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先进制度”的迷信

安装红绿灯好呢，还是取消红绿灯好？判定的标准只有一个：哪种方式更有利于人的安全。学习人家先进制度是需要的，但是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看来还是要丢掉偷懒心理，破除“先进制度”的迷信，老老实实面对中国当下的问题，找出最合适的解决之道

据报载，某发达国家，正在考虑取消小镇街道的红绿灯。

原因是红绿灯增加了交通事故。本来旨在减少交通事故的装置，怎么会反而增加了交通事故呢？但细想起来，还真有可能。小镇上人少车少，有时半天来不了一辆车，久而久之，红绿灯对行人的警示作用也会越来越淡。司机也如此，停在道口半天也过不了一个人，因而闯红灯之事也就时有发生。这样，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如果没有红绿灯装置，行人过马路，总得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有了红绿灯，人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一见绿灯低头就过。司机也如此，没有红绿灯时要经过路口一定是会减速鸣笛，如有了红绿灯装置，一见绿灯也就呼啸而过。万一有个闯红灯之人，或闯红灯之车，悲剧也就发生了。

交通管理，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目标。安装红绿灯好呢，还是取消红绿灯好？判定的标准只有一个：哪种方式更有利于人的安全，既然安装红绿灯增加了交通事故，那当然应该取消。红绿灯固然属于先进的装置，但是对一个人口稀少的小镇来说，却不一定合适。这还不单单是个管理成本的问题，因为安装红绿灯需要增加公共开支；从管理的实际效果来看，安装红绿灯也是适得其反。既然又增加成本，效果又适得其反，哪有安装之理。

由此可以推论，不是要最先进的，而是要最合适的。

这引申出一个制度设计和制度选择的问题。是要最先进的，还是要最合适的？这正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遇到的两难选择。什么是最先进的制度？由于制度评价与技术评价不同，与评价主体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联。这里为了讨论方便，笔者将“先进制度”预先设定为发达国家采用的制度。于是，问题就转换成：后发现代化国家是移植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还是从自己国情出发设计和选择合适的制度？

移植发达国家先进制度，还需要澄清一下，是移植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成熟状态的制度，还是移植当年现代化刚刚起步阶段的制度？如果是移植目前已经成熟状态的制度，必然会遇到前面谈到的“小镇上的红绿灯”同样的问题。如果是移植当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制度，那我们实际上是假定这个世界二三百年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显然，这个假定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纵观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歧路、陷阱、失误，症结就在于此。在发达国家与自己国家巨大的反差面前，在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的驱使下，盲目地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所谓“先进制度”。殊不知，这个“先进制度”与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当下的问题是相联系的。但问题不一样，解决的办法哪能一样呢？

想想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热闹劲，就像是把大城市的红绿灯装到了小镇上。也实行议会了，也三权分立了，也多党竞选了，民主政治的形式都有了，但是民主政治的实质好处却一点也没得着。当然，你可以说，忍一个时期就好了，适应了就好了，问题是都刀兵相见了，还怎么忍？如同红绿灯一装都死人啦，还怎么忍？先拆了算了。也许十年半载还得挂上，那是以后的事。

学习人家先进制度是需要的，但是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学习别人，也许可以让我们在再创造过程当中少走点弯路，但是绝对不可能替代这个过程。看来还是要丢掉偷懒心理，破除“先进制度”的迷信，老老实实面对中国当下的问题，找出最合适的解决之道。（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