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合合并并中挣扎

我的故乡是安徽一个中等城市。1993年,因为机构调整,我母亲工作的家具店关闭了,她失业了,当时我只有10岁。那个时候,单位和社区没有再就业的鼓励措施和生活补助,母亲只好在街上摆摊卖方便面。那段日子过得很辛苦,两年内我没吃过一根冰棍,家里很少吃肉,因为要交钱,学校组织的春游我一概请假不参加。

但是,在我母亲眼里,做小生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1995年,通过亲戚的门路,母亲进了市矿务局林业处的药厂,成为一个大集体员工。当时的企业里有两种员工,所谓大集体员工就是仅为用人单位劳动部门承认工作资格的员工,与被国家劳动部门承认劳动资格的全民所有制员工在待遇及福利分配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

由于这个药厂拥有某种抗癌药物的自主知识产权,国家有专利保护,销售业绩非常好,工人的工资在我们那个城市也算相当高了。甚至在福利分房的时候,大集体员工也有资格参与。尽管我母亲没有分到房子,但是收入非常稳定,一个月可以拿到近千元,我们家的生活也改善了很多。

但是,2004年,我母亲“内退”回家了。导致她“内退”的直接原因,是矿务局两家药厂的合并。事实上,除了这家林业处的药厂,矿务局还有一家直属的药厂,林业处药厂是科级,矿务局的药厂却是处级。这个矿务局药厂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辉煌过,但是,由于没有拳头产品而逐步衰落。1998年,这个厂全面停产,工人放假有半年之久。所以,矿务局想让两家药厂合并。但是,两个药厂对合并都不甚热心,直到2001年,在矿务局的努力之下,合并才最终完成。

2001年,虽然在名义上两个药厂已经合并了,但药厂员工各成一派,在多个战线上进行交锋。起初,矿务局方面提出“定岗定编”:将全民所有制员工与大集体所有制员工的岗位和薪酬都定下来,但是,矿务局方面给出的方案中,两种员工工资差距很大,使大集体员工居多的原林业处员工受到故意压制。对于这个方案,林业处药厂表示坚决抵制,毕竟,专利药品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财务也是独立核算的。

领导们的待遇也截然不同,林业处方面的官员们所使用的办公室是精装修的,空调、电脑一应俱全。矿务局方面,几个领导却只能挤在一起办公,毕竟,他们只任副职和虚职。工人待遇也是“一厂两制”,一边是工资、奖金、补助一样不少,另外一边,则只发基本工资。然而,2003年,林业处的厂长和财务科长被查出贪污公款,进了监狱。2004年,矿务局的官员都占据了要职,全面掌握了新公司。不久,“定岗定编”也落实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厂长立刻决定,新建三条新的生产线,生产新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在市场上都没有特别的优势,两年以后,全部以失败告终。2006年,药厂只能靠着原来的抗癌药物的盈利勉强运转。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的母亲就“内退”了。因为矿务局方面领导当了厂长,“定岗定编”后,原林业处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工作强度却大幅度上升了,母亲的身体也一直不好。父亲和我都认为,还不如直接回家。办理“内退”前,母亲还有些顾虑,主要是内退后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每个月只有320元。但是,那时候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在一家机械厂工作,也有了收入。最终,我父亲拍板说:“我和儿子两个人还养活不了你吗?”母亲就回家了。

2008年,母亲满50岁,到了正式退休的年龄,开始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每月工资提高到了1000元。

于延文安徽省某机械厂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