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对我们的启示

时间:2022-10-10 02:07:00

在今天的中国谈论甘地,别有一番深意。从暴力强拆、杀童到警民暴力对抗,各种恶性暴力事件接连发生,使人不能不常常想起甘地的“非暴力”。在印度的很多历史节点,正是靠了甘地个人的精神和心灵力量,才阻止了暴力的漫延。所以,对当下国人来说,所谓理解甘地仁爱之心,就是如何学习、领悟甘地的非暴力主张。

但在大陆,学习甘地又是困难的,因民众普遍缺乏倡导非暴力所需的信仰基础。甘地认为,如果人们都有对仁爱之神的信仰,非暴力就会成为所有人运用的一种力量。对甘地来说,非暴力与信仰有关,是神存在于人类身上的证明。如果兽的律法是暴力的话,人的律法就应当是非暴力,这给了他坚定的意志。印度民众大多信仰印度教,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又与印度教的许多教义吻合,所以他的主张极易得到大多数印度民众的认同。

甘地不像印度教或佛教徒那样,主张“戒杀”。他曾说过,如果有人持刀乱砍乱杀,那么无论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视为慈善的人。故而在甘地意识中,非暴力不仅是“不伤害”那么简单,而是要怀着仁爱之心对待一切生命。非暴力在甘地的词典中,是一种纯粹的爱,主动去爱一切人,包括“爱那些恨我们的人”、“爱仇敌”,这对普通人显然极难做到,但甘地认为靠着神的恩典,这种爱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所以甘地说:“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

这种带有宽恕之心的“爱敌人”,若无作为基础,确实不大容易想象。在今天网络上,如果有人要求人们去爱敌人,肯定会被网友的吐沫淹死。可见,即便领悟像非暴力这样的思想,也须以或传统文化为基础,不可能凭空让人接受。它的很多基本观点,须经过本民族的历史检验,民众在内心已将之奉为真理。对印度民众来说,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并非是无源之水,在本民族的信仰中是有渊源、有传承的,从古代耆那教、佛教到印度教,与非暴力主张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认知。正因为如此,印度民众在响应甘地的主张时,能时刻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并从现实的作为中感到来自神的恩典,与他们的宗教经验是完全对应的。

即使有这样的宗教基础,甘地生活的年代,仍常常发生警民间的暴力对抗,和当下中国有相似之处。1922年印度某村村民示威,警察开枪射击,愤怒的民众点火焚烧了警察局,20多名警察丧命,政府对民众进行镇压。正当全国民怨沸腾时,甘地宣布绝食,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因为他不期望用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在甘地的哲学中,手段和目的意义相同,不纯洁的手段只会导致不纯洁的结果,仇恨的手段也会带来仇恨的结局。由于甘地的意志坚定,国大党只有遵从。

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暴力对人的损害是双向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心灵同样会受到残害。如今的很多暴力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执法者的身影。虽说在现代社会,公安、法院等执法者,可依靠强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但这种强制手段,是指在打击犯罪时,可对犯罪分子合法地使用暴力,如果执法者在执法时,不注意这种暴力实施边界,伤害到那些并未犯罪的民众,就极易将一种暴力心理传导给民众,最终引起民众暴力行为的反弹。这时,在人们眼中,暴力抗争就可能显示出一种正义。

所以对当下执法者和民众来说,认识到甘地“手段和目的”的同一性,尤为重要,暴力的手段只会带来暴力的结果。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有对暴力守衡原理的论述,认为即便是合法对社会和个人施加的暴力,最终也会反弹给社会。如果执法机构,常要依靠暴力来维持社会稳定,其结果往往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为暴力执法的覆盖面越大,被暴力扭曲人格的民众也会越多,一个社会的理性空间只会越小,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真正稳定的社会,绝不能依靠暴力来维持,而是需要民众有对国家法治权威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真正坚实的基础。

甘地对民族独立的认知,也极富远见。他期望的民族独立,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所以他期望用尊重和善意使对方改变。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后,曾告诉甘地,认为苏联会成为未来的希望,但甘地却认为苏联的权力是以暴力夺得和维持的,任何基于暴力的统治都无法长久,他说“用剑得到的东西,也会因剑而丧失”。所以,当国大党其他人对他的非暴力主张产生怀疑、犹豫时,他总是奉劝大家,千万别相信暴力学说,因为暴力者获得权力,会延续他们惯用的暴力手段,将国家变为集中营。印共因此将甘地视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同盟者。如今看来,甘地确属先知。

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者也有过同样观点,认为一个依靠暴力取得合法秩序的社会,暴力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原罪。如果不正视这种原罪,不试图通过清算和疏理来获得救赎和宽容,暴力就会以其他方式在这个社会中不断出现。当下国人的暴力文化心理,有诸多来源,包括“”这种暴力狂热年代的集体记忆。那个年代,阶级仇恨和暴力反抗,成为大多数思想和文化作品的动力。这些革命和暴力文化兴起的地方,其他文化样式必须陷入沉默,让位于对暴力革命的言说,使摄人心魄的暴力热情,深植于民众心中。“”惨绝人寰,和民众的这种文化心理有极大关联。改革开放后,这些暴力史实被迅速归入历史遗迹。我们常以为对历史事实,只需用简单的遗忘,就能换来和解与对未来的向往。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在公共生活中,一直缺乏对这种暴力意识的审视与纠正,这种与时代精神并不相容的文化心理,依然保存在人们头脑中,只要时机适合就会爆发。

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正在成为酝酿很多暴力事件的土壤,在这个年代,我们多谈谈甘地的非暴力,显然有很多的积极意义。在中国人的习惯意识中,非暴力是弱者所为,是无法用暴力对抗暴力的无奈之举。但在甘地看来,非暴力却意味着精神的强大,暴力才是虚弱的表现。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会使用暴力方法对待别人,而那些对正义有坚定信仰的人,反而会用非暴力来反抗邪恶。甘地有一句传播甚广的言论,是这么说的:“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

人类并没有办法完全避开暴力,但如何减少与缓解各种暴力事件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来研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只是启示之一。如何理性面对暴力产生的社会语境,如何重新审视和认知我们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中的暴力基因,如何通过信仰行为、社会对话,包括对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的重塑,来创造一种可以化解民众暴力行为、舒缓民众情绪的社会机制,主动扩大民意宣泄的渠道,使那些被压抑和扭曲的心灵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从暴力心理中走出来,已成为今天刻不容缓的任务。没有这些基本认知,社会的暴力事件只会越来越多,并可能成为恶性循环,这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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