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上课记

顾颉刚虽擅写文章，却天妒英才，有点口吃，且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一般学生不易听懂。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当年听过顾颉刚、钱穆讲课的杨向奎也说：“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虽然顾颉刚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天下竟也有如此上课的伟人？简直太让人惊讶了。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北京大学毕业。著作等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1980年辞世。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1941年，共出了七册，汇编350篇文章，计325万字，是史学界一大盛事。《古史辨》的出版，正式奠定了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在从北大毕业后不到6年的时间里，顾颉刚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助教一下子擢升为研究教授，成了史学界一颗最闪亮的新星，这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

顾颉刚上课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他认为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他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他的目的就是要学生鸡蛋里挑骨头。顾颉刚认为有的事可大题小做，但做学问要小题大做。他的学生徐文珊回忆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

谭其骧与顾颉刚之间有一段书信争辩，早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对比今日校园之师生关系，何日会再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貌。1930年，谭其骧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选读顾颉刚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颉刚在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但谭其骧不同意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十二州应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这本是口头一说，不料顾颉刚却鼓励他写成文字。谭其骧回去后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写成一封信交给顾颉刚。顾颉刚第二天就给谭其骧回了信，篇幅长达六七千字，结论是：赞成他的三点看法，不赞成的看法也是三点。六天之后，谭其骧又就顾颉刚所不赞成自己的三点，继续提出论据申述。隔了10多天，顾颉刚再次回信，这次的结果是：同意一点，反对两点。不久，顾颉刚将这两来两往的书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作为这门课讲义的一部分分发给上课的同学。在附说中，顾颉刚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的了！”其时，顾颉刚已是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而谭其骧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

顾颉刚爱才惜才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课选修的人少，他就让学生到家中上课，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的图书资料。在北京时，他家里有五间大屋都摆着书，最多时有五六万册，全部对学生开放。碰到学生提问，他就从架上抽下一本讲解，由于对各类书烂熟于心，想要什么书他随时都能找到，这一功夫令学生叹为观止。顾颉刚不仅把自己的资料对学生公开，治学方法也毫不保留。顾颉刚要算同时代教授中编辑出版物最多的人之一了，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在他班上的学员，他往往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以后，亲加修改，水平较差的文章，他不辞辛苦为之补充润饰成篇，仍用其本人名义，为之刊登。”（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在广州中大时，他就一直利用办刊物出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掖扶持，“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辞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因此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培养了一批学人，班上一个很喜欢打扮的女生在他的指导下居然也走上了研究之路，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离开中大时，学生们都依依不舍，有一个学生干脆就跟着他北上了。1933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偶尔也给北大上课。元旦过后，顾颉刚拟出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致北京大学选课同学书》，如是说道：“我每次进城上课，坐在车里，常常想到北大的学风，真不禁心痛。北大，全国看作最高学府的。北大同学自己，更是高呼‘北大有光荣的历史’的。实在说起来，可纪念的只有一次，此外有什么呢？”“蔡先生受了政府的嫉忌，逼得他不能常居北京。失去了领导的人，其余诸人呢，争名望，争地盘，造党派，相倾轧，于是有些小成就的北大从此堕落了！堕落得只存光荣的‘历史’了！唉，北大的光荣仿佛只是一场。”

前述是顾先生在为大学生讲课。那么，走出象牙塔之后他又是如何上课的呢？依我看，仍不失学者风范，拳拳报国、关注民生之情跃然其间。我们且从他的备课来感受一下吧。1938年1月4日。那时，顾颉刚在青海西宁考察了一段时间，回兰州后，应即将开学的临洮讲习会邀请，偕周志拯、王志梁、金素兰等8位讲师共9人乘汽车踏上了去临洮的路。到临洮后，顾颉刚一行立即投入到了讲习会的筹备工作中，“决定（开学）时间为星期三。自1月8日至27日，逢星期不停”。并制订了讲课内容：时事知识方面有《国际情势》《日本现状》《国防地理》《中国资源与抗战前途》《国防教育》《边疆问题》《军事常识》《战时地方自治》凡八门；教育方面有《教育通论》《社会教育》《健康教育》《实行中心教育制》《物理常识及教学法》《化学常识及教学法》《史地及教学法》凡七门；农业知识有《农业知识》《农田水利》《农村经济》《合作论》《甘肃合作事业》《农村劳作教育》《保甲制度》《防疫常识》凡八门，由顾颉刚、王树民、金素兰等十多人任教。又决定每晚开小组讨论会，讨论内容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健康教育、农村经济及合作、边疆问题、时事座谈共八类，由顾颉刚、李林漫、周志拯等8人召集。“8日：小学教员讲习会行开学礼……予为会长，亦致辞。学员140人，讲师及来宾约30人。12时，摄影而散。”开学后，顾先生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一边讲课一边继续考察、研究临洮教育情况。3月6日又冒着漫天飞雪自康乐回到临洮。这段时间，顾先生带着牙痛病编写完6000多字的《讲习会讲义》，接着又借用西北防疫处后院僻室，闭门谢客，夜以继日地花了将近一月时间，草拟了4万多字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报告书》中在对甘、青地区自然、经济、文化现状调查、剖析的基础上，为西北教育提出了科学、具体的改进设计方案和全面、细致的财政预算。临洮农校邀其作对联，顾先生口占一联曰：“当求征服自然，莫说靠天吃饭；宁舍现成产业，必须努力开山。”这是顾先生在临洮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在为时一年的西北考察之中花费精力最多也最难忘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