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科幻就没有未来

《阿凡达》在中国的首映,赶上全国范围的大降温,北京下起了59年来同期最大的雪,但看《阿凡达》却热成了一个和抢火车票一样的事。这部片子的3D版票价卖到了150元,是北京市城镇居民月平均收入的1/10。再加上前不久的《2012》,科幻片在中国市场的大卖,让所有的导演、编剧们眼红耳热。

2009年早些时候总理明确表态,不希望自己的孙子动不动就看奥特曼,一言既出,国产“动漫”迅速成为各地政府及企业圈地圈钱的完美概念。但“科幻”还没有。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的意义上,“科幻”都像是一块有强大吸引力的磁铁,它完全可以打造成下一个“完美的概念”。

但是,中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却这样说:“我周围没一个看科幻小说的,我也不会和他们谈科幻⋯⋯对科幻最大的打击是人们对科学的神奇感慢慢消失了。”在连续8届“银河奖”的光环之下,刘慈欣的职业身份,只是山西省一家地方电厂计算机室的工程师。

“我们为何拍不出好的科幻片?”王小波写过一篇尝试回答此问题的文章,他没有讲出答案,但设计了一堆让人尴尬的提问:我们缺科学知识吗?缺想象力吗?缺投资吗?缺激励政策吗?他发现,有一点最致命:几乎没有人肯为这样没有“现实意义”的创作花钱。

在美国,盖茨基金会的“探索大挑战”计划,动用上亿美元在全球征集“奇思妙想”,比如将蚊子变成飞行的疫苗注射器。评估程序却极为简单,你只需提交两页纸,就有可能获得十万甚至百万美元的资助。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课题根本不可能在现有的科研体制内获批。某种意义上,这是用另一种语言编写的科幻剧本。

享用完《阿凡达》以后,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在豆瓣上影迷们的跟帖里,中国的科幻迷们给出了清一色的留言:希望有人能翻拍刘慈欣的《三体》―但无人能拍。

最后,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在一次航天会议上,NASA的火箭工程师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发现大家都读过英国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小说。这些当年的“极客”们在找到知音的同时,大肆称赞是克拉克的科幻小说“提供了促使我们登上月球的基本知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