但在面对世俗的权柄时却表现出同样的狂诞谵妄之姿。

弗朗茨是一个彻底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和价值虚无主义者，除了切身的利益和达成这些利益的手段，他不关心任何事。对于他而言，不存在超验的力量，对于人唯一有价值的只是个体的力量，因此，他蔑视血缘关系与伦理关系，不考虑任何人文关怀与终极价值，其着眼点始终囿于功利范畴。而在此范畴内，他只推崇自己的力量，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柄。

而卡尔虽然承认自我之外的力量，但对世俗的权柄却显得极为骄傲，他把市政厅和法院称为“制造虚假真理像制造假币一样的家伙”、“模仿神明的猴子”，对其嗤之以鼻。但是，他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掌管人类的超验力量，这种命运观，并不来自于古代希腊传统中的“无常”的神意，而是一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基督式命运观。

彼得在《罗马书》中写道：“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⑤卡尔凭借其自由意志选择了做一个强盗，但同时也深深知道将为这一选择付出代价——“在公开的绞架上和车轮上咽气丧命”，他选择了“罪”，也预备承受“罚”，从这个意义上，对路德宗伦理仍然是认同的。同时，这也可以解释卡尔在全剧中自始至终的“返回纯洁状态”的诉求，卡尔反复感叹“要是能做孩子——要是又能做孩子就好了”⑥，而这样的想法也有幽远的历史渊源，在《马太福音》中，门徒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过一个小孩子来，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进不得天国。”⑦对卡尔来说，这一想法只能是虚幻的梦，因而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卡尔一再称其为“囚犯”——他认为自己“为杀人凶手团团围住——为毒蛇凶蟒重重包围——用沉重的铁链牢牢地拴在罪恶之上”、“像一个囚犯，那叮当作响的铁环把他从自由的睡梦中惊醒”。⑧

卡尔的理想并不是快意恩仇、行侠仗义，而是回归婴儿般的纯洁，这一梦想的不可得又导致了他在实施罪行与恐惧不义之间徘徊。因此，只有在面临巨大的压力时，他才表现出勇悍果决，而一旦压力消失，面对正义、善、至高权柄等超验领域的问题时，他就变得犹豫不决，难下定断。正是这种来自于基督教的“罪”的意识决定了卡尔的犹疑。基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卡尔对弗朗茨的复杂心态，他之所以不肯遵循英雄复仇的逻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倒要求不得伤害弗朗茨一分一毫，就是因为，基于“原罪”理论，无论是罪人惩罚罪人，还是罪人拯救罪人，都是不义的。对于前者，耶稣曾有过著名的“行人”的典故，对于后者，以亚伯拉罕为榜样的“因信称义”是其重要表征。世俗层面上的善行乃至公正，并不能获得神的接纳，只有超验层面上的无条件的顺服和信仰，才能够被上帝认可。这样，卡尔就不能以世俗行为为路径前往上帝之城。《强盗》的一个隐而不彰的主题是卡尔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给主体带来的困扰。

三

路德所言“平信徒皆为祭司”以否定教士的特权，实际上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16世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仍然处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之下，教士、贵族、平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天堑鸿沟。路德所言的“平等”虽然多是集中在宗教领域，执著于宗教礼仪的简繁，强调的是“人”面对“上帝”时的平等，但路德的此番理论却打开了基督教世界通往现代世界的隐秘通途。每个孤独的灵魂在面对上帝时无疑是“平等”的，炼狱并不存在。这一观念极大地震撼了世俗秩序和等级制度，两百余年后，攻占巴士底的旗帜上，“平等”二字赫然在目。

《强盗》中对“平等”的伸张，主要在“破”而非“立”，即着力打破旧的秩序而非描绘理想的社会图景。当面对一个不公平的旧世界的时候，应该选择以暴力颠覆原有的秩序，让创造始于毁灭，还是以顺服的姿态使敌人同样顺服，让公平始于牺牲？这既是《强盗》的内在矛盾之一，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面临现代化潮流时的二难选择。对此，席勒拥有和面对的是两个传统，一个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式的非暴力传统，一个是“德国农民战争”式的暴力传统，《强盗》就是倾向于后者的两种传统合力之下的折衷之物。

因此，暴戾与顺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格在《强盗》中被结合在一起，同时得到传递。在暴戾的传统之下，卡尔点燃一支死亡的火炬，无论僧侣还是贵族，婴儿还是病人，全部被暴力的火焰烧成灰烬。而在顺服的传统下，同一个卡尔会双膝跪下，号啕大哭，卡尔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在于，他始终徘徊于这两种传统、两种资源之间，始终徘徊于暴力与顺服之间。这两种资源都有历史合法性和现实的正义性，卡尔的行为实际上承载了两种传统的价值与博弈。

在《强盗》中，描述了卡尔以暴力形式追求平等但最终失败的过程。根据席勒的自述，在创作《强盗》时期，“他的生活阅历比较简单。他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激情，要发泄，要反抗，可是苦于没有素材。他的创作常常并非在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然后在脑子里加工，而是先有一种观念，然后赋予具体的形象，这在《强盗》里表现得最为明显。”⑨虽然这对戏剧本身造成了伤害，但恰恰由此可以分析席勒的内在逻辑与理路，排除了现实因素的影响，反倒更加容易接近《强盗》的思辨理路与情感特质。

实际上，对于暴力反抗，席勒有着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和理智上的拒绝。无论任何一个不公时代的反对者，不满都是自然而然的情绪、暴力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正如革命带不来面包，激情不等于信仰，暴力的功用极为有限，而只能是暂时的选择。在暴力的极限之处，必然地出现与之相反的路径，

“顺服”的传统在基督教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基督教的奠基者耶稣开始，就一直坚持以顺服的姿态来面对不义和迫害，甚至于被钉上十字架。自耶稣之后，基督徒就开始以殉道的方式来进行反抗，期间形成了若干“福音书”，正是这些福音书构成了《新约》的主体。“顺服”也成为基督教的主流思想，而“顺服”又的的确确是一件缓慢但有力的武器，其力量大到征服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爱德华·吉本认为“犹太人的基督教徒的顽固的宗教狂热”，和“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导致了罗马帝国被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们所征服。⑩

而路德宗教义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马丁·路德试图以摈除《圣经》中无记载的教会教义，恢复《圣经》信仰的方式来拯救堕落的基督教世界。对《圣经》的张扬则导致这样的结果——以顺服的姿态信仰上帝而不是购买“赎罪券”才是通往天堂之路。

这样，卡尔的矛盾反复就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即基督教传统中一贯的“顺服”姿态。他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未果，终于走回了基督教教义，走回了路德宗传统。卡尔本人也成了闵采尔和圣保罗的合体。

四

在著名的曼海姆传说中，《强盗》初次上演时，剧场效果惊人——“整个剧院就像一座疯人院”。《强盗》之所以能具有如此感染力，主要原因在于，在当时的德意志，封建专制制度钳住了人们的咽喉，造成了一副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强盗》中卡尔的血性反抗，点燃了人们追求“自由”的热情，因此，在当时和以后的对《强盗》的认识和评价中，“自由”一直是个不可或缺的烙印式评价。

这一评价固然是不错的，否则我们也不可能理解，何以席勒被视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何以他能同华盛顿一起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卡尔的行为表现是复杂的和暧昧的，《强盗》中所蕴含的意义也远不是单纯的“自由”二字所能概括的。

1520年，马丁·路德写出了“改革运动三论著”中的最后一部——《基督徒的自由》，在该文中，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伦理原则：“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辖管；基督徒又是全然忠顺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辖管”。基督徒既是“众人之主”，其意义在于“基督徒……不受制于万事，反而管辖万事，所以他的称义得救无需善行，因为仅凭信心，就万事俱备”基督徒只仰赖于上帝的恩典与自我的信心，凭借两者成为无冕之王。而同时，基督徒又是“众人之仆”，这意味着在信心之下，为了使上帝喜乐，基督徒应该心甘情愿地服侍上帝，增加上帝的荣耀，而行善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征，是结果而非原因。由此，比照《强盗》中人物的行为，剧中表达的“自由”与上述原则的关系可谓难解难分。

在“上帝——人”的格局中，对上帝而言，本是一个“自在而永在者”，先天具有全能、至高的属性，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无所谓选择与否。而在人类而言，则是有选择的自由的，而选择的正误，则导致犯罪与否。当上帝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吃到满足。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实际上暗示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可能会导致作恶的结果。因此，如何避免“罪”就转化为在何种程度上使用和限制自由意志。

卡尔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实践者，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了选择，选择不当产生了罪，进而导致惩罚。在路德之前，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率先较为详尽地讨论了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在他看来，自由意志是恶行的源泉，而上帝是最完善者，居于秩序金字塔的顶尖。上帝的至善和至高表现为惩恶扬善的公正，而公正应由人的善恶取向所显现，那么，如果上帝取消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就无所谓善与正义了。

在这一前提下，奥古斯丁推演出了针对自由意志所导致的“恶行”的两种惩罚——“法律的处罚”和“神意的报应”。前者是世俗层面的，后者是超验层面的，后者高于前者。尤其是，奥古斯丁提出，生死的权柄应该操之于上帝，路德对上述问题的判断与奥古斯丁同出一辙，在与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论辩中，他一再重复奥古斯丁的观点，坚持反对任何溢出上帝信仰之外的自由意志的价值，而以对上帝的顺服为最高指归。”他声称：“上帝做了许多不曾在道中向我们表明的事，它也定意许多不在道中向我们表明那是他定意的事……只要单单知道上帝里面有某种深不可测的旨意，就已经足够了，至于这个旨意所定意的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定意，以及定意到什么程度，我们毫无权利去询问、渴望、关心或干涉，只能去敬畏和崇拜。”

上述价值判断与伦理尺度在《强盗》之中都有深刻体现，在卡尔身上，尤其表现为他对杀戮生命的忌讳，从面对襁褓中的婴儿到面对大奸大恶的弗朗茨，凡是涉及到生命取舍问题，卡尔屡屡表现出犹豫和踌躇，逼迫卡尔继续为盗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所发下的誓言，强盗们试图以团契的方式与世界抗衡，他们的誓言与生命紧密相关，可以说，他们是以世俗集团的力量来对抗上帝握有的生命予夺的权柄。但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凡人不可与上帝争胜，即便是结成团契，也仍然不能。故此，像施魏策尔一样，卡尔最终也将死于誓言，他杀死了阿玛莉亚，成为基督徒所不耻的凶手。而他选择的终结方式，则是不为强盗们所接受的自首。作为自由意志的产物，卡尔的选择与上帝的惩罚何其相似？

弗朗茨则更为特别，在《强盗》中所有的人物里，弗朗茨是最具“现代”色彩的。他笃信科学，推崇“哲学家和医学家的教导”，认为“肉体毁灭时，精神也停止存在”。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茨拒斥上帝，几乎毫不迷信，最具科学精神与唯物色彩，如果不考虑他的罪恶行经，这些言辞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别无二致。而在《强盗》中，这种气质却和他卑鄙下流的行为匪夷所思地结合在一起，弗朗茨自杀前与牧师摩色尔的对话则更加暧昧复杂，就像摩色尔所怀疑的，弗朗茨在梦见末日审判之后，既“打算嘲笑宗教”，又开始“面对宗教浑身发抖”。在经过最初狂妄的对话之后，弗朗茨终于掩饰不住虚弱，匍匐在上帝面前。摩色尔宣称，弗朗茨犯下了“不是人犯的罪孽，人也无法补赎这种罪孽”——弑父之罪和残杀手足，这不可饶恕的罪最终导致了弗朗茨的自刎。

与卡尔一样，施魏策尔、弗朗茨也都是同一个大变动期的产物。前文所述的中世纪与现代、神权政治与自由意志、上帝与自我之间的撕裂与对抗，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可以看到，在《强盗》中，路德宗伦理是一个无所不在、意义复杂的存在，它以极度的强势，决定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主人公们的命运。作为一个终审者，路德宗伦理判明了每一个角色的罪责，并让他们悲惨死去。那些微弱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在它的笼罩下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说《强盗》是一部杰出的悲剧，那么，它的杰出并不在于主人公自由理想的破灭和美好爱情的失落，相对于启蒙精神对路德宗伦理的弱小，这些都是太小的理由。

①中国基督教协会《新旧约全书》，1994年版，第85页。

②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论意志的捆绑》，《路德文集·卷二》，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69页。

③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页。

④以赛亚·柏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⑤同①，第169页。

⑥席勒《强盗》，张玉书编译《席勒文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⑦同①，第21页。

⑧同⑥，第115页。

⑨张玉书《前言》，《席勒文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⑩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5页。

[11]雷雨田《基督徒的自由》，《路德文集·卷一·导言》，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90页。

[12]同[11]，第411页。

[13]同①，第2页。

[14]同②，第418页。

[15]同①，第198页。

[16]同⑥，第50页。

[17]同⑥，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